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摘要：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从中国本土学术的消亡到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移植，深入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过程，不仅是我们复兴中国本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更为理智地引入西方学术的基础——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海纳百川的伟大气魄，我们善于从其他民族那里汲取先进文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以后印度佛学的引入。

明清两朝，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将西方文明成果带到中国，但他们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并不大。系统引入西方知识体系和西方学制的是近代中国留学生们。

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强大军事力量的直接威胁，我们开始以极大的主动性学习西方科技成就。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晚清洋务派重臣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的大力支持下，清政府开始向英美国等西方国家派出官费留学生，其目的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历史女神仿佛有意跟中国人开玩笑。学习西方不仅没有实现我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结果反而是“师夷之长技被夷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美国为了直接影响中国政治，将吸引中国青年去美国留学作为培植亲美势力、取得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集中体现美国这一国家战略就是美国著名教育家、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 James，1855~1925年）1906年初向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交的《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

在詹姆士的备忘录中，学术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思想核心是“道义精神上的主宰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道路”，进而言之，学术殖民比军事殖民更为有利，上面说：“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那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一些努力，就会在道义、文化及商业的影响力方面获取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国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使其长盛不衰（曾经有一度看来快成功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文化知识上和精神上对中国领袖群体的主宰作用，以最令人满意又最微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走向。”[1]

詹姆士备忘录代表了当时美国朝野许多人的共同主张。正是在该备忘录精神的指引下，美国政府（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立刻行动起来，先是用庚子赔款的退款招收中国留学生，后来建立了“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罗素语）清华大学，又在诸多西式大学的基础上创建各种专业学会和各类学术刊物，通过消灭中国本土学术生存的制度基础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精英精神的目的——今天西方强国近乎完全实现了在道义精神上征服中国的宏大战略构想——以至于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移植到中国的西方学术等于现代中国学术。

对于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帮助”中国兴办教育，即史称的“退款兴学”，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它既对中国有好处，也对美国有好处，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化侵略；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为美国人的善举感激涕零。比如一位著名诗人就为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改革开放后仍为山西每年捐款20万美元感动得大哭了起来，并由此断言：“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2]

笔者不是反对引入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詹天佑到钱学森，支撑起中国近代科技的主要力量就是引入西学的留学生们。问题是，我们不能模糊美国文化征服战略的本质及这一战略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解体。

从三千年前西周王官学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本土学术思想是我们的先贤对数千年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失去了这一学术土壤，如何因革损益地产生真正的“中国学术”？今天，通过容易导致严重思想混乱的比附，我们得到的只是不中不西的“在中国的西方学术”！而中国本土学术呢？已经全都成了西方学术的研究材料，即使所谓的比较研究，也几乎都是按“西是中非”的既定学术标准进行。

2010年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年轻老师找到笔者，他说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太重要了。我说你的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他答：自己的单位与商务部有个培训外国专家（还有军人）的项目，作为老师，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教人家的，因为中国所有的科目都来自外国，根本不能用来教人家。好在外国人来中国留学一般是为了方便学汉语，同时更多地了解中国现实——这位学者也揭示了中国学界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在中国的中国学术不等于中国学术！

脱下西学的“皇帝新装”，今日之中国学术还剩下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美国用学术征服中国的战略——他们知道，这是最廉价，反抗最小，也是长期内最有效的殖民方式。在留下慈善之名的同时，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所以，中国学人必需清楚，二十世纪初美国朝野推动用退还庚子赔款的钱让中国青年来美留学，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长期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根本就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们要以学术手段，使中国美国化，使中国变成美国无形的殖民地，进而 “赢得整个帝国”。

1905年，由于美国长期奉行种族主义的排华政策，中国商人和爱国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6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议，作出了“不用米国（即美国——笔者注）货、不定购米国货”的决定。一时间，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此举使美国在华商业受到巨大的打击，据当时的《时报》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面粉大为滞销。”

由是美国朝野认识到了精神上控制中国的重要性。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通晓中文和藏文的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用退还庚子赔款的形式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同时用这些钱供中国政府派遣学生去美留学之用。

柔克义是中国通，在同受过美国教育的清政府官员的接触中，他意识到这些人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完全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早在1905年初，他就在写给一位参议员的信中呼吁允许接收中国学生就读西点军校，他的理由是：“我不能设想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所能提供的便利更为有益的事——不仅对他们来说，而且最终对我们来说。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已有不少中国的海军军官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中许多人已享有盛名。我相信如果有可能允许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将会获得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3]

后来，柔克义竭尽全力防止这笔巨款用于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其他任何目的，我们甚至可以用“不择手段”一词来形容柔克义的努力。因为包括柔克义在内的美国政治文化精英懂得：“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4]

