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办标志着现代化大学的诞生。当时，德国是欧洲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现代化大学为工业培育人才的功利主义目标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精英在内忧外患大敌当前时大规模兴办西式大学的目的。
一百多年来，没有人否定现代中国西式大学在培养国家急需的实用人才上作出的贡献。然而，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中国现代西式大学在人文教育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本土大学教育与现代西式大学教育的不同。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中国已无本土大学（太学），只有传播西方五花八门理论的现代西式大学——这些理论（特别是人文领域的理论）是基于西方现实历史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极大多数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现实。
数千年来，中国本土大学以修证大道，完善人格，经世济民为宗旨。而西式大学尽管高高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帜，事实上只是研习知识的组织机构——由于其学术理论常常与中国社会现实严重脱离甚至背离，很容易成为“入乎耳，出乎口”的记问之学。
宋代学者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指出，《礼记·大学》本是古代大学用来教人的准则，以恢复仁、义、礼、智之性。他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
而明代憨山大师认为，《大学》是讲大人之学的，是超越学校教育的人人毕生的功课。他在《大学纲目决疑》中说：“以天下人见的小，都是小人。不得称为大人者，以所学的都是小方法，即如诸子百家、奇谋异数，不过一曲之见，纵学得成，只成得个小人。若肯反求自己本有心性，一旦了悟，当下便是大人。以所学者大，故曰大学。”
《大学》的主旨是阐发三纲八目，它内圣外王，无所不包。所谓“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纲目决疑》释云：“大学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见，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己心体，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个个都悟得与我一般，大家都不是旧时知见，斩新（即“崭新”——笔者注）作一番事业，无人无我，共享太平，故曰在亲民。其次为己为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彻底处，方才罢手，故曰再止于至善。果能学得这三件事，便是大人。”
纲举而目张，所谓“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从自心格物开始，终之以平天下，大道一以贯之。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物”不是一些宋儒所说的外界物质，而是指物欲，私欲，因为人只有格除了私欲，才能不为外物所蔽，得大智慧。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解释说：“孔子以格物致知，为诚意正心之本。程朱误认‘物’字，为天下事物之物。不知此‘物’字，乃指当人心中不合理之私欲而言，非外物也。以心有不合理之私欲，则其知见便不正，而是是非非均失其当。如人爱妻爱子，其妻子再不好，他总觉得好。以正知为私欲障蔽，而成偏邪。若格去此爱，则此妻与子之不好，自然悉知悉见矣。格物致知，方能诚意正心。虽一字不识之人, 亦做得到。”（《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复顾德谷居士书》）
反观现代中国西式的大学，忽视心性修养，传统伦理教育又不能从蒙童起，导致大学人文教育不得力，几乎成为专门生产“为人”知识的“学术”机构，甚至多是为先贤所讥的“记问之学”。《礼记·学记第十八》直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经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北宋王安石解释说，为己，学者之本也；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王安石全集·杨墨》）
今天的中国西式大学本末倒置，“谬用其心”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因为 “为人之学”已经以“现代化”的名义机构化、固化了。
志于道，终乎圣
为了让习惯于文化自虐的现代学者理解中国“古之大学”教育思想的优势所在，我们需要认清古代为学的根本目的：“志于道”，“终乎圣”。
对大道的孜孜以求是中国学术最显著特点，是儒释道的核心所在。《礼记·大学》一言以蔽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本”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大学》接着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在《论语》中，孔子对为学首先要“志于道”更是三致意焉！
《论语·里仁篇第四》中记孔子言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告诉我们，修道人不要过分追求衣食外物上的满足，要不取不舍，随缘任运。要学会吃苦，学会苦修。
《论语·述而篇第七》记载了孔子的为学顺序，也是从内圣到外王，上面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艺是孔子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实用技艺。
《论语·子罕篇第九》亦记述孔子言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适道”就有“志于道”的意思，他的大意是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志于道；能够志于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道；能够坚守道的人，未必能够随机应变。”显然孔子在讲由体起用的重要性。我们修道，不是深山枯坐，更要在平常日用中圆成大道。
“志于道”的思想影响一直到清代，直到西式教育最终取代了中国本土教育。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 （1613~1682年）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顾炎武 《与人书》之二十五）
清代著名学者汪廷珍（1757~1827年）认为读书宗旨在于“中有所主”，明体达用。他说：“儒之为道，明体达用而已。体者，道也，道具于心，万古不易也。用者，法也，法见于事，因时而异者也。”（汪廷珍《张南松先生鹏展读鉴释义序》）
为学首先要“志于道”，目的则是养成“通乎道”的圣贤，就是荀子所说的“终于圣”。 《说文解字》释“圣”云：“圣，通也。”《白虎通·圣人》进一步解释说：“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徳，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荀子·劝学第一》言为学有终始、作人亦有终始之义。荀子认为人生就要学作圣贤，死而后已！上面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另据《荀子·哀公第三十一》，孔子曾将人分为五类，分别是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这里的“大圣”就是指明道之体达道之用的有道之士。上面说：“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缪缪肫肫（通“穆穆谆谆”，诚恳不倦的样子——笔者注）。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浅然不识其邻，若此，则可谓大圣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所谓伟大的圣人，就是智慧能通晓大道，面对各种事变而不会穷于应付，能明辨万物性质的人。大道，是变化形成万物的根源；万物的性质，是处理是非取舍的根据。所以圣人做的事情像天地一样广大普遍，像日月一样明白清楚，像风雨一样统辖万物，温温和和诚恳不倦。他做的事情不可能被沿袭，好像是上天主管的一样；他做的事情不可能被认识，老百姓浅陋地甚至不能认识和它相近的事情。像这样，就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圣人了——这实际上是得道者因循自然，润物无声，无为而无不为的行事风范。
