我在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八岁的时候出生。我的名字是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一起起的。
“槿”不仅仅代表韩国的国花“无穷花”，也代表“国家”之意“惠”代表“恩惠”。据母亲描述，年轻时的父亲是位浪漫派的男子。母亲的娘家相当富裕，外公的事业相当兴旺，母亲从小被称为“校洞小姐”。母亲原本想念大学，但因为当时外公对女性教育持保守观念，反对她念大学，最终毕业于培花女子高中。母亲对父亲一见钟情，但外公不太满意父亲，不愿将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军人。那时，我的父亲军中的少校，薪资微薄，连一座房子都没有。可是，母亲就是那样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父亲，她说:“当时他脱军靴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可靠，虽然一个人的长相可以骗人，但背影是骗不了人的。见过几次面之后，我更深信自己的直觉没有错，他是个朴素又值得信赖的深情男子。”
当我和妹妹问起母亲与父亲的相遇时，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选择对象不能以金钱或外表来衡量，而要以信任与信赖为优先考虑。她说：“身为穷苦军人的妻子，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有你们父亲贴心的照顾，我一点也不委屈。以后槿惠和槿令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靠得住的男人。两个人若能以真诚的心相处，那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父亲是个铁血军人，他1944年毕业于日本关东陆军士官学校，其后在伪满第六军管区第八步兵联队任职，被授予日本陆军少尉军衔。之后被分到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635部队。
1945年1月，父亲随部队“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得到日军上司“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他的的第8步兵联队拒不投降，并枪杀苏军联络员。苏军展开围歼行动，父亲带同3名朝鲜籍军官逃出包围。之后他乔装难民来到北京，混入国民党中央军，军统调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解除他的武装并羁押数月后于1946年遣返他回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宣布独立。
1946年6月父亲回国，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并晋升为陆军上尉。
之后，他在仕途上就一路高升，先后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情报室室长、科长、师参谋长。
1953年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同年7月朝鲜停战后，赴美国俄克拉何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1954年晋升为陆军准将，任第二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
1955年任师长。1957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副军长、师长。
1958年任军参谋长，军衔为陆军少将。
1959年任军管区司令。
1960年1月任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令。
1961年5月，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8月升为中将，11月升为陆军上将。
1963年，父亲当选总统。
而我，则以“第一女儿”身份入住青瓦台。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母亲的理由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
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边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
母亲说道：“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还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
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相反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
或许大部分人认为身为总统的女儿，我或许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
在那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在青瓦台我慢慢的长大，我也看到了很多该看到和不该看到的东西。
看看国外一个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卖几十万美元，我感到震惊了，一个小小的芯片就能让我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工作一年的工资，我被深深的刺激到了。
于是，我对父亲说，我要读电子大学，将来也能制造出那样高端的芯片。
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
1974年，我考上了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我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然后，就在我的进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父母遭到刺杀，我的母亲陆英修不幸身亡!
我匆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回国，我知道我不能悲痛，因为我不仅仅是朴槿惠，我更是总统的女儿!
我的父亲需要我，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承担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我还要承担其我母亲的责任——替代我的母亲行驶“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悲痛，我们一家人也都很悲痛!
但是，悲痛之余，我们还得继续前行。
父亲，是个军人，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很快从沉痛走了出来。
他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使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解决了当时韩国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
他促成京釜高速公路的兴建，使韩国的物流大幅改善，经济得以突飞猛进。韩国的GDP在1969年首次超越朝鲜。他不顾众多反对，力主“只要干就行”建设“京釜高速公路”，建设“龟尾工业园区”。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他，为了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他对待敌人毫不手软!他的敌人太多太多了，他们时时刻刻的想要致他于死地!
而我，天天替他担心!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79年10月26日，我父亲带领他的卫队长车智澈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他和车智澈斥责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一怒之下，拔枪将他们射杀。
我的父亲为国捐躯了，终年62岁。
随着父亲的去世，我不得不被迫远离政坛，但是我没有忘记父亲的理想。
我立志为秉承父亲遗愿，为国捐力。
1997年，我加入韩国大国家党。
1998年4月，我赢得中期选举，当选国会议员。
在我的心里，我是希望韩国和朝鲜是不应该“敌对”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家人，不管曾经我们有过多大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有多敌视对方，但那都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事实。
2002年，我赴平壤访问，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接见。
2004年至2006年我成为了大国家党最高委员，2005年5月、2006年11月，两次访问中国，就是那时中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6年5月，我在首尔帮助一名大国家党候选人竞选首尔市长时，遭到暴力袭击，右脸被文具刀割伤，伤口长达11厘米。当时恢复脸部的伤，在崔顺德家待了一周的时间。
2006年6月，我辞去大国家党党首职务。6月11日，我正式宣布竞选大国家党第17届总统候选人，不过最终我还是败给了李明博。
面对失败，我没有灰心，我继续为了国家不断努力。
2012年7月，我再次正式宣布参加于2012年年末举行的总统选举，12月19日，我获得51.6%的投票，确保击败获得48%选票的另一位主要候选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成功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韩国第一个女总统。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的命运!因为这么多年，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但是，明知是深渊，我也将毫不犹豫的跳下去!
正因为，我深爱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愿意承担一切!
我知道我们是美国的盟国，我也知道我们国家的命运被美国把控着，而我更知道美国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盟国，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棋子”，他们只不过想把我们来遏制中国的工具!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无疑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未来。
为此，我不惜一切，也要和中国走到一起!
2015年9月3日，即使西方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警告我不要参加中国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韩国的未来在中国，不在日本，不在西方，更不在美国!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部署“萨德”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
我也知道，很多人说部署“萨德”是我的决定!
其实，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难道我不知道“萨德”预防不了朝鲜么?难道我不知道“萨德”只是美国为了利用我们来战略“震慑”中国和俄罗斯的么?但是，我没有办法!部署萨德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是那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绑架”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只是个“棋子”棋子，注定只是棋子!棋子，没有自己的命运!我抗争过，但是，终究抗拒不了“棋子”的命运——被棋手掌握着的命运。
也正因为“萨德”，所有人给我安上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我成了人民的罪人!
对此，我不想再解释了!
我，太累，太累了!
未来，是什么样的?
等待我的，又将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了!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韩国真正摆脱“棋子”命运的那一天!再见，青瓦台!哦，不，永不再见，青瓦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