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以来，围绕着北大林校长念错别字事件，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对当下北大的批评，批评者经常上纲上线，搬出一个民国“黄金时代”的北大来作为对比。然而，所谓民国的“黄金时代”，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建构。
本文作者吴育仁重新梳理北大历史，发掘出人们不太熟悉的许多历史线索，比如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赶走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大力引入新派、排挤桐城派，“兼容并包”乃自我辩护之语；1927年，蔡元培是“四一二”政变的重要设计师；1928年蔡元培、李石曾试图取消北大，引发强烈反弹；蒋梦麟任校长时取消教授治校，北大教员两年一聘，改革激进程度远超今日北大；胡适手握庚款，排挤章太炎门下弟子，等等。
历史叙事总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记忆的同时也就伴随着遗忘。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北大的“黄金时期”，其基础是对历史的高度选择性记忆。北大的历史应该如何叙述，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问题，但一边倒的厚古薄今，很容易将自己的某种愿望，投射到历史人物身上，形成某种“意义的超载”。
本文作者并非北大校友，行文多戏谑之言，不太顾及北大人的感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传播。但作者所提出的历史叙事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值得今人认真对待。】
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是一个伟大历史转折点，其巨大意义不容否认。北京大学无疑是这场伟大运动的重要阵地。为了纪念这有重要价值的一天，北大特意把自己的校庆从7月3日挪到了5月4日。尽管五四运动并不从北大发动，北大学生也未必最积极，但它却诞生了运动期间第一个抛下师生不辞而别的校长。
关于那位不辞而别的校长，每年五四纪念日期间，总有些“弦外之音”。今年是北大120周年“校庆”，这种“弦外之音”当然更加层出不穷。比如前两天笔者在凯迪社区看到有篇题为《此时此刻，格外怀念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三位北大校长》(张守涛撰，以下简称《格外怀念》)就有点意思。
一、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文章劈头就说：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十年是北大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
蔡元培1916年底出任北大校长，1927年3月28日摇身一变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大概作者看到当中间隔了十年，就说北大开启了第一个“黄金十年”，但蔡老当满了十年校长吗?作者不关心这个问题，作者关心的是蔡校长下面的话：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在演说中，蔡元培开门见山地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五行缺土，所以叫“闰土”。按照缺什么叫什么的基本定律，由蔡校长的话可知当时的北大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一）留日速成班学员的北大
此事说来话长。1905年清政府突然下诏取消科举制，于是日本各级学校迎来了中国留学生的春天。根据李喜所教授的统计，1904年留日学生已经上升到2400人，到了1905年就突然猛增到8000人，1906年又上升到12000人。
赴日留学本来就是科举停废后的不得已选择，学生会选什么专业，当然不言而喻。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进入中等学校学习”，“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48)。爆炸性增长的中国留学生不仅养活了日本各路政法速成班，还把一所原名“东京专门学校”后改名“早稻田大学”的私立学校捧成了“世界名校”，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后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在今存“端方档案”中保留了大量政法速成班学员的求职信。比如1905年，一个叫杨度的人曾经联合了20多个湖南籍政法速成班学员联名上书刚刚上任的湖南巡抚端方：
伏查日本之自强，由于近三十年之维新变法。其所以能维新变法者，则由于全国人民皆有法律政治之思想。
又比如同年有一个叫张人镜的湘潭籍留学生给端方上书：
学生来东，始志欲究心政法，研求东邦君主政体，尊王立宪，所以强国之内容及外交治外法权之方略，以为他日效力国家政府法律改良之一助。
把这些说辞换为人话，就是“我是国家改革最最重要的紧缺人才，赶快给我个肥缺吧。”
这些靠一两年混吃混喝速成出来的法学商学人才水准如何，不是没有明白人。比如有个叫赵炳麟的御史就上奏朝廷，内称：
此等留学生原无学问根底，亦未受普通教育，且率为其父兄不能拘管之人，乃纵之东渡。及至东京，粗习东文东语，遽受选科学业，不三数年，遂哀乞各该校校长，优予毕业文凭，或伪受修业文凭，以为内渡投入权势门户，猎取官资之地，敢为大言，以肆欺罔。
寥寥数语就将此辈人物的底细刻画得淋漓尽致。赵御史不安地问道：“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借一二部日本搢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
当然，其中确有能耐的。比如杨度谋职不成，就发动湖南学生闹事，要求“一二年内速开民选议院”，遂一举成为近代学生运动的先驱人物。后来民国的学生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清末学生运动的重复出现，比如桑兵教授就说：“五四学生运动在许多方面并非直接继承辛亥学生的成果，开始阶段不得不在短期内重演前此的发展经历。”(《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页19)