1905年7月12日，柔克义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力陈将退款用于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反对康乃尔大学教授Jeremiah Jenks提出的将退款用于清政府货币改革的建议。货币改革显然是中国急需的，但柔克义的理由很简单——这一方案不切实际。

清政府也不赞成将退款全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书建议将退还的庚款先用于兴办路矿，再以其所获之余利用于兴学。当时中美之间正好发生粤汉路权之争，袁世凯的建议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

1907年6月，美国国务卿罗脱正式通知中方将退还部分庚款之后，清政府对于退还的庚款用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清政府设立资本金为2000万美金的东三省银行，在美国发行债券，以东三省的一部分收入和退还的庚款为抵押，然后以东三省银行的盈余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清政府可能也像今天许多中国学者一样，天真地认为这一计划既满足了美国的“善意”，又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不过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可不关心中国的实业发展计划，他软硬兼施，强迫清政府同意将退还的庚款全部用于派遣赴美留学生。清政府不得不于1908年7月14日发出照会，规定自开始退还赔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头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该项退款用完为止。

可这时清政府还是不甘心。7月14日照会发出后不久，它就决定派特使唐绍仪赴美游说，希望美国接受建立东三省银行的计划。柔克义得知内情后，很快就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了唐绍仪访美的真实意图，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接受清政府的方案；他还对唐绍仪进行人格上的侮辱。1908年7月30日，他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说，唐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财政和政治经济问题完全无知，他甚至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

是年年底唐绍仪访美，无果而终。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准许用庚子退款资助中国留学生，这使得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上升。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经过游美学务处考试选拔，清政府共谴派3批180名学生赴美；要知道，1872至1907年35年间，清政府才派遣了220名官费生赴美！

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共为650人。清朝结束后，这一数字不断攀升， 1949年，留美学生总数达到3797人。复旦大学陈潮先生写道：“民国以后留美活动持续发展，这同美国政府对华战略有密切关系。美国为了迅速影响中国各个领域，将吸引中国青年去美国留学当作培植亲美势力的重要手段。它在留学经费上比其他国家慷慨，除继续实行庚款留学的政策，其国内各大学纷纷向优秀的中国青年提供奖学金。根据1925年统计，当时在美留学的人来自97个国家，总数为7510人，其中中国学生竟占三分之一，多达2500人。这种中国学生在美独占鳌头的局面一直持续着……”[5]

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一以贯之地执行着詹姆士备忘录主张的从道义精神上征服中国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危害比日本侵华蓝图“田中奏折”还要大，因为领土上的侵略显而易见，而学术上的征服却是和风细雨般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

中国本土学术被送入历史垃圾堆

詹姆士备忘录梦想的“道义精神上的主宰”主要是通过近代中国留学生引入西方知识体系实现的。

比较来说，近代留学生们在引入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而在人文领域，其负面作用却相当大。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相对简单的物质世界，这些物质放在东西方几乎不会产生本质上的区别，再加上自然科学原理需要用实验验证，所以除了对中医等，西方自然科学的引入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较小。

而人文学术不是这样，东西方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差距太大，西方人文学术是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几乎只适用于西方，很少能够适用于中国。将西方人文学术同中国人文学术比较是容易的，但留学生们却比附的方法，找出中国本土学术中与西学相关的只言片语附会西学，其结果是中国本土学术的崩溃及新的主体文化直到今天还难以形成。

事实上，已经有太多的学者看到了近代留学生竞相贩卖西方人文学术所产生的恶果。这些留学生，无论留英、留日、留美、留法、留德、留加，习惯性地将所学视为先进文化介绍到中国，得来的知识往往并不深厚，回国后也不能根据中国现实加以改造，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严重混乱。1934年，现代哲学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张东荪（1886~1973年）在《十年来之哲学界》一文中痛斥：“我们试看国内究竟有多少自主的思想！虽然刊物如牛毛，论文可充栋，然而很少是自抒所见的。差不多总是抱着外国的某某一派，来替他摇旗吶喊。其结果只把中国当作了外国学说的战场，而始终不见有中国自己的学说与思想。”[6]

拿张东荪先生的话反思当代学界，怎能不令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汗颜！

近代留学生移植西方学术和用西方知识体系整理中国本土学术过程中最明显的失误就是忽视了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将西学急功近利地引入中国，由是产生了灾难性的排异反应。

