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想2016年底在5G标准方案的投票问题被翻了出来，又掀起舆论热烈讨论。据说，在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联想集团针对5G标准的Polar短码方案(由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主导)做出了弃权的投票，即联想带着收购的摩托罗拉一起站队了高通，而没有支持中国企业华为，最终导致华为以微弱劣势输了。
这事发生在一年多以前，为何当时没有引起反响，却在现在引起舆论上的轩然大波呢?
事情其实起因于中兴。中兴事件后，网上一片同仇敌忾之声，为中兴的遭遇鸣不平。然后网上突然盛传，当年在争夺5G编码标准的时候，中兴背后捅了华为一刀，把票投给了高通。有人就此借题发挥，中兴是买办企业，落到今天的下场罪有应得。
但很快网友就发现，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谣言。中兴一直鼎力支持华为主导的Polar方案。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呢?有网友顺着线索，很快查到3GPP举办的一次有关5G标准的会议记录，却发现中兴支持华为，支持高通的中国企业另有其人。
那就是常被戏称为“美帝良心”的联想。
网上流传的一张图
这个外号，来自于联想长期以来的差别化定价策略。
一般的跨国定价差异，通常是因为出于对本国产业竞争的考虑，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使得进口商品比其在原产国售价更高，降低其竞争力。然而联想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因此美国也不用担心它的竞争力，没有必要对其征收保护性关税。
联想作为外来品牌，在美国的竞争力不大，所以要靠低价高配的策略来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不关注计算机配置的人，联想作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民族企业，品质是有保证的，所以不担心销量，为了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价格配置可能就不能如国外那么吸引人了。
所以就出现了一家中国企业，产品在中国卖得更贵的奇葩现象。
当然，联想一直自我标榜为一家“国际化企业”。
说它是美帝良心可能有点过于苛刻，但肯定不是中国良心就对了……
因此，联想背后捅刀的说法，与人们长期以来对联想形成的负面看法颇为符合，于是在中美贸易战引发民族主义感情爆棚的当下，引起了口诛笔伐。
然而，联想集团昨日(11日)发布声明宣称：“在3GPP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联想针对5G标准的Polar方案投票(该方案由中国移动、华为等中国企业主导)，包括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移动，所投的都是赞成票。”
华为的官方微博也发表声明，2016年11月3GPP会议上，华为及其他55家公司(包括联想和摩托罗拉移动)基于广泛的性能评估和分析比较，联合提出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机制并获得通过，联想及其旗下摩托罗拉移动针对该方案的投票都是赞成票。至此，5G信道编码技术方案完全确定，其中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LDPC码作为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3GPP一共进行了三轮投票。1、长码投票，联想两票给高通。结果高通胜，这两票不影响最终结果。2、短码投票，联想两票弃权，导致华为一票之差输给高通。3、控制码投票，联想两票投华为，最终华为取胜，但是联想的票不影响结果。
因此，网上揭露的内容和联想声明的内容都没问题，但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联想所谓的投华为，其实是控制码，但是大局已定，不需要联想锦上添花了。网友揭露的是短码方案，联想投了弃权票，导致华为一票之差输给高通。华为则可能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团结联想，因为通信标准的争夺是一个长期的博弈，研发做得好只是一方面，通过合纵连横建立统一战线更加重要。
可能有人不理解，为什么通信标准的投票这么重要，难道不是哪个技术好就用哪个吗?