在那个时代剧变，各路妖孽粉墨登场的特殊年代，连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体制的报告都要流亡海外的朝廷钦犯代笔捉刀，许多留日速成学员确能梦想成真。1912年，国体变更，那些技术官僚、政坛故老尚且有其存在价值。至于教育部门这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嘛，遗老遗少当然还是少一点比较好。
当年2月23日，梁启超就给那个他不久以前还骂作“向荣禄告密”的大叛徒袁世凯出谋划策：
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
梁启超的建议很明确，舆论部门还是要交给那些能跟袁世凯合作的所谓民主派或前革命派人物。哪些部门能引导“多数舆论”?举个例子，彼时北京城时髦文化的风向标在八大胡同。民国甫建，八大胡同的头牌妓女就从“状元”、“探花”，改名“总统”、“总理”，到了五四时期，妓女也满嘴“德先生”、“赛先生”了。不用说，这个巨大的转变乃是拜“两院一堂”所赐。所谓“两院”无疑是参、众两院，所谓“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了。
两个半月以后，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严复成为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不过严校长没能嘚瑟多久，因为那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范源濂、秘书长董鸿祎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严复素来看不起留日学生，早在1905年，他在给曹典球的信里就十分不满“近世人争趋东学”，觉得这些人假道日本学的那点所谓现代知识，“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看了张西施的画像就到处吹牛，以为比见了真人还了不起。如今这些向来不满“桐城派”的江浙留日速成班学员总算杀回来了。
被教育总长蔡元培撵走的北大校长严复
果然，两位浙江人蔡元培、董鸿祎刚一上任，就勒令严复交出一张价值六万两的华俄道胜银行存折。严复坚决不交，因为存折里就压根儿一分钱没有。严复还指着拿这张空头存折为学校骗经费，如何肯交?于是，蔡、董两人就找个理由把他撵走了。严复一走，蔡元培等人就在北京大学大量安插原江浙光复会系统的熟人。比如蔡总长曾经的学生胡仁源，后来蔡就是接任他的职位成为了北大的黄金校长。
由此，江浙留日速成班学员，尤其是章太炎的门生大量涌入北大。
章太炎是清代江浙考据学的传人，江浙考据学派与严复所属的桐城派历来纷争不断。章氏清末在日本期间主笔《民报》，又经常攻击严复的政治立场。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当然毫不手软，马上掀起了一场针对北大桐城派旧人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例如后来被誉为“北大鬼谷子”的整人高手沈尹默就十分坦承：“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蔡校长强调：“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确实对症下药。不过这番话还应该再加一句：“入大学者，非为门户，党同伐异，教育自隳。”
顺便提一下，前面提到的赵炳麟御史还曾笑话那些留日速成班的中国学员：
于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我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茫然莫解。即于东西各国官制，亦墨守一孔之言，罔知体要所在。
说得简单些，既不懂中国国情，又不知西方政治的本源。对比对比今天各路法学、经济学能士，擅长照抄西方法条、经济学教条，动辄把问题归结到国民“没有法治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可知这类速成班学员的深刻烙印一百多年来也没有淡去。仅凭他蔡校长寥寥数语，就可以得到改观吗?
（二）“兼容并包”的实情
《格外怀念》的作者这样解释蔡校长的话：
这便指明了北大的办学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学生来校目的应是“求学”而非像之前那般的“升官发财”，办学原则则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就是大名鼎鼎的“兼容并包”的来源。可能我们的作者还不知道，蔡校长是给桐城派文士林琴南的公开信里说的。还是本着“五行缺土，故名闰土”的原则，这句话是应该反过来读的。
不久前，为了针对桐城派，钱玄同、刘半农发起了“唱双簧”运动。其主张确如鲁迅所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或者如他的胞弟周作人所说：“即如《新青年》吧，它本来就有，叫作《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十分“寂寞”的钱玄同、刘半农便伪造起桐城派的“读者来信”，耍起了自己跟自己对骂的游戏来。
桐城派的干将呢?大多不屑于理他们。唯独脾气火爆的林琴南写小说挖苦此辈，可说正中其下怀。蔡校长的公开信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他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强调“兄弟我是主张兼容并包的”?相信但凡正常人都会有个清晰的判断。
所谓“旧派”刘师培、黄侃，一是章太炎的故交，一是章太炎的高足。同门同派，当然并包。至于辜鸿铭等人就不是他蔡校长聘请的，其结果是“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61期，页11)。
章太炎
有趣的是，章太炎本人却在此时表现出了对桐城派的宽容。他在给吴承仕的信中斥责“旧派”黄侃居然跟白话文合起伙来骂桐城派，而不跟桐城派联合起来反对新文化。其实足以反映所谓“新旧并包”的实情。周作人甚至一度要“谢本师”，乃师的一大罪状就是“表彰人伦模范”。
对于“兼容并包”的实情，当年的北大学生许德珩不经意间说了实话：