法国汉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在《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写道：“首先要提到中国和西方在政治经历上的差异。我们的历史记录和中国的不一样。我们所有来源于希腊和拉丁的语汇（民主制、君主制、专制主义、统治权、共和制…… ）都可以追溯到现实及我们所特有的传统。在权利相等和自由的市民（即是说非奴隶又非侨民）之间，讨论城邦共同的福利时，最初使用的政治方面的基本语汇也是一样的。人们认识到，在市政立法和议会制度中，这个典型延续到今天。此外，西方的体制都以城邦和城市为中心，罗马帝国是把城邦的法律施于整个蛮族而建立的。据中国的观点，西方的政治史看来是独特的，也可以说是另类的。”[7]

他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极大不同，才不利于二者间的比附，却有利于二者之间的比较。他写道：“……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思想状态、集体历史经验，在这两种文化中都没有什么可比之处。然而正是深刻的差异有可能对它们作出显著的比较。”[8]

中西方文化差异太大，二者不能随意比附，也不能将西方学术概念随意引入中国。中国最早的名学经典《墨经》在理论上阐述了这一点。

《墨经》保存在《墨子》一书中，通常指《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大取》、《小取》六篇，其中《经上说》《经下说》是对《经上》《经下》的解释或补充。《经下》指出“假必悖”，就是说假借概念必然导致思维的混乱。

根据雷一东女士的校解，我们将《经下》原文和相应的“说”引述如下：“[经]假必悖。说在不然。[说]（假）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霍（通“鹤”——笔者注）也，犹氏霍也。”这句话是说，假借必然导致混乱，因为不是事实。假借必定是在不真实的情况下才假借的。假如给一只狗取名为“鹤”，别人听到有人叫它的名子“鹤”时还以为是叫一只鸟。狗假借了鹤的名子，但它并不是鹤，就如同有人姓“霍”，但他也不是鹤一样。[9]

不幸的是，名学在中国早已成为绝学。近代中国人文学者通过将中学随意比附西学，肆意引入西方学术概念，将中学硬塞入西方学术体系之中。甲午战争后，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就提出“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的主张。五四运动后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 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比附研究成为当是中国学界的主流。1918年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言中清楚地表达了当时学人的一般认识：“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功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10]

在严复和蔡元培诸先生看来，中国本土学术是没有系统的堆积，需要西学来拯救。用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的话说：“吾所有者，以彼法（指西学体系——笔者注）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殊不知，从中医到轻重之术，中国古典学术理论一以贯之，其统一性，系统性是西学直到今天还达不到的高度。

战国末期，《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就曾感叹内圣外王大道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上面说：“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想一想，西汉整合百家的黄老之学消失于学人的视野中后，由于儒家的独尊和诸子的异端化，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已经支离破碎到什么程度！

这里，我们以刘师培1905发表的《周末学术史叙》为例，来说明比附研究的具体危害——《周末学术史叙》是一篇用近代西方学科体系框定中国本土学术，将中国本土学术纳入到西方学术体系的代表作。

《周末学术史叙》是刘师培拟著的《周末学术史》序目，全书将周末学术史分为16类：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逻辑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财政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在《心理学史叙》中，刘师培将中国先贤对心性的认识比附于西方心理学，他当时似乎根本不知道，修身养性、明心见性乃中华文化的根本，其内涵远远不是西方心理学所能概括的——据说今日的大学中已经开讲“东方心理学”，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刘师培《心理学史叙》不长，我们不防将除去自注之外的全文录在这里：

“吾尝观泰西学术史矣。泰西古国以十计，以希腊为最著。希腊古初有爱阿尼学派，立论皆基于物理，及伊大利学派兴，立说始基于心理，此学术变迁之秩序也。

“盖上古之民，狉榛末启，故观心之念未生。惟人生本静，感物而动，物至自知，弗假思索，故观物之念，昔已萌芽。中古之民，新知渐瀹（音“月”，疏通之意——笔者注），知物由意觉，觉由心生，由是远取诸物，亦近取诸身，而观察身心之想油然起矣。吾观炎黄之时，学术渐备，然趋重实际，崇尚实行，殆与爱阿尼学派相近。夏商以还，学者始言心理。《商书·汤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是为孟子性善说之祖。《商书·仲虺之诰》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是为荀卿性恶说之祖。殷商之交，性学渐明。东周学者，惟孔子性近习远之旨，立说最精。盖孔子之意，为以人生有性，大抵差同，因习染而生差别。荀、孟二家皆治孔氏之言，然一倡性善，一倡性恶，儒家立说，自昔已歧，然其论皆稍偏矣。告子治名家言，以食色为性，颇近荀卿，又言‘生之为性’，言‘性无善无不善’，则立说不背于孔子。盖告子此说指体言，非指用言，故明代余姚巨儒隐窃斯旨，孟子斥之，非知言也。至道家者流，以善即恶，善恶之界荡然泯矣。惟管、墨论性，于性近习远之旨大抵相符。以此知孔门论性，立言曲当，足为性学之宗矣。”[11]