北山曾经干了十余年通信及互联网行业的专利工作，华为、联想以及其他一些通信企业都曾经是服务过的客户，对通信行业也算是比较了解，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要理解什么叫通信。最广义的解释，对象A和对象B通过某种介质实现信息的传递，都可以称为通信。
在通信过程中，发送方需要将信息用特定的编码方式进行编码，码流在介质中传输后，接收方用相应的解码方式将码流翻译成可以理解的信息。
很显然，双方必须对编解码方式达成一致的共识，才可以实现有效的通信，这个共识就是通信标准，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两个人交谈就是很典型的通信过程。说话的人必须把想法编码成一串语音，通过发射器(嘴巴)发送出去，经过介质(空气)传递到听话者的接收器(耳朵)，听话者在头脑里进行解码，将其翻译成一种语言。很显然，在这种通信方式下，语言就是通信标准。如果语音是通过电话传输的，那么还要叠加电话所使用的通信标准，那可以理解为电话机之间沟通的“语言”。
语言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理论上说，最好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这样大家都可以无碍交流。中国境内之所以沟通无碍，还要归功于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强力推行“书同文”;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大力提倡普通话。
在世界没有天下大同之前，统一通信标准难上加难。
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信，通常是指无线通信技术。通信网络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通信标准除了涉及数以万亿的经济利益，其主导权可以看做是通信领域的主权，凡是有追求的大国都对此誓死捍卫，不容有失。
早在2g时代，就有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采用时分多址技术)和CDMA(码分多址)两套标准，分别被欧洲和美国主导。另外日本还有一个PDC标准，仅在日本使用，中国当时仅是旁观者。
到了3g时代，日本被踢出局，中国加入进来，呈现CDMA2000，WCDMA和TD-SCDMA三足鼎立之势。
在提出TD-SCDMA标准时，中国的决策层内部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怀疑者通常的观点是，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
在当时，这种质疑的声音非常强大，也非常有道理，似乎难以反驳。
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顶住巨大压力，最终拍板：“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宋直元
就这样，中国开始了制定自主通信标准勇敢的尝试。
这三种标准中，欧洲主导的WCDMA占据优势。美国不甘心劣势，又弄了一个WiMax标准出来。WCDMA最成熟，而WiMax技术效果更好，但遭到了欧洲厂商的一致抵制，没有推广开。
WCDMA优势太大，劣势的美国联吴抗魏，拉拢中国一起对抗欧洲。中国说我也有自己的标准，美国想，总比中国倒向欧洲强啊，就支持中国提出了TD-SCDMA，成为3g三大标准之一。
美欧都觊觎中国的市场，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根本没有底气拒绝，于是强行让底子最好的中国移动上马中国标准，WCDMA和CDMA2000分别分配给联通和电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成为三种通信标准缠斗的战场。
联合国筹备过程中，原本只有美苏英三个常任理事国，这是雅尔塔会议的格局。美国坚持把中国加入作为常任理事国。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蒋介石说了算，那么中国这一票永远都会支持美国。苏联为了对抗美国的优势，提议把法国也加入进来。英国对此表示抗议，但是无效。
中国参与3g标准与中国入常一样，本质上都是大国博弈的棋子。相同的是，中国不满足永远作为棋子，而是谋求棋手的地位。
在技术上，TD-SCDMA不如WCDMA和CDMA2000成熟，在产业化方面也不算特别成功，在用户体验方面更是差强人意，但毕竟没有本质差距。中移动等一批通信企业以失去部分用户和移动3G用户上网体验差一些为代价，壮大了我国通信产业，为中国参与国际通信标准制定跨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欧洲从2g的GSM转移到3g的WCDMA，实际上是技术难题暂时难以攻克，放弃了原先的时分多址，转移到码分多址路线。
由于欧洲通信技术积累十分深厚，WCDMA在3g时代仍然占据主流，但是却无法绕开美国高通公司在CDMA技术上积累的大量专利(回忆一下，2g时代美国坚持CDMA，从而确立了技术优势)，因此无论是WCDMA还是CDMA2000，通信设备都必须缴纳数额不菲专利授权费用(俗称“高通税”)。而中国的TD-SCDMA却无需缴纳高通税，因此当时移动的手机相对来说都便宜一些。
高通的霸王行为引起了中欧通信厂商的众怒，导致在4g通信标准制定中，中欧厂商的指导思想就是去高通化，时分技术又成为主流，使高通在4g时代跌下神坛，中欧通信厂商联手上位。
发改委之所以“敢于”对高通提起反垄断，底牌之一也是中国通信产业已经从3g时代的参与者，成为4g时代的规则制定者，而高通在4g时代却早已不复在3g时代的辉煌。