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的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61期，页7)
出于某些桐城派文士与当时反动的安福国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许德珩这样说他们也算中肯。后来“安福系”汉奸辈出，桐城派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也算咎由自取。但这跟“兼容并包”没有任何关系，要说蔡校长有哪些历史贡献，倒不如说他那时还具有既不兼容也不并包的革命性，虽然这种革命性也没有维持多久。
（三）不辞而别的蔡校长
提起五四运动，就不能不说一个叫作“研究系”的政党组织。它的全名是“宪法研究会”，前身是由梁启超、林长民等一班政客组成的进步党。该党先是依附于袁世凯，袁氏殁后又曾经投靠过段祺瑞。关于这班人的黑历史，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这里仅需要提及一件事。
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爆发了著名的“府院之争”。实力不济的黎元洪不得不与国会多数党国民党联合起来对付有枪有粮的段祺瑞。研究系本来在国会干不过国民党，发现这是千载难逢的翻盘机会。其领袖梁启超就与汤化龙密谋，一方面故意挑拨国民党国会与段祺瑞的矛盾，一方面派骨干林长民四处煽动支持段祺瑞的督军团前来北京干预政治。
果然，到了5月19日，吉林督军孟恩远就领衔各路军头通电全国，要求解散国会：
议会专制口吻，尤属显彰悖逆，肆无忌惮。……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势非举内外行政司法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
这位领衔的孟恩远督军在天津有一家大型妓院，通电发出，一时舆论纷纷惊叹：“孟大茶壶倏然变身法律家!”(按，“大茶壶”是当时人对于妓院伙计的称呼)不用说，这份文采飞扬的电文出自于林长民之手。
当然，老奸巨猾的梁启超等人很清楚督军团里张勋这样的二杆子，整天想复辟大清。他们煽动督军团干政，目的就是要这位二杆子出头，好让段祺瑞凭借“再造共和”的伟大历史功绩，一举荡平黎元洪、国民党等反对派。
果不其然，张勋宣布复辟清王朝，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逆。研究系政客不仅鞍前马后策划一切，更于“再造共和”之后竭力促成段氏向日本人秘密借款。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所作所为不仅造成了南北国会的分裂，更是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军阀化。他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过就是想控制国会，组织研究系内阁。
然而梁启超等人机关算尽，却忽视了段氏的得力干将徐树铮十分厌恶他们。为了防止他们夺权，徐树铮在1918年3月组织了个“安福俱乐部”，并通过作弊赢得了大选。研究系竹篮打水一场空，遂转而成为了段祺瑞和安福国会政敌。
谈论五四运动，不能不了解这些背景。比如电影《我的1919》里，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有句经典台词：“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其实顾维钧从来没说过这句话，它出自于林长民的手笔。学生的爱国情绪成为了研究系打击政敌的最好手段，原本竭力支持秘密借款的梁启超、林长民，倏然成为了秘密借款的坚定反对者。良心耶?野心也!
还在1918年10月23日，原本颇为厌恶研究系的蔡元培却跟研究系和旧交通系的政客联合发起了和平期成会(次年初退会);12月9日，又跟熊希龄、汪大燮等研究系要员发起了协约国国民协会，表现得十分积极。
蔡校长在此时突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伟大口号，可惜这不是因为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胡适后来就回忆：“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
蔡元培等人为什么对威尔逊的“国民外交”情有独钟?不久前，当政的段祺瑞政府刚刚向日本人秘密借款。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因为在9月曝光了这次借款而惨遭查封，不借着这个机会鼓吹国民外交更待何时?
我当然不敢否定他们鼓吹国民外交是出于爱国主义，但如果认为他们仅仅出于爱国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林长民、汪大燮在一年前还是秘密借款的竭力推动者。从推动秘密借款到反对秘密借款，变化的只是屁股的位置。
时至1919年5月2日，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就在头条刊发了“外交大失败”的消息。面对群情激昂的莘莘学子，蔡校长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作者这样说：
他主张教育独立，保护学生，“五四运动”时期对学生的爱国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学生火烧赵家楼后，北洋政府抓了32个学生，其中有北大学生20人。蔡元培大力营救学生，甚至放狠话道：“要治罪，治我一个人罪好了!”
但事实情况是，5月9日，蔡校长却疲倦了，不辞而别，跑掉了。他留下一张“启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杀君马者道旁儿”说的是某君的赛马跑得又快又好，引得路边的小孩欢呼鼓掌，某君很开心，就让马不停地跑，结果把马累死了。所以是路边的小孩杀掉了马。谁才是蔡元培所说的“道旁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面是政府，一面是学生，蔡校长夹在中间，两面为难，才感到“汔可小休”，本来无可厚非，但这恐怕跟他很有风骨、处处保护学生扯不上关系。但凡有点判断力的人都明白，越是一校之长，越需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坐镇全校，即便辞职抗议，也要光明正大，昭告天下。蔡校长不，他悄无声息地躲到了杭州。世界上有这样保护学生的吗?