中国传统学术能够“通乎道”，崇尚“通儒”，是因为中国学术体系高度集成化，汇于大道，一以贯之。故《礼记·学记第十八》论大学之道，最高为“大成”，其标志就是知类通达，上面说：“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关于中国学术门类之间互通的特点，左玉河先生曾在《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一书中专辟“中国学术崇尚博通”一节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第90~98页。）
中国大学教育及中国学术重道和道德修养，这与西方大学和西方学术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历史学家谢国桢（1901~1982年）在西式教育全面取代中式教育之际（1936年）感叹：“昔者吾尝闻人格修养之一语，今者已阒（qù，形容寂静——笔者注）乎无闻矣。所讲者知识也，所授者科学也，谈及修养则群相笑之。盖学术家有学术之修养，事业家有事业之修养。所谓修养者在内心力有安慰之意旨，对外有治事之步骤，此吾人所不可忽视也。今者一谈及修养，则以为迂腐而难通，此又教育家所应注意者也。”（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21页。）
修身为本。舍末而逐末，将现代西式大学平移至中国岂能成功！它名为现代化，实为蒙昧化——今天，这已经成为二十一中国教育界视而不见的大问题。
“视而不见”并不意味着问题可以被一劳永逸地忽视。 古人说：“上士教之以道，中士训之以德，下士拘之以神”，晋代孙绰《喻道论》也说：“悟上识则举其宗本，遇中材则示以祸福。”中国本土的大学教育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又缺乏西方社会的宗教承担道德教化功能，中国人格健全的精英之培养，将何从谈起？！
悲夫，神州何处觅大学？！
当今西式大学教育的三大病害
前不久，中国传媒大学的几位学生来拜访笔者。看到这些满腔热忱的学生将不得不在中国西式大学里度过韶光，不由对他们谈起了当今西式大学教育的三大病害。录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一害：大道慧根断了。
大道是中国文化的根，是儒释道的共同血脉，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野所在。清末思想家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云：“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
西方学术达不到道这个层次，于是他们把儒释道解释为东方心理学、宗教，甚至直接斥为封建迷信或精神鸦片——现代中国学者人云亦云，岂不荒唐！笔者曾亲耳听到两个知名学者为大学生解释何为道，皆释为“普遍规律”，误人之深，令人发指。
近代高僧广钦老和尚（1892~1986）称西式大学里培养的大学生对于佛门来说只是小学生，是有道理的。
现代大学，还是谁讲克念作圣的真功夫，讲修道进德呢？所以一进大学，一个年轻人的大道慧根就在无形中被砍断了——这是真正的命根子，是君子上达之路，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
二害：思维逻辑乱了。
中国现代学术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最重要的思维方法就是比附，即是将中国现实和文献作为西学的材料，以此曲为比附西学。由于科学的客观性，这种移值研究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中医的研究中仍问题多多），可在社会人文领域就不一样了。因为西方人文概念是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大多只适用于西方社会，许多与中国历史和现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一味拿西方的理论框架来硬性地切割中国经验，只会造成思维逻辑的严重混乱，伪名（西方学术概念套中国现实形成的名）满天飞。
如果中国的名学不早绝，我们很容易避免这种逻辑混乱，至少能够将现代学术中大量加诸中国的鄙名（十八世纪以来丑化东方的学术概念）排除出去。但现在看来，如果抛弃传统/现代，先进/落后，专制/民主这类二元对立的概念，许多中国学人将不知如何开口，更不用说著书立说了。
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大学教育中恢复名学，同讲授西方逻辑学一样讲述中国名学——这显然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工作， 又是不得不作的工作。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是一切学术的基础，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三害：知识大门关了。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不同。前者重“通人之学”，后者重“专门之学”。前者能够由博返约，复归大道。后者则与西方私学传统和学术的碎片化相适应。
左玉河先生写道：“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特色是注重‘通’，具有浓厚之‘通儒’取向。这种会通，一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会通，二是文史哲会通。”（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第90页。）
而现代中国大学的学科设置完全是按西方“专门之学”的特点设置，中国本土学术仿佛没有存在过。比如一个中国大学里的学者可以研究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先秦经济史……，也可以研究孔子经济思想，孟子经济思想，庄子经济思想……，至于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术就没有人研究了。如果有谁在研究，就会被质问（甚至嘲笑）说：中国根本没有经济学，只有经济思想片断罢了！
这是因为中国学人在研究中国本土经济学之前，结论已经有了，就是西方有先进和现代的经济学，中国只有落后和传统的经济思想（片断）。据笔者观察，这种西方现代/中国传统的对立，在一个人的初中阶段就被牢固树立了起来，而不是在进入大学后形成的。但大学可以强化，甚至固化这一偏见；幸运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看到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最发达的市场经济” （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香港传真》2011年1月31日），而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市场经济”造就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和商业文化！（参阅拙著：《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
总而言之，中国大学学术有点似钻牛角尖，让学者钻入后，就将知识大门关闭了，不让他出来。一位学者可以在他的专业领域里“皓首穷经”，却不能让他看到中国本土学术的巍巍大厦——更不用说一以贯之的大道了；即使是名学这样独特的学术体系，也可以被西方逻辑学作为研究材料轻而易举地遭到肢解，肢解者还会光荣地戴上博士帽，甚至作教授走上讲台，为学生讲解西学化，与中国几乎无关的所谓“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
——中华文明是一种持续发展了五千年的文明，它的生存经验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在西方文明范式遇到巨大生态和社会危机的今天，中国文化无疑会提供给我们宝贵的思想资源。如果中国西式大学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本土学术的坟墓，这将不仅是中国学人的悲剧，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悲剧。
我们期待中国本土大学和中国本土学术的“王者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