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教育部门统计，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达到47.2%，每周平均5.4小时，孩子参加校外辅导班甚至成了中国家庭的必备项目，不少孩子周末穿梭在各种辅导班之中，疲惫不堪。这些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行为，直接造成近年来中小学生负担重问题的新延伸。
无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青岛杭州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甚至在湘潭这样的三四线城市，每到孩子们3点半放学的时候，你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走出校门，班级里的孩子，自然地分成若干堆，聚集在手持各种培训机构名牌的工作人员周围，等待着人齐了之后被“领”走，或是在培训机构里接着上辅导课，或是只是在那里写作业。等待家长们下班、孩子们下课，回到家中的时光你不要以为就是轻松而快乐的，一般孩子们要接着预习第二天的课程，接着写辅导班布置的大量作业，困意袭来许久，终于可以睡觉的时候，大概已经是10点半以后了。
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么“拼”？那些沉重的书包、沉重的脑袋，到底对孩子们今后的成长是优是劣？中小学生减负到底要怎么减？呼吁持续多年，学生书包依然沉重！
近年来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等突出问题。今年两会，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全国政协及政协委员们同样非常关注减负问题，在两会期间提交了多件关于减负的提案，全国政协更是将此选为今年的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之一。为了给这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召开做准备，4月23日至27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带队，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专题调研组，奔赴湖南进行了深入调研，在了解各地中小学生负担问题的基础上，共同探寻减负之路该如何走。
减负，要改变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惟楚有才”的湖南，因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笃定，这片大地上哪怕一个小县城的家庭里，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也毫不吝啬。
作为调研主题当之无愧的主角，无论是考察还是座谈现场，都有中小学生和家长代表的身影。
孩子们发言时的无奈：“奥数和英语都是妈妈给我报的辅导班，一开始我也不高兴。但是妈妈总劝我，学习不搞上去，以后找不到工作就没饭吃，话虽然有道理但是确实挺累的。”
家长们发言时的焦虑：“不去辅导班怎么办？学校3点半就放学了，家长们都没下班，没有人带太危险了。再说，其他孩子都在上辅导班，我们不上肯定赶不上人家，考不上好学校以后哪有什么出路？”
这些肺腑之言，都深深印刻在委员们的心中。当调研组询问这些孩子，一般晚上几点睡觉，早上几点起床时，得到的回答大多是，“晚上10点半以后，有的时候要11点多，早上6点半就要起来早读。”
“人人都想成才、人人都渴望成功。但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舆论、家庭和学校等对成长、成才、成功的理解走上了狭隘甚至是错误的思想误区。”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基础教育学院院长高志标委员慨叹道，大家把上大学、读名校视为成才的标准，把在显赫的位置上取得突出成就才被誉为成功的人生。在这样的价值观和人才观的引导下，学校希望能出好学生，家长希望能考好成绩，这些沉甸甸的“希望”落到孩子身上，都变成了沉甸甸的负担。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中国古语，相信每个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问题是经济条件日渐宽裕的中国人，面对大部分孩子以后都是“普通人”的事实，愈发的不甘心，“凭什么我的孩子就该是普通人，现在每个家庭基本都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家庭的全部，做家长的必须为他们的人生负责任。”在这样的家长眼中，“辅导班”因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孩子的成绩，而对课外辅导情由独衷。
可以说，整个社会对人才和人才价值的评判，就是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土壤”。这个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早已经超出了“教育范畴”，尽管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加强管理，但在湖南省副省长吴桂英看来，由于整个社会氛围的土壤没有铲除，减负问题依然呈现出学校减负、家长增负，课内减负、课外增负，公办学校减负、社会培训机构增负的现象。也就是说，孩子们过重的学业负担一直以来，其实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减轻。
现在的孩子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成果，却生活得一点也不像一个孩子。“长时间的伏案作业，剥夺了孩子们应有的活力和健康，机械重复超前的课外负担，让孩子们习惯依赖而大脑日渐麻木，死记硬背让孩子们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学习的能力。”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袁贵仁坦言，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这样高强度低龄化教学，循规蹈矩培养出来的孩子，影响的不仅仅是身心健康，还有个体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对孩子的影响最大，最该提倡的是好的学习习惯和不断学习的能力，而这也是我们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初衷所在。
“合理减负”，要减去什么？
在湖南湘潭的调研，勾起了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张雪委员的一段往事。
张雪说，她小时候曾经跟着父母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正值读小学的年纪，她被插班到了当时所在的村办小学。“现在回忆起来，条件特别苦。”张雪嘴里说着苦，脸上却含着笑，“大冬天很早起床，我们每天光脚上学，一个大大的各种颜色布块缝补起来的书包，就拖在身后的土路上。”张雪说，有时她会跟着村里的孩子一起到对方家里去写作业，就着一盏豆大的油灯，趴在一条土炕上。
“那时觉得读书辛苦吗？”记者问。“好像从来不觉得呢。”张雪还是笑。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认同，减负不是要减去刻苦学习的精神，不是要减去学生应知应会的学业，减负的目的是那些过重的、机械重复的、不科学的课外负担。
“学习是需要努力的，不可能没有一点负担。”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田埂上挑过担子的人就有体会，负担过重，肯定不行，走不了多久。但没有负担则不好保持平衡，实践证明，适当的压力恰恰是学生健康成人、顺利成才的主要动力。
与此同时，每个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心智状态下，能够接受和应对学业挑战的能力千差万别。见过各种类型学生的老师们也向调研组反映，同样的课业对一些孩子来说非常正常，甚至是轻松的，但对另外一些孩子来说就是困难和负担。用湘潭市风车坪建元学校校长的话说，同样一道题，有的孩子3分钟就能做出来，有的孩子可能3个小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个体差异。