傅增湘
蔡校长一走了之，北大人心惶惶。吓尿了的胡适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去，赶紧远离是非之地。但是更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段祺瑞和安福国会，情绪更加激烈。于是两头受气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于两天以后学起了蔡校长，也不声不响地跑掉了。
一方面社会各界四处寻找，一方面大总统徐世昌于当月14日发布指令，表彰蔡氏功绩，希望他能够返校任职。在多方势力的恳求下，躲在杭州的蔡校长终于露面电告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并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表示“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候明示。”似乎危机就要化解了。
然而在一周以后，5月26日，躲在南方的蔡校长又突然决定不回北大了。有学者指出，蔡氏不肯复职的原因是政府的挽留没有诚意，“蔡元培的开明民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主张，在政府高层看来，就是一切不安宁的根源。”他举例说：
6月3日，蔡元培收到汤尔和的来信，汤尔和就不主张蔡元培北上复职。汤尔和的理由非常简单：“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与其两面不讨好，不如暂时退隐。(马勇：《暧昧的挽留：蔡元培“五四”辞职后》，新浪历史频道，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然而这位学者可能有意忽略了，前留日速成班学员汤尔和也是研究系骨干。此人不仅曾经积极参与策动督军团政变，后来又大摇大摆厚颜无耻地当起了汉奸。令人怀疑，他劝蔡元培不要复职，是真心出于中国教育和蔡元培的荣辱吗?只不过是研究系政客扩大事态，制造对立的权谋罢了。
当然，五四期间脚底抹油的不止蔡校长、傅增湘，还有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和部分团员。有些朋友总爱吹捧蔡校长等民国人物多么民主自由。哦，原来自由民主的精髓是不负责任，关键时刻溜之大吉啊!
顺带提一句，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在干嘛?一贯亲日的双鸭山躲在上海搞他的《孙文学说》。等到7月份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的消息传回国内以后，孙与他的同志们才通电全国，要求中国代表“不要签字”。此诚可谓戏精。
（四）蔡主席在一九二七
蔡校长当初教育北大学子：“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毫无疑问，这绝不代表他本人就是这么想的，亦如他鼓吹“劳工神圣”也绝不代表他就真的尊重什么劳工。
1927年3月10日，迁往武汉的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全会有两项决议引人注目：一，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主席，改由全会选举常委九人，集体执行党的最高指导权;二，制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代之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集体行使军事指挥权和军官任免权，主席团七名成员必须由国民党中执委全体会议决定，且其中三人必须不任军职。
很明显，这两项决议就是针对中执会主席、军委会主席蒋介石的。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迁都武汉的事情，原本是蒋介石极力鼓吹的。蒋公原意是想通过在武汉召开党代会，限制唐生智的权力，为他自己谋求党权。没想到武汉党中央居然踢开自己单干，气急败坏的蒋公遂一下子变成了亟欲去鲍罗廷而后快的反共者。
蒋公第一反应就是在南昌另立中央，奈何财政部长宋子文不给钱，走投无路的他决定占领上海谋求金融资本家的支持。此举不仅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由来，更开启了国民党党权、军权长期内斗内行的光荣传统。而那位当初口口声声“非为做官”的蔡校长，如今心满意足地做起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武汉与南昌之间，他机智地放弃了政治正统派，选择了军事实力派。
3月21日，还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激战正酣之际，曾经鼓吹“劳工神圣”的蔡校长就与大右派张静江在杭州秘密商定如何屠杀那些为他们进驻上海铺平道路的劳工阶级了。
3月28日、4月2日，还没在上海坐热屁股的常凯申派就紧急召开了两次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蔡校长两次出任会议主席。会上，蔡校长，不，蔡主席不惟大谈劳工运动的罪状，更鼓吹分裂国民党十分必要。在第二次会议上，他甚至与著名党棍吴稚晖、李石曾拟定了清洗名单。这份名单不仅包括了毛、周等共产党人和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更包括了陈独秀等当年他的同事和学生。一贯尊重蔡校长的柳亚子在后来看到乃师的清洗名单时，难受地说道：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其实柳亚子这番话已经对乃师仁至义尽了，因为这份名单里，他柳亚子的名字就赫然在列!
我们的作者张守涛先生说蔡氏“主张教育独立，保护学生”。然而后来蔡大员奉行蒋介石旨意，在北平强推大学区制改革，弄得北平高校乌烟瘴气，北大学生纷纷起而造反，天下宁有这样的教育独立?
校长对教员、老师对学生，即便政治派系不同，最多也是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像蔡主席这般开列清洗名单的，天下能有几人?