刘师培自注“观心”云：“观心二字见佛典。”[12]如果刘氏真知佛家观心，儒家克念作圣之旨，恐怕他就不会将中国性理比附西方心理学了——这位自幼受经史之学训练的著名学者似乎没有明白西方心理学为何物，亦不太明白中国本土学术中的性——然而他的学术方法竟然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学者的指南，不亦悲乎！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左玉河先生谈到中国学者引入西学的学术方法时总结道：“晚清学者在吸纳西学、研习中国旧学之时，多以中学‘比附’西学，对中国旧学进行‘类比式’研究，并以此会通中西学术。所谓类比式研究，指在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时，以近代西方学科概念与学术体系为参照，找出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近代学术类似之思想。这种类比式研究，是中西学术交流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其附会肤浅之弊端显而易见，但对于中西学术之接轨，是有益的。究其动机，是借助中西学术之类比，寻求中西学术会通之道，从而将中国旧学纳入西学新知系统之中。 ”[13]

为了引入西学，与西学接轨，即使消灭中学也在所不惜。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学人仍这样认为——这不是一种愚昧，也是一种耻辱，或者愚昧与耻辱兼而有之！

那么中国本土学术最终是如何被送入历史垃圾堆的呢？说来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使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彻底崩溃的竟是二十世纪二十、三年代风行学界、名实相乖的“整理国故”运动——具体是通过将修身养性、经世济民的中国学术史学化，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专史式整理”。

1923年，第二批庚款留美生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将他《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整理国故”的思想细化了，同时，通过学科设置，这篇文章也锁定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大方向——即在中国本土学术史学化的同时全面引入西方学术，将在中国的西学巧妙地置换为“中国学术”。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首先总结了明末至他的时代三百年学术的成就，认为这三百年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个方面。缺点也有三个，即：“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于是胡适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研究中国本土学术的主张，包括以下三方面：

（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理。

（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胡适先生主张扩大研究范围，经子平等之类，当然是对中国学术的大贡献；在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面，胡适先生反对附会在当时也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尽管他反对的只是荒诞的附会，而不是反对用中国本土学术比附西学。他说：“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14]这里的关键是“系统的整理”。

按胡适先生的说法，“系统的整理”可分三种方式，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结帐式的整理，三是专史式的整理。前两种工作先贤已经作过，不需多说，问题就出在第三种方式：“二千年来，此业尚无人作者”[15]的专史式整理。

胡适首先提出了专史式整理的总纲，即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这实际上等于判了中国文化的死刑，他说：“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帐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16]

紧接着，胡适抛出了他国学研究的分科，这一分科直到今天仍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它锁定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最终命运。胡适的分科如下：

（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史

（三）经济史

（四）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

于是，活生生的中国文化变成了西学的研究材料。这还不够，由于“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若不先做一番历史的整理工夫，初学的人实在无从下手，无从入门。”[17]对治的方法就是作专史，此中包括两点：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18]

大家知道，中国本土学术的特点就是各学术门类之间是互通的，大道一以贯之，能由博而反约。过去八十多年来，这种专史式研究造就了太多专家、教授，却没有几部好的通史，几乎找不到“通儒”，今天哲学史门类可谓细致，然研究哲学的中国学者竟然对中国有没有哲学都产生了怀疑，这类学术研究岂不荒唐！

通过专史式整理，具有五千年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成了用西方学术剪刀任意裁割的死史料，如学术僵尸一样被摆在中国各大学教室中，等待那些稚气尚存的青年学子去肢解——中国本土学术灭亡了，然而在中国的西方学术仍是西方学术——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建之路阻且长！

移植西学过程中鄙名与伪名之灾

中国本土学术通过专史式地“整理国故“被送入了历史垃圾堆，同时也为近代中国学人引入西方学术扫清了障碍。

不幸的是，近代西方学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基础，以狭隘的欧洲中心论（即东方主义）和线性进步史观为基本特征。在西方学术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实际上是被想象出来的对立的，用消极概念描述的他者。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在本书中我交替使用它们）是一种世界观，它声称西方比东方有着固有的优越性。更确切的说，东方主义塑造了一种永恒的优越的西方形象（‘自我’），这是相对于虚构的‘他者’——对落后和低等的东方的消极界定。正如在第10章中阐释的那样，这种截然对立的基本概念，18世纪和19世纪时就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凸显出来。”[19]

那么，这些消极概念包括哪些呢？约翰·霍布森举说那是和西方相对的一系列落后品性，包括：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