在产业实力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时，在技术实力上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旧时代的不平等协议理所当然地应当被抛弃，行政力量的“干预”仅仅是加速这一过程，并为通信终端厂商与高通达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协议保驾护航。
这与国家综合实力发生变化，必然发生霸权交替一样，通信领域与国际政治一样，一切以实力说话。
在从3g到4g演进的过程中，华为、华三(原来是华为和3com合资，如今是惠普旗下的公司)、中兴、大唐(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TD-SCDMA的提出者)、鼎桥(华为与西门子合资)、普天(前身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和大唐一样是央企)以及北邮都投入了大量研发工作，当然投入精力最多，做得最好的是华为。
除了华为比较有决心有追求，也确实是因为华为很早就卷入与跨国公司的专利诉讼，认识到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本人曾处理过大量华为的通信专利，从早期稍微优化一下信令流程，改个码字，到后来不断涌现基础标准专利，华为的进步有目共睹。
因此到了4g时代，中国厂商从不起眼的跟班，一跃变成了制定标准的主要参与者，虽然仍然是实力较弱的一方。
至于联想，在倪光南院士任联想总工程师时，联想也是技术流。不过，随着倪光南和柳传志技工贸、贸工技之争，在倪光南的出走后联想走上了贸工技之路。此后，联想的专利主要就是电源优化、主板设计，机箱外形什么的。
倪光南
以上提到的公司，除了中兴我没有直接接触之外，其他的公司(包括联想)都打过交道，可以说亲历了我国通信行业从弱到强的过程。
有人说，选择哪一个通信标准，完全是厂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作出的选择，无需牵扯爱国的问题。
诚然，公司的基本追求是盈利，商场如战场，同一个国家的厂家也经常打得你死我活，比如华为和中兴之间互掐得就挺狠。
但是，企业同样是讲政治的，特别是通信行业这种关系到国家根本命脉的行业，政治性尤其鲜明。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统一规划，3g标准哪来中国的一杯羹?如果没有前瞻性的产业布局，靠单一企业单打独斗，取得今天的成绩无疑是痴人说梦。
我国将5g列入《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并专门成立IMT2020(5g)推进组;三大运营商5G试点布局全球领先，华为、中兴等通信主设备商5g端到端解决方案具有很高的成熟度;5g射频前端塑料天线振子、线路板(PCB)、高频覆铜板(CCL)、陶瓷介质滤波器、5g终端芯片、5g高速光模块等已掌握核心技术，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准备度高。
到了5g时代，欧洲基本也就是旁观者了，就剩下中美博弈。
恐怕也正是因为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较大优势，使得美国产生了恐惧，悍然发动贸易战，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方位打压。
通信领域的博弈过程，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演进过程也是类似的。最初是G7主导，其实就是美欧再加一个日本。后来中国加入进来拉了几个金砖国家，成为G20。再后来就是中美欧三家博弈，其他国家边上等着出结果。到现在，基本就是中美两家谈。谈好了，其他国家只有接受这一个选项。
欧美口头上自由市场挂在嘴边，但实际上一直有《瓦格纳协定》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前述通信标准的博弈过程，与中美欧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差不了多少了，甚至可以说两者几乎是同步的。
华为想进入美国市场，尝试多年都不行，这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总统一声令下，美国各公司整齐划一地对中兴进行封锁，这时候就不说政府干预市场了?
所以说，中国有些人不是被忽悠傻了就别有用心，这世界上哪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美国处心积虑地防着中国崛起，打压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的厂商就应该团结一心，结成统一战线，国家利益应当高于企业利益。
当年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共在日寇面前，还知道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呢!如今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国际政治中美之间的国家博弈，通信行业就是最前沿的战场。
说完通信标准，我们再说说联想。联想创立的很早，曾经是中国民族高科技企业的象征。然而创立得早，是优势也是劣势。
在谈到大航海时代国家崛起的规律时，北山曾说过，葡萄牙西班牙是第一批，靠挖矿崛起，相当于煤老板，荷兰是第二批，靠倒卖商品崛起，相当于国际倒爷;英国是第三批，容易赚的快钱都被别人赚完了，只好下苦功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造别人都没有的新产品，相当于华为这样的制造业公司。
联想由于起步得早，基本就是走向了荷兰式的倒爷路线。
在九十年代，中国基本没有什么高科技企业，联想把国外生产的各种计算机零部件组装起来卖到国内，就可以发大财，还何必废那么大力气自主研发呢?于是联想赶走了倪光南，靠扩大规模倒卖，躺着挣钱。