关于北伐时的群众运动是否过火，可以再讨论。但如蔡大教育家这样六亲不认，确实教人冷汗直冒。
二、胡适先生学界奋斗史
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胡适晚年的《口述自传》有段话很有代表性：
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这段话很有影响。李泽厚就根据胡适平分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的做法，提出了救亡与启蒙的二分。另外一些人索性据此强调“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是两档子事”。
真是如此吗?可惜我们完全找不出胡适早年“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任何证据，相反的例子倒是一大堆。比如1916年6月16日，《公言报》有社论《学界诸君可以休矣》，就指责“有提倡新文学之胡某”，秘授三五学生方略，“煽惑同学，出而助势”。《公言报》是安福系的机关报，当然对于五四运动有许多诬谰之言。但如果胡适真是小白兔，人家又何必没事找事，多树论敌呢?
对于胡某人晚年的经典评说，当事人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就明白指出：“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然忘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初是不是“两档子事”，应该可以结案了。
当然，我努力真诚地相信，胡适是反对学生运动的，他之所以介入学生运动属于势所不得已而为之。
（一）道学夫子骂朱熹
相比较那些留日速成班学员，胡适的出身可谓正统，尽管他最初在美国学的是农学，后来转行研究中国哲学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的殊荣。1919年2月，胡适凭借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这部分有赖于蔡校长在序言中帮他伪造履历：清代考据学家胡培翚的后人，美国哲学博士。
当然，“美国哲学博士”后面需要加上“生”字或者“肄业”二字，不过在那个日本速成班学员横行天下的年代，作为美国博士，就算天天打牌没有毕业也能高人一等。
离谱的是胡适的家学。蔡元培大笔一挥，说他是胡培翚的后人，但他老子胡铁花非但与胡培翚一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还是胡培翚等清代汉学家非常看不起的道学夫子。
胡适在留美期间与安徽同乡梅光迪有过不少争论，其中有两次最值得玩味。一次是关于新诗的，就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那类东西。胡适把他的新诗寄给梅光迪品评，梅光迪激动地回复道：感谢你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莲花落 ……
这次争论后来被我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从业人员反复论及，还有一次却不大出名。梅光迪赞扬颜元的实行哲学，批评程朱理学“平时袖手谈心性”。深深信仰程朱理学的胡适不干了，是的，你没看错，深深信仰程朱理学的胡适。胡适不仅大肆抨击颜元，更鼓吹朱熹是“古今中外第一伟人”。要不是梅光迪的信件留存了下来，我们还真不知道“打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居然有肉麻吹捧朱熹的历史。
剧情很快发生了反转。一年半以后胡适回国赴北大任教，发现这里居然在痛打信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瞬间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转而鼓吹起颜元、戴震而痛骂朱熹了。不用说，他的颜元、戴震研究基本剽窃章太炎的观点，而大加哗词。诸君倘若不信，可以自行对比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和章太炎《颜学》、《清儒》、《学隐》等篇。
颜元给胡适的学术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后来陈汉弟震于胡适的大名，特意跑到北大去听胡适演讲，越听越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是从颜元书上抄来的。钱玄同曾亲眼看见胡适在演讲以前，匆匆跑到琉璃厂旧书摊掏一本颜元或别的不知名作者的书，在黄包车上匆匆翻完，再去讲台上裁裁剪剪，添油加醋一番。
这些行为用今天媒体界的内部行话，叫作“洗稿”。一个高明的洗稿人如胡适者，自然不会只认一两家。康有为、廖平、吕思勉，还有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甚至外国人都有可能成为他的猎物。比如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说”来自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他说屈原是史无其人来自廖平，他称“岳飞是军阀，秦桧是英雄”来自吕思勉，他主张儒家是奴隶意识得自傅斯年，他觉得章学诚有现代历史意识也是内藤湖南的观点。取材对象不拘一格，只要观点奇葩者，皆可入我觳中。一些诗歌小说评论我不知道，仅就史学研究而论，我真不知道有哪个观点是胡适原创，但愿是我孤陋寡闻。
1923年9月28日，胡适、徐志摩、朱经农、曹诚英等在海宁观潮合影。当时胡适与其妻子江冬秀的伴娘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同居。
有些人说胡适从道学夫子转向批判程朱理学，是他早年觉悟的结果，并非投机豪门。不过自从胡适能在北大一言九鼎，朱熹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他的亲信学生傅斯年早年随着胡适骂朱熹，等到留学回国以后发现乃师竟然是朱熹派，马上开始关注起宋学来了。晚年傅斯年竟然大谈孟子和朱熹，这不能不说是出于胡适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胡适入职北大就痛批自己的偶像，出于真诚吗?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清代才子袁枚评价道学夫子的名言：“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二）研究系的大腿
