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中国学术如何起死回生？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大学发生了跨越式发展，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来自国家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在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虽然学术研究在数量产出上获得大丰收，但为什么公认的、有分量的一流成果却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至今无法站在世界的前沿?

　　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术评价体制，如果评价体制发生了问题，就会诱导研究人员向扭曲的方向发展。在大学学术研究之中，理科、工科、医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学科内在逻辑，不宜一刀切地实行同一种学术评价体制，本文仅就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人文学科评价体制改革谈谈我的看法。

量化、外在、行政主导评价体制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高校来说，今日的人文学科实行的是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的学术评价体制。

　　先说量化的。科学研究在今日之中国高校，被抬高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不说研究型大学，即便是教学型乃至职业型学校，学校是否优秀，教师是否能够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科研的成绩单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甚至没有之一。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论文发表，便一俊遮百丑。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量规定，而一个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篇数，都影响到从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大学排行耪的位置，是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产量是最重要的，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的。

　　再说外在的。鉴于大量论文粗制滥造，这几年各大学开始重视论文的发表质量，以教育部认定的CSSCI或核心期刊的发表论文为统计对象，而研究型大学为了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又将国际学术界为了引证统计需要所设定的SSCI和AHCI论文系列，作为进入国际学术前沿的标志，给予特别的奖励。这几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影响因子评价指标，一篇论文的好坏，还要看其在其他刊物上的引证率或转载率。于是，所谓的好论文，只是看其在什么刊物发表，有多少影响因子，只要是发表在国内权威刊物或国外引证期刊的，就能得到国家、省部级和学校的奖励，至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如何，则可以忽略不计。

　　量化的、外在的学术评价体制，其实质乃是以行政为主导。关于大学的“去行政化”，这几年谈了很多，争议也很大，然而，所谓的“去行政化”，核心问题不在于大学是否要有行政级别，而是不再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事务，而能按照学术自身的逻辑，通过大学教师的学术共同体实现“教授治学”。如今国家与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控制了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源，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不仅垄断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上述量化、外在化评价系统，则是一种最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学科的评价系统，是充满学术价值性的，只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之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一种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学术成果的好坏。

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的产物

　　以量化考核为中心的行政化评价体制，因为受到工科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视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获得，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强不强，能不能晋升职称，拿项目成为比研究成果更显赫的衡量指标。以项目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或许比较适合工科、理科和医科，也部分适合某些社会科学，却不一定适合人文学科。因为古老的、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其最需要的是闲暇和自由，却不一定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历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学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更非团队攻关、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前几年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统计也发现，在省部级奖项之中，大部分都不是项目成果，而是个人自由研究的结晶。

　　一个常规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资料、数据收集与学术交流经费之外，其实并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乃是让其能够不必因稻粱谋而影响研究，能够凭自己的教职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过虽不富裕、却比较体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条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由，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对学术前沿的判断，自由地选择研究的课题、方向与方式。

　　今日中国大学的人文研究弊端在于，一般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维持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性条件一部分要靠争取项目获得变通性补贴。于是，课题的设计与选择异化为稻粱谋的工具，学者注重的是投入/产生的效益比，即如何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如何以最捷径的方式完成项目，而个人研究的旨趣、创新、突破倒是退而其次了。任何学术的创新都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创新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然而，如今的项目评价机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法则，学者们纷纷选择那些四平八稳、包赚不输的平庸选题，人文社科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出不了精品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人文学者自由研究的外在精神条件也变得越来越稀缺。过度的升等压力和生存竞争，使得学者们特别是年轻学者忙于应付升等的量化指标，生产达到发表及格线的短平快作品，没有闲暇和耐心细细打磨学术精品。而人文学科的经典通常都是闲暇的产物，是长时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淀。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青年学者进所之后三年不准发表文章。老一辈的大家经常告诫年轻人：要做大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厚积薄发，养成大气。一有心得就发文章，气散能尽，成不了大学问。然而，如今的年轻教师进入大学之后，三年不发文章，连饭碗都成问题。