这完全是被眼前的短期利益蒙蔽，愚蠢地倒退!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最后一次发奋图强，实行清末新政，在北京前门兴建了“京师劝工陈列所”，作为官办的工艺局产品展销场，承担民族工商业的展示功能，其含义“劝人勉力、振兴实业、提倡国货。”
前门劝业场
在内忧外患的岁月里，“劝业”二字寄托了一个时代实业图强的希望。它第一次给老百姓树立了“国货”的概念，从北京劝业场当年的盛景中，可以看出当年人们对于中国制造的殷切希望。此后，天津、成都、武汉相继兴建了名为劝业场的商场，都是以鼓励国货为意。
天津劝业场
1933年，北平国货陈列馆宣传《中国国货暂定标准》，曾将国货分为七等，第一等是 “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而其中第六等为：“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大部分外国原料、外国技师”。从中可以看出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发展，鼓励工业生产，但并不排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
当时，“国货”的概念已包括“鼓励发明、提倡专利技术”内涵，并具有“中外合资”理念。不少民族产业纷纷打出了“自信中国造”的旗帜，很多人更是直接放言：“买的不是国货，而是对于中国制造的信心。”
百年之前的中国民族企业家，都知道中国弱就弱在技不如人。无数人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前赴后继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消化创新，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比如说，我国近代的化学家侯德榜先生与范旭东先生，带领永利公司，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进行一系列艰苦的技术攻关，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质量更好的国产纯碱。在此基础上，侯德榜又经过长时间艰苦研发，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开发出可以同时生产纯碱和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法，开创了世界制碱工业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又研发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化肥生产技术，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范旭东和侯德榜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师，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至于当时流行的在国外镀金，搬运国外政经法哲概念回国卖弄，名为“大师”实为“文化买办”的一批沽名钓誉者，就只能是呵呵了。
联想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利用先发优势赚得盆满钵满，本来拥有巨大的优势和便利条件，能够成长为中国ICT行业的领军者，标准制定者，却被唾手可得的利润迷住了双眼，满足于做一个倒爷。
说白了，联想就是利用国内和国外的技术差距，躺着赚钱。
中国人前赴后继，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斗一百余年，不就是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崛起吗?连顽固的慈禧太后最后都知道，国家振兴离不开自主研发。在如今中国崛起到紧要关头，联想却在关键时刻不向着自己人，胳膊肘往外拐，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与一百年那些在中国卖洋货的买办们，成为列强欺压中国的帮凶的那批人，有什么本质区别?
近代买办群体
好在列强还是那些列强，中国却已经不是中国了!
随着中国一批坚持自主研发的企业纷纷崛起，国内国外的技术差距迅速缩小，买办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不思进取的联想节节败退，市值不断缩水，甚至刚刚被香港恒生指数中移除。
倪柳二人的路线之争，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联想今天的命运。
联想的决策者们，应该去前门的劝业场门前，站在那里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说不定还可以抢救一下。
否则，那句广告词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就成了一句大笑话。
我看失去了以后，中国将会变得更好。
市值蒸发150亿美元，柳传志的投机主义才是联想集团没落的根源！
五四青年节，已经不年轻的联想被踢出了恒生指数的成份股。
至于原因，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猜到的。那就是联想开始出现亏损了。
联想曾是 PC 电脑( 个人电脑 )全球市场份额第一厂商，港股上市，被选入港股的价格指标 “ 恒生指数 ” 的成份股，收购 IBM 旗下 PC 业务 ThinkPad，一时间风光无两。
但从五年前到现在，联想的市值已经蒸发近 60%，被外媒评为最差科技股。
从曾经的中国骄傲到如今城池尽失，弃如敝履。什么让联想越走越远，直到失去联想?