胡适当然不是妓女，尽管梅光迪笑话他在出版著作中夹一张玉照的做法，不啻于出卖色相。有据可考的是1922年5月14日，林长民曾当面挖苦胡适：“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他这话说的，搞得“兼收并蓄”的蔡先生也跟他们一样。
至于胡适是不是处女，这里不敢妄下定论。但此公确实善于改嫁豪门，五四运动让他抱上了一条远比章门弟子粗的大腿。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到十天，杜威来华讲学。在那个克莱登大学都能滥竽充数的年代，来了个正牌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是一件十分轰动的事情。杜威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胡适作为他的学生，全程陪同，鸡犬升天。这段光辉经历竟让世人以为杜威万里来华，全出于胡适的功劳。其实不要说胡适了，就是当时校长跑路的北大也断然撑不起这样的场子。
站在台前的是胡适，背后运作的是研究系和江苏教育总会。前者自不必说，后者可称民国初年教育界的实力派。据沈尹默的说法，蔡元培能当北大校长，就有江苏教育总会的操纵。
研究系政客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合作是双赢的事情。胡适可以威风八面，声名远播，研究系可以扩大在高校的影响力，利用学生运动攻击对手。借五四运动搞掉政敌新交通系的梁启超，更加觉得学生可贵。还在欧洲围观巴黎和会期间，他就与亲信张君劢商量未来如何渗透高校。张君劢出谋划策，称与其自办大学，还不如进入既有的高校获得领导权来得事半功倍。张氏有此计划，应该是尝到了跟北大亲密合作的甜头。于是，清华就有了国学导师梁启超。胡适与研究系的合作也进一步拉开了帷幕。
梁启超在旅欧期间，一面看到了欧战造成的破败景象，觉得东方文明有其独特意义，一面进一步了解了柏格森、倭铿的唯意志论哲学，觉得此暗合中国传统文化。遂撰写《欧游心影录》，大谈西方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研究系成员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甚至与北大新文化派发生过“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胡适在私下大肆抱怨彼辈政客的同时，又在他们面前乖巧可爱。
比如泰戈尔来华，研究系明显要借此宣传东方文明，这与北大新文化派的主张背道而驰。胡适没少在私下向陈独秀等人吐槽。陈独秀心下一横，要发动学人抵制，不想胡适自己屁颠屁颠跑去陪同泰戈尔一行了。
又比如1922年4月27日，胡适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林长民等人处处指使他写宣言，“宗孟(林长民字宗孟)终日除了写对联条屏之外，别无一事，而我们已忙的连剪发洗浴都没工夫”。
可能真受不了研究系不劳而获了。当年5月14日，蔡元培、胡适等人联名发表“好政府主义”宣言，竟没有跟彼辈政客联署。勃然大怒的梁启超、林长民遂把胡适喊去狠狠教训一番，于是有了本节开头林长民的“处女论”。
诸如此类事例，比比皆是，不一而足。直到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眼看国民党的死敌研究系就要完蛋了。胡适依旧抱住大腿不放，连顾颉刚都看不下去，驰书相劝，“我敢请求先生，从此与梁任公、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吧!”顾颉刚多虑了，胡适既然能抱研究系的大腿，又如何抱不了国民党的大腿?他的学生傅斯年早在广东与后者接上线了。
胡蒋合影
（三）北大来了蒋校长
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北平教育界的多事之秋。1926年，张作霖挥师入关，在北京城大肆搜捕进步人士，例如著名记者邵飘萍就死在了张作霖的屠刀下。张记教育总长刘哲甫一上任，就要合并北平国立九校。这两件事情弄得北大人心惶惶。
好不容易，1928年6月3月，在国民革命军的压力下，张作霖退回关外。喜悦的北京大学师生发表“复校宣言”，觉得灾难将要过去了。他们不知道一个月后，将迎来更大的灾难，而这个灾难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们的老校长蔡元培。
6月8日，国民党军进占京津地区。7月19日，国民政府一纸通令，宣布取消北大等高校，合并京津各国立院校，组建国立中华大学，比张作霖玩得更大更狠。
谁的主意?蔡元培、李石曾，这对不久前刚开列黑名单，镇压进步人士的国民党老干部组合。是的，你没听错，这位北大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根本是要取消北大的。
早在1926年2月，从欧洲回国的蔡元培就联络李石曾等人，效仿法国模式，实行大学区制。除了便于管理等因素外，控制教员和学生的思想，当然是一大因素。
次年6月，刚刚清党不久的蒋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通过了《试行大学区案及组织条例》，同月又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在江、浙两省推行大学区制改革。此时推行大学区的用意，恐怕还要在加上一条“防止赤化”。
总之，蔡元培先生主张教育独立是真的，推行党化教育也不假，关键看他屁股往哪里坐。当他是教育总长时，行政干预大学，撵走严复就是例子;当他自己成为了大学校长时，当然鼓吹教育独立，不惜关键时刻跑路开溜;当他成为国民党大员时，党化教育自然不在话下。“思想自由”是虚，实则屁股决定脑袋耳。
不管蔡元培、李石曾的用意如何，单从规划上看，也就知道此辈纯属拍脑门行政。北平大学区辖北平、天津、河北、热河两市两省，地域面积达14.4万平方公里，各级大中小学校人数共达109万之多。法国总面积才54万平方公里，平均每个大学区下辖面积不过3.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所谓北平大学区光光高校搬迁就要比法国承担好几倍的任务量。关键是，国民政府没钱。
对于蔡元培、李石曾劳民伤财的改革。平津地区师生的回应很简单——造反。1928年11月29日，原北京大学学生一百多人，以保卫北大为名，前去北平大学区校长办公室请愿。愤怒的青年学生最终捣毁了校长室，轰动全国。在多方反对下，国民政府终于在次年6月终止了大学区制，北大、北师大等高校相继复校。
没有五四运动，北大还是北大;没有“一一·二九”运动，可能就没有北大了。在北大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的日子，全体师生是不是应该同时纪念一下“一一·二九”运动呢?