　　这套学术评价机制，与奖勤罚懒、优胜劣败的公司化管理共享了同一个对人性理解的逻辑，即人性在本质上是堕落的、趋利避害的，假如没有“一条鞭法”式的奖勤罚懒措施在后面鞭打，教师们必定懒惰成性、疏于研究。的确，如今的中国大学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混口饭的大有人在。然而，这种鞭笞懒汉式的工厂式管理，可以让东坡先生惶惶不可终日，却也让真正有学术兴趣的学者疲于完成量化指标，不再有闲暇从事有价值的学术创造，真可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而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由一千个平庸者、而是由八百个学术精英创造的。一个好的学术评价体制，与其让优异者与平庸者在同一条跑道上疲于奔命，不如适度地容忍平庸者，让学术精英有自己的自由创造的空间。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是打破一刀切的量化，实行可自由选择的双重评估体制，即在一般的量化指标之外，另辟“代表作”评价体系，让那些真正优秀的学者摆脱繁重的量化考核，以自己优秀的代表作参与竞争，证明自己。

　　要创造一流的学术成果，核心是尊重学术、尊重教师。所谓尊重，不仅是为其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要紧的是尊重其学术与人格的尊严。学者的内在人性有复杂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与普通人无异，有趋利避害的惰性，另一方面，由于其从本科到博士长达十多年的专业训练，使得他对学术多少有一点超越功利的内在兴趣。一个好的学术评价制度，可以帮助学者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功利性，将其对学术的内在兴趣激发出来，成为可持续的研究动力。而一个不好的评估体制，要么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纵容懒汉，要么是逼迫人人都成为功利之徒，而失去学术的内在兴趣。学术评价体制改革的核心，不是激发教师追名逐利的外在竞争动力，而是如何保护和发掘他们的内在学术兴趣。是兴趣、而非功利才是创新之母。

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如何在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评价体制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在于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

　　如今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的学科排名，还是民间各种大学或学科排行榜，皆遵循同一个评估标准，即以一系列量化的数据为基础的评分制，而对教师的能力、研究生论文的评审，也是一张分解为各种要素的打分表。这种“数目字崇拜”的评估标准，是否适合理工科不敢妄断，至少是对人文学而言，乃是形式上的科学、实质上的不合理。因为一篇文章的好坏，一位学者是否优秀，一个学科是否一流，不是各项指标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综合的评价。真正有突破性的论文，可能分项指标不高，但只要有独特的发现，就是值得鼓励和推荐的。一个学者是否优秀，最重要的是“整体观”，就像评价一个女孩是否美丽，你不能将她的五官分别打分后相加。有些美女眼睛、鼻子、嘴巴单独而论并不漂亮，但整合在一起，就有一种和谐的美。外貌尚且无法分项量化，何况学者的综合学术素质?

　　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一级学科评估，也是以打分为排名基础。然而，这张名单在各学科之中招来众多非议，因为与学界自身的“隐匿排名”差异不小。学术界衡量某大学某学科是否一流，其核心乃是看人，其骨干教授当中有无公认的大家，青年教师当中有无优秀的未来之星。而教育管理部门的评估之所以失准，乃是其评估体系当中没有“人”，只有数字。即使有“人”，也是以所谓的“千百人”、“长江”、“杰青”这些身份为含权统计分数，这依然是一种外在的行政化评判标准，而非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虽然形式上排除了个别官员的行政意志，但其依然体现了非人格化的整体行政意志。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了这套客观的、形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那么究竟由谁说了算?不仅行政管理者有此担忧，许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更为担心，数据说了算，还算有一个形式上的公平竞争，一旦由人说了算，那么可变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需要公关的成本越加昂贵。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术评价体制的变革，不仅要在形式上“去行政化”，而且也要在实质上“去行政化”，将学术评价的价值尺度和评估过程真正交回给学术共同体自身，而不是委托给某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行政官员，还是学术大佬。