19世纪是现代诸多人文学术的形成期，带有这些概念的西学的植入必然导致大量鄙名进入中国学界，造成中国学人思想的极度混乱。以对当今中国人文学界影响巨大的马克斯·韦伯为例，用约翰·霍布森的话说：“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东方主义观点尤为明显。韦伯的所有观点都是基于尖锐的东方主义问题：是什么导致西方必然地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东方注定会经济落后？韦伯的东方主义观点，可以在其最初提出问题，以及他随后为回答这些问题所展开的分析方法中找到。韦伯的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其独特而显著的‘理性’和‘可预料性’，这些优点只有在西方才能找到。”[20]约翰•霍布森还用用表格的方式列出了马克斯·韦伯加诸东方世界的鄙名（下图右侧）：

来源：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5页。）

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鄙名。

鄙名是中国名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强加给一般事物的鄙陋恶名。南北朝时著名子书《刘子》有《鄙名第十七》阐述鄙名之害，作者开篇写道：“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丑，言有善恶。名言之善，则悦于人心；名言之恶，则忮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于实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名是用来称呼其形的，而言又是用来说明其名的，物有形状有精巧、有粗劣，称名则有美善、有鄙陋，而言论也有好有坏。若好言善名，则能取悦人心，讨人喜欢；相反若丑名恶言，则刺耳逆心，让人生厌。所以古人不论为邑里命名还是为儿女命名，一定取好名。名号若不美善，将妨害事物本身。

鄙名随西方文明引入中国，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极度的自我否定心态。从国民性到政治经济制度，一切都是西是中非。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痼疾有愈演愈烈之势。

引入西学，将在中国的西方学术“偷换”为中国学术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大量伪名的出现。什么是伪名呢？简单说就是不以事实为根据，有名无实的虚假名号。本来当是“实为名源”，结果却成了“名为实源”。具体地说，就是中国本无此实，而西学却有此名（比如马克思主义中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学者常常不加鉴别地将之引入，这很容易导致学术的经院化，甚至玄学化。

徐干（171~217年）在《中论·考伪第十一》中论述了伪名的本质及其危害，上面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夫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名亦如之，故伪名者皆欲伤之者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名称是用来称呼事实。事实存在，名称就会随之而来；并不是先有名称，事实才跟着来。所以长形的东西先存在，才会称它为“长”；短的东西先存在，然后才会称它为“短”。并不是长短的名称先有了，然后长形短形的东西才跟着出现。孔子所贵重的，是用来称呼事实的名声；看重名声，也就是看重事实。那名声是属于事实的，就像植物系属于四季。植物在春天开花，夏天长叶，秋天凋谢，冬天存有果实，这些都是没人刻意去做，而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勉强去做，那么反而会伤害到植物的本性了。名称也是这样，所以追求伪名的人都是想去伤害事物本性的人。

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特征。有人甚至你马克思的理论为“涂上红色的东方主义”。[21]这明显体现在他的线性历史观中，约翰·霍布森写道：“马克思的整个历史理论如实地复制了东方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起源，一直追溯到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时代（并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明确摒除了古埃及的重要性）。然后，他叙述了我们所熟悉的欧洲中心的线性或内在的发展史，一直持续到欧洲封建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时期，然后是到达共产主义终点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这样，西方人从初始就没有经历‘原始的集体主义’，在经过四个发展的历史阶段后，最终将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使自己和亚洲人获得解放。对于马克思来说，和西方资产阶级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选民’一样，西方无产阶级是人类的‘选民’。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颠倒，产生了一种发展的或者直线的历史，其中（西方）种族通过每个短暂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缓缓走向自由。”[22]

另外，马克思主义历史五阶段论只是对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欧洲典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中国有过奴隶，却没有产生过奴隶占劳动力主体的奴隶制；中国西周有过封建诸侯，便诸侯国却是在西周王朝统一的政治体制中运作的。至于一度令学界兴奋的“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一说，似乎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历史无知，因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和中国历代王朝都主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衡，不愿意让私人资本操纵公众生活，这点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势完全不同。

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明末“资本主义”证据，更黄仁宇先生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自序中不无讥讽地写道：“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23]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几乎是与西学的引入同步的，大量鄙名和伪名的引入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讳疾忌医，那样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刘子·审名第十六》云：“是以古人必慎传名，近审其词，远取诸理，不使名害于实，实隐于名。故名无所容其伪，实无所蔽其真，此之谓正名也。” 今天，我们有必要为中国本土学术正名，也有必要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传入中国的西学正名。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4]在这方面，我们没有选择，因为正确的名是正确理论以及正确实践的基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