狗血的是，还在推动北平大学区制的过程中，蔡元培派和李石曾派撕逼了。国民政府原来委派蔡元培出任北平大学区校长，后来改派李石曾，蔡校长遂躲过一劫。北大复校后，老校长便警告北大师生：
今则首都既已经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
令人怀疑，是北大师生妄自尊大呢?还是不服从他蔡长官的意志?
总之，在这个北平高校乱成一锅粥的时刻，蒋梦麟于1929年底受命重新执掌北大。
还在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鬼谷子”沈尹默的授意下，成立了教授评议会。拜蔡校长脚底抹油所赐，评议会在没有校长情况下，独立发挥领导全校的功能，从此北大进入了教授治校的阶段——教员的去留都由评议会表决通过。大抵只要你不是四面受敌，你就能在北大端稳铁饭碗。就像我们的作者张守涛先生说的：
在蔡元培领导下，北大率先实行“教授治校”。在北大，最高权力者并非校长蔡元培而是教授组成的评议会，重大事情都由评议会决定。财务、审计、图书、仪器、学生生活指导等各种专业委员会也主要由教授组成，教师真正成了学校的主人。
总之，教授评议会大大的好!
然而，那位被鲁迅誉为“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的蒋梦麟来了。我们的张守涛先生在谈到蒋校长的功绩时，又特别指出：
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后，……当时北大纪律松弛而提出“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并采取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
这就奇怪了，到底是教授治校好呢，还是校长治校好?反正一张嘴长在他脸上，想说谁好就说谁好，管它逻辑不逻辑。
在蒋校长的主导下，北大改变了教授只要第二年续聘后就能无限聘任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一年，续聘两年，两年期满后再行聘用，一下子夺去了教授的铁饭碗，为后来教师队伍的大换血铺平了道路。现在许多高校推行新进教师六年聘期，大家就怨声载道，想想当年可是无论什么职称都两年一聘，民国教授真是命苦啊!
当年教授评议会的创始人沈尹默在提到此事时，酸溜溜地说：
蒋梦麟和胡适联合起来，把教政分开，以校长治校。胡适是骨子里一开始就反对评议会，至此达到了他的目的，评议会成为空的，取消了教授治校。
北大师生不是很能造反吗，为什么蒋校长可以为所欲为?
（四）胡适之的妙计
今天总有些朋友拿着某些官方指定的工资标准，就大谈民国尊重知识分子，教师待遇高，进而推导民国教育多么了不起。其实不管政府主观意愿如何，除了极少数人，知识分子的待遇都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工资标准是虚的，钱是发不出来的。当时人有谓：
教育为第一穷部，富有势力者，类唾弃不顾，每月廿五支发薪费，内、陆、海三部例领现金，以有军警关系也。他部署则搭发纸币，惟教育部不但无一毫现金，且积欠亦难望补发，盖以学生为人轻视也。
民国社会衰败，就业率极低，往往一个教授要养活一家十几口人。甲校拖欠工资怎么办?去乙校兼职。兼它五、六所学校的教职，总能领到一份工资吧。
试想一个教师四处兼职，能有多高的教学质量呢?其实还好，不就是一份讲义十年不换，照本宣科，读完了事嘛。
在蔡元培、李石曾瞎整之后，北大的经费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好在美国人退还了庚子赔款，还能拿美国人的钱，不，拿我们赔给美国人的钱办教育。
当时美国人用退款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1931年，中基会第五次常会后，干事长任鸿隽就联合蒋梦麟等人，聘请胡适、翁文灏、傅斯年、陶孟和、孙洪芬为顾问委员，负责议决基金分配。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
先生当年曾有一妙计，以中基会助北大，今日更颇有妙计，惜中基会已不成也。
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拿中基会的钱注入北大，一举解决了北大的经费来源问题。真是功德无量，可惜这些人不是善茬。要不然最多算慈善，怎么能说“妙计”呢。
当时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下辖国文系和史学系。前者由马裕藻当主任，后者的主任是陈受颐，实际受傅斯年控制。蒋校长让胡适放手管理文学院，当年待他和傅斯年不薄的马裕藻，一下子就成为了这帮人的绊脚石。
北大文科的工资和活动经费都是胡适等人发的，他们能不为所欲为?当时有个叫“京平津沪各大学读书联合运动会”的组织，就揭露了大量中基会的“黑幕”，称中基会成立以来就把持在“北大派学阀手里”，“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奖励文化，文化荡然;提倡教育，而教育反遭摧残。”
果然，拿到钱的胡适开始了他清洗反对派的工作。1934年底，胡适在总结当年工作时，颇为得意地说道：
外国语文学系减去四个教授，添了梁实秋先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减去三个教授，添的是我、傅斯年(半年)和罗常培，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
好一副生杀予夺操之我手的帝王派头!