联想，失去联想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联想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无法替代的位置。
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美国品牌环伺中国市场时，唯联想一枝独秀扛起IT行业民族品牌的大旗，令国人为之振奋。彼时，对于中国人而言，联想已不再是一家简单的公司，它更像是一支来自IT行业的国家队，其中所包含的情谊已上升到家国情怀的高度。
这一公众情绪到了2004年联想收购IBM PC业务后达到了顶点。在这期间，联想虽然当上了PC行业的老大，但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产品质量，并没有与其老大的地位匹配，它的进步并没有达到国人心中的高度。甚至在其接手Think Pad品牌后，各种质量问题不断，虽然大家还在依靠惯性选择联想品牌的产品，但每一次失望都会在心里积聚起怨恨。
当中国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本该借此壮大山河的联想却不可思议地浪费掉诸多机会，用户在心中的积怨终于爆发，最终这种由期望带来的失望变成了口诛笔伐和饭后消遣。
从当年的依靠运营商渠道获得移动先机，到互联网手机时代疲态初显，再到今时今日砍掉无数业务被逼走上MOTO单品牌战略的道路，联想移动走过了一个过山车般的人生。
谩骂、失望、遗忘，曾经在IT领域叱咤风云的大佬，如今陷入到重重危机中。但对于联想而言，最大的危机或许并不是危机本身，而是看见了危机，却无解决之道。
有人认为这是柳传志的错，而非杨元庆的，或者至少应该各打五十大板。他们认为，那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应当为联想集团这个烂摊子负起责任来。
著名的IT评论家方兴东先生是此观点的主要代表。也有一些人，在杨元庆位置最岌岌可危的时候，突然对柳传志进行了定性，认为柳传志是联想集团深陷泥淖的“罪魁祸首”，杨元庆先生不过是追随者，应当“胁从不论”。
柳传志错了吗？
作为1984年创业的中国第一批高科技企业，联想本应该像美国的IBM、惠普，像日本的索尼、松下，像德国的大众、西门子，像韩国的三星、LG，承担起振兴本国科技产业的光荣使命。
但意外的是，联想的老掌门柳传志却带领联想毅然决然走上了多元化投资之路，地产、投资、农业、互联网出行、互联网金融、白酒与医药，其不肯错过任何一个风口，却不知联想集团正处在时代最大的风口。相反，业绩曾远落后于联想的华为却肩负起了振兴中国科技产业的使命，在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赞誉。
很多人把联想没落的根源归罪于杨元庆，但我认为，柳传志的投机主义才是联想集团的没落之源，柳传志的投机主义又源于联想始终是一家没有使命与愿景的企业，而只是踩着改革开放大潮成长起来，但最终沦为平庸的一家普通企业。
我想起一个关于柳传志的故事。很多年前，阿里巴巴参谋长曾鸣还在长江商学院教书的时候，他问过柳传志：“未来联想想做大还是想做强？”柳犹豫了半晌，说：“那还是做大吧。”
十几年前，我在《联想局》的“绪论”里是这么写的：
他们(注：柳传志一代企业家)中的大部分，都有一个500强之梦。他们并非空想，而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有一次一个人问柳传志：未来联想是想做强还是想做大?柳传志犹豫了半天说：“那还是做大吧。”他也知道，很多企业因为掌握了一两项核心技术，在某个人们容易忽略的领域内几近垄断，它们不追求上市及扩张，而追求直接的利润。他们同样是杰出的企业，人们称之为“隐形冠军”。柳传志希望联想至少不仅仅是“隐形冠军”，他希望联想成为作为经济体的中国里值得尊敬的一个数字，希望作为经济体本身联想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数字。所以，联想的战略取向便是做大，其布局本身便体现了做大的欲求。以此判断，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柳传志希望联想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为什么他脑海中是一幅“联想海图”?
杨元庆秉承了柳的意旨，通过一系列的并购，将联想集团的PC业务一度做成了全球第一，并且依靠成本优势，获取了来之不易的利润。那段时间，作为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干得算不上坏，只是与其薪酬比起来，给人“性价比”太差的印象，就像是NBA里的洛尔·邓、莱恩·安德森，高薪低能的烂合同。
可是今天的联想集团呢?
时至今日，即使对联想集团未来始终充满信心的那些迷妹迷弟，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联想集团已经岌岌可危了。联想某位高管私下对我说，联想的移动业务已经完了，PC业务最多也只能维持现状。
管理传统丢失
虽然联想远远没有达到国人的预期，但联想对中国商业的发展贡献巨大。联想是中国最早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企业，它学习惠普、IBM等西方企业建立起的经营管理体系是中国企业管理的典范，为中国各行业企业输送了大批人才。联想培养出来的人才遍及中国的互联网、智能硬件、零售连锁与家用电器等行业。
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更是联想一直引以为豪的管理传统，曾培养出联想“18棵青松、54棵白杨”的干部管理体系更是被很多知名企业效仿。
柳传志、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马雪征、刘军、赵令欢、陈国栋、陈绍鹏、陈文辉、蓝烨.......看到这一串名单，便可想象到联想集团昔日的人才盛世。如果再加上融创集团董事长孙宏斌，乐视网新任CEO梁军，联想这个阵容堪称豪华，在国内鲜有企业匹敌。