　　民国时期的学术评价，学术权威扮演了核心角色。梁启超的一句话，让既无大学文凭、又无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年的学术大师有崇高的专业与道德权威，他们以一己之学术与道德信誉担保，维护了一个国家的学术秩序。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失去了学术权威的时代，即使有学术大家，也是有权力而无权威，其学术判断能力和道德信誉未必为公众所信任。权威已逝，秩序何在?唯一的希望是学术共同体本身，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讨论与协商机制，通过竞争性的评审、对学术的专业讨论、多种价值与利益的博弈、协商与投票，逐步建立起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标准和程序性规范。

　　比较起同质化的外在评估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是多元的，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立这套学术共同体的评估体系，要比一刀切式的外在评估艰难得多，它不可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而获得，不得不经过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互动和不断试错累积性地自然演化形成，然而，其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规”，成为内化的价值尺度和学术风气。而中国的大学，如今不缺各种外在的行政法规，独缺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行规”，外在的行政法规可以轻易变动，但学术共同体的“行规”一旦确立，就会内化为学术共同体共享的内在价值，演化为难以颠覆的学术传统。

创新是怎样炼成的?

　　学术评价体制的改革，大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发表学术论文的专业刊物和出版学术专著的出版社也是同样重要的环节。

　　先说学术期刊。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将国内的学术刊物分为权威刊物、CSSCI刊物以及其他一般刊物，还有的大学，更分为A、B、C、D四类。而所谓的权威刊物或者A类刊物，基本看主办方的行政级别，《中国社会科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乃是“权威中的权威”，因此各大学非常重视，纷纷设立了天文数字的论文奖励。其次是中国社科院所属各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刊物，不少大学硬性规定，教师的职称升等，必须有权威刊物的文章。然而，这些权威刊物，与其说拥有学术权威，倒不如拥有学术权力。在一个缺乏学术权威的时代，权力代替了权威，成为了“权威刊物”。

　　按照外在的形式化评价标准，只要在“权威刊物”发表了论文，必定就是有创新的好文章，各类奖项自然接踵而来，锦上添花。然而学术界的许多例子，恰恰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往往不是在公认的“权威刊物”，而是在学术共同体自办的同人刊物上首先突破的。因为一项真正的学术创新，由于其多少是对已有学术范式的反叛或发展，在一开始往往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很难在主流的学术刊物、尤其是权威刊物上得以通过，只能在同人刊物中“试水”。这些年不少富有创意的好论文，都出自这些以书代刊的优秀同人集刊。每一本同人集刊，背后就是一个有共同学术趣味和研究范式的学术共同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相濡以沫，相互呼应，形成了小小的专业学派。随着新的学术范式不断地修正、补充、完善，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为主流学术界所接纳，甚至成为新的潮流。到这个时候，那些主流性的权威刊物才会注意这些真正具有范式突破意义的学术论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创新，从来不是在中心爆发“革命”，都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从边缘走向中心。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最看重的是学术创新和学术突破，绝对不能以所谓的“权威刊物”文章为唯一的衡量尺度，而要本着“英雄不问出身”的平等态度，以学术共同体的内在尺度来检阅学者的每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增量的学术价值。

　　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由于受到理工科的影响，重论文，不重著作。著作方面，只须达标，便算及格。而事实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一个优秀的学者，必定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今天在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规范的学术著作出版制度，以至于“只有写不出的书，没有出不了的书”，只要向出版社支付出版补贴，哪怕质量平庸的学术著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流出版社的书目中。学术著作出版缺乏权威性这一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教育、出版部门的重视，也使得学术著作无法成为衡量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要解决这一木桶中的短板，在我看来，乃是与国际接轨，建立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和评审制度。具体而言，可以指定若干家在学术著作出版有悠久传统和良好声誉的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由国家给予专项补贴，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而每本学术著作，必须像博士论文那样，经过专家的匿名评审，经过作者的细致修改之后方可面世。

　　无论是过去的民国学术界，还是今日国外发达国家，都有值得借鉴的学术评价好传统。中国学术评价体制之改革，与其从无到有地创新，不如尊重传统，尊重国际规则，核心是逐步改变以行政为中心的形式化考核，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内在价值尺度和评价机制，如此中国学术方能回归其本来的意义，有复兴之希望与可能。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原题为“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