这些辞退的所谓“旧人”当中，包括了林损、许之衡等人。重要的是，胡适等人通过辞退林损、许之衡，逼迫马裕藻让出国文系主任一职。加之此前傅斯年一面煽动学生闹事，一面连蒙带骗轰走史学系主任朱希祖。长期夹着尾巴做人的胡适，到这一刻终于清理了章门弟子，彻底翻身做主人。
此时的胡适，门庭若市。别人来拜访，他基本不回访，这在当时是极不礼貌的。但前往阿谀奉承者仍络绎不绝，谁让此人掌握许多人的饭碗呢?一颗跨时代的学术巨星，就此冉冉升起。
公允地说，北大文科换血不能一概而论。某派某人长期担任主任，确实不利于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但轮到胡适等人，又岂能容忍多元化?仅凭胡适那番话，就不难看出，所谓“兼容并包”，对蔡元培来说仅为外表，对胡适来说就更不成立了。经此一役，北大真正实现了百分百的新文化派——考虑到朱希祖等人也是新派学人，这里所说的百分百新文化派还应该加一个定语——某一派别的新文化派。
相比较其弟子傅斯年，胡适还算仁慈。对待恩师马裕藻，傅斯年当面毕恭毕敬，以师尊相称，背后却写信给蒋梦麟，称“马乃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劝其“当机立断，似不宜留一祸根”。不管傅氏对中国学术发展有什么贡献，从人品而论，不登大雅之堂也。
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掌控下，曾经在北大风光无限的章门弟子要么趁早跑路，另谋高就，要么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迫留在北平敌占区“管理校产”。真令人唏嘘不已。也许这算是北大章门弟子咎由自取，要是当初他们真能“兼容并包”以学术而不是门户作为衡人量事的标准，又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呢?
（五）尾声
胡适的运气好极。七七事变爆发之初，他仍与汪精卫、周佛海等后来的一众大小汉奸过从甚密。宣扬失败言论不说，甚至成为了所谓“低调俱乐部”的骨干人物。按照日本特务今井武夫的说法，蒋介石之所以在“八一三”以后派他出使美国争取外援，实在是因为此人影响太坏，趁早支走以免影响抗战，反倒保全了他的名节。
关于此期胡适的黑历史，许多人都揭露过，这里不再赘述。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翻看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值得一提，我们的作者张守涛还举例说：
1948年12月中旬，胡适登上了南京派来的飞机，临行前给汤用彤和郑天挺留便笺说道：“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这里再补充一个事实。胡适曾经也想把汤用彤挖去台湾。汤用彤跑去问好友钱穆。钱穆说，你傻啊，胡适的话你都信?哪次不是他用着时来求你，用不着了把你晾一边?
钱穆的判断没有错。与胡适学术观点不合的缪凤林也曾随蒋政权跑去台湾，结果在胡适等人的打压下根本没法立足，又灰溜溜地跑回大陆，下场颇惨。倒是汤用彤听钱穆留在大陆，颇受重视。
三、结语
国民党自不必说。共产党的源头来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加上蔡元培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确实支持过国共合作，营救过进步人士。“兼容并包”等等，遂成为众人都不愿意戳破的神话。
帖子的作者张先生说“此时此刻，格外怀念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三位北大校长”，我不知道他怀念什么?勾心斗角的成功典范?用一句某位公共知识分子的名言来形容这些顶礼膜拜“民国范儿”的民国粉们，最合适不过：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纵观近代史，总让人感到北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有很多神话的成分，革命斗争的传统却更加实在。希望北大人不要虚构一个传统的神话，而遗忘了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传统。毕竟对于所有学术机构和知识人而言，严肃对待自己的历史才是最起码的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