在调研中，委员们也一直在强调，减负要抓住“大多数学生”和“负担过重”这两个关键词精准发力。
既然学习仍需努力，个体尚存差异，其实一般意义上的“补课”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近年来，由于学生及家长对教育投入和重视程度的增加，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校外培训机构呈井喷之势，特别是这几年的“野蛮生长”，成了“校外增负”的主力军，并引发一系列“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现象。而有些机构为了利益所散布的带有明显暗示性舆论，对主流正常教育理念的冲击和混淆，影响不可小觑。
参加座谈的娄底一小学生代表在课外辅导机构上了三年奥数班，在这个瘦小的女孩子眼中，如果不学奥数，数学考试时最后一道题肯定不会做。而这道题正是学生之间拉开距离的关键所在。
当需求被市场所放大，社会民间资本在教育领域的聚集，无疑对增加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委员认为，要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的社会责任感，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与学校共同营造科学育人的环境。
今年年初，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称将全面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坚决治理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群众反映最强烈的6类突出问题。
在调研组实地走访中，天心区棒棒作文培训学校校长徐蓓表达了对这项举措的“双手赞同”，认为规范培训市场，是整个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她认为，规范的民办培训学校应该是公办学校的有益补充，毕竟孩子素质各有不同，各自进步成长速度不同，对培训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培训学校的办学理念决定了这个学校是不是对孩子造成负担。
但在调研研讨中，委员们也表达了对培训市场监管成效的担忧。
据湖南省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南省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文化教育培训机构3452所，经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设立的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700余所，经各级工商部门审批发给营业执照的教育咨询服务类公司大约12000余家。
“但由于多头监管、责任主体不明等原因，教育培训机构一直处于监管的真空与灰色地带。”在调研中，地方有关部门负责人坦言，绝大多数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以“非营利性”审批登记，而实际经营中又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还有一些机构在工商注册信息中写的是“教育咨询”，做的也是教育培训，属于超范围经营，但咨询和培训并没有明确的司法界定，使得监管部门处于尴尬境地。
其实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长谢小红也看到了这种需求与监管之间的错位。她直接向调研组建言，孩子们3点半放学后如果确实有这样的补课需要，希望能给学校一些合理的补课政策，让孩子们从校外昂贵而不正规的培训学校里“解放”出来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希望国家能出台政策允许校内老师帮助照管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孩子，并且要充分调动校内老师参与积极性，对校内老师这种类似‘第二课堂’的额外工作，给予合理的补贴。”
据记者了解，按照相关规定，目前一般公办学校老师‘加班’一小时补贴大约只有25块钱。
“科学减负”，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随着调研的深入，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轻松，相反大家愈加认识到中小学生负担重这一现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在调研组看来，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表面看是教育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既与政府的政绩观有关，很多地方政府把教育工作的兴奋点和着力点都放在升学率这个指挥棒上，形成了“制度性负担”，也有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教育观问题，在应试教育冲动下，学校很容易忽视德智体美，导致“结构性负担”，还交织着父母扭曲的成才观，过度焦虑、盲目跟风，无形中增添的“精神性负担”，当然，还与社会环境有关，实实在在的升学压力、就业压力，增加了学生的“学习性负担”。
既然不是一方面的因素造成，因此也不是仅靠哪一方面就能解决问题。即使不能一蹴而就，在现有框架下，中小学生的减负能做些什么？
“从教育系统的评价考核角度，要重新审视完善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委员提出的观点，其实在调研中也是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呼声。只有引导科学评价学校办学质量，才能避免学校一味拼抢生源、只注重考试成绩、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导致学生课外负担过重。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维刚委员非常认同娄底六中数学老师朱蕾洁的看法，学校老师要练好内功，抓好课堂教学，杜绝“课上不讲课后讲”、“非零起点教学”，向课堂上的45分钟要质量，构建高效课堂。“在此基础上可以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利用中小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师资力量等方面的优势，开展便民性教育公共服务，解决不分家庭孩子放学接送困难、在家无人照料、安全存在隐患等社会难题。”
在对校外辅导机构的监管上，委员们建议重点要放在“文化课补习”上，出台相应的标准和管理办法，对文化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并加强教育行政部门执法队伍建设，构建起责任明确、制度完善、监管有力的民办文化教育培训机构监管体系。
同样，在营造社会氛围上，调研组倡议全社会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和人才观。“减负要全社会共同关注、教育系统内外相互携手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引导整个社会以及家长们转变观念，遵循孩子成长规律，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建立对孩子的合理期待，将‘减负’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在调研过程中，袁贵仁认为，人生是一场长跑，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是新的起跑线，现在我们开始提倡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只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抓住学习的机会和保持学习的能力，一考定终身的焦虑就会消除，而通过学习所进行的一次次自我提升，也一定会增加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陈晓光强调，减负是系统工程，要明确目标，长期坚持，逐步逐项推动。要综合治理、协同减负，系统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过重负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