但那终归是昔日的人才盛世，今日联想已是另一番景象。
讽刺的是，老联想一直以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著称，而最近几年的联想，始终面临着组织与人员更迭频繁，战略摇摆不定，员工军心不稳等企业大忌，联想昔日的优良传统正在消失殆尽。
如果说联想失败的根源是柳传志的投机主义，那么联想优秀管理传统的丢失，杨元庆责无旁贷。
2017年5月16日，杨元庆发表内部信，召回刘军，让其担任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领导中国平台及中国区个人电脑及智能设备集团(PCSD)业务。
刘军重返联想集团，并且担任高位，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要知道，两年前，杨元庆在内部讲话中还以“拿着榔头也敲不醒”的话语批评刘军带领的移动团队。可是两年后，刘军重返联想，不仅依然负责原有的智能手机业务，还又开始操盘联想中国区的PC业务，职权大大增加。这似乎预示着，联想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阶段。
果不其然，在刘军回归联想集团的同时，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陈旭东宣布离开联想集团。而在2015年3月，刘军离开，正是陈旭东接替刘军任移动业务负责人。但杨元庆并没有给陈旭东太多时间，2016年11月，联想集团高层再度动荡，陈旭东离开移动业务，转负责联想全球服务业务，联想全球人力资源负责人乔健则接替陈旭东负责移动业务集团。
不停的走马换将，杨元庆搭班子的工作着实糟糕。
自杨元庆接任联想集团以来，过去的大将一部分跟随柳传志去了联想控股，另一部分选择离职，杨元庆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最终曾经人才鼎盛的联想，沦落到无人可用的地步。
除了在搭班子上毫无建树之外，杨元庆在“定战略”上更是糟糕，战略失误与战略摇摆不定几乎成为联想集团给外界最重要的认知。
不是依靠内生增长，而是企图大规模并购国外企业抛弃的业务来做强做大，从今天来看，是彻彻底底的失败。我们不妨假设，如果联想集团选择了内生增长，选择了专注产品，选择了专心团队建设，联想今天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除了并购战略的失败，杨元庆带领的联想还犯下了几次巨大的战略错误，智能电视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智能手机抢了先机，最后却颗粒无收。
2017年4月11日，杨元庆现身联想新财年全球誓师大会，又提出新“三波战略”。新的“三波战略”，即保住决定生死存亡的电脑业务、提升保证未来发展的手机业务，以及布局未来重点的智能设备和“设备+云”。新“三波战略”脱胎于2016年11月杨元庆提出的老“三波战略”。所谓老“三波战略”，首先是保持核心PC业务全球领先地位和盈利能力;其次要拓展智能手机和数据中心业务，成为增长引擎和利润引擎;再次，押注自然语言交互和人工智能，让联想的硬件设备更加智能化。
但在这之前，联想集团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的组织架构调整。2013年，杨元庆发内部邮件宣布，联想集团根据业务线划分为两个业务集团，分别为Think业务集团和Lenovo业务集团。2014年4月1日，在联想宣布计划以约23亿美元收购IBM X86服务器业务之后，其组织架构和高管团队亦随之调整，联想从上一年的两大业务集团变为四个独立业务集团：PC业务集团、移动业务集团、企业级业务集团和云服务业务集团。2015年3月，杨元庆将又联想集团业务收缩为个人电脑业务、企业级业务和移动业务“三大引擎”。2016年3月18日，在毫无预兆下联想集团突然宣布组织架构重大调整，波及旗下云服务业务、PC业务、企业级业务、移动业务( MBG)四大业务集团;同年11月又提出“三波战略”。
组织架构的频繁调整，也反映出杨元庆对联想集团未来的战略规划始终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组织与管理层更迭频繁，战略摇摆不定，联想集团的员工也正在丧失信心，这些年，数十位高管纷纷出走，离职的基层员工更是不计其数。在联想经常出现，一个离职高管带走一个团队，联想“带队伍”的管理传统也变为“高管带走队伍”，沦为笑谈。
结语
我一直坚持对成熟企业多一些苛刻，对创业企业多一些包容。因为成熟企业不会因为媒体舆论而严重受损，反而会因为逆耳的意见有所警醒。而创业企业生命力脆弱，过多的负面舆论有可能影响到它的融资等战略节奏，巨大的舆论压力有可能导致其死于非命。
联想集团是一家成熟企业，也是很多人眼中的成功企业，过去收获了太多赞誉，并且在这种赞誉中开始迷失。联想需要接受更多的批评。
柳传志与杨元庆一个醉心商业社交，一个深居宫殿，都已经离开一线多年，丧失了对产品的感觉，也丧失了对行业的敏锐度，这在互联网时代是最致命的。另外，企业领导人领导力最重要的特质是战略思维与感召力，而战略思维与领导力缺失正是杨元庆最大的弱点，也是联想遗失管理传统的根源。
联想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并非危言耸听。联想集团目前只剩下个人电脑业务这一张牌，这张牌也在遭遇侵袭。随着惠普、戴尔在海外市场的反击，以及国内市场小米、华为等更具产品思维的竞争对手的加入，一旦个人电脑业务出现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联想集团的个人电脑业务有能会轰然倒塌。
现在拿着榔头敲也敲不醒的不是刘军，也不是某位高管，而是柳传志与杨元庆，如果二者不做出改变，联想集团有可能坠入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