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第一节 有计划发展规律调节着社会主义生产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发展的。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则被有计划地发展所代替。这种变化，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千千万万的个体生产，建立起了社会化的大生产，成千上万的工人集合在一个工厂里，按照严密的分工进行生产。在各个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则由社会分工形成密切的依赖关系。
例如，纺织厂需要机器制造厂供应它各种纺织机械，机器制造厂需要钢铁厂供应它各种钢材，钢铁厂需要铁矿、煤矿供应它冶炼钢铁所需要的铁矿石和煤炭，铁矿和煤矿又需要从机器制造厂获得各种采掘机械等等。而所有各种工矿企业，都需要电厂供应电力，需要铁路、公路、海河航运企业为它们运送原料和成品。在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中，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离开其他有关部门而单独进行生产。
社会化的生产客观上要求按一定的比例来分配社会劳动。“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如果社会劳动在各部门之同的分配比例不恰当，各部门的产品不能按照需要相互衔接，社会生产就不能有秩序地顺利进行。
根据生产发展需要的客观比例，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办不到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一个工厂或一个垄断资本的范围内来看，是有组织的。在这个范围内，成千成万的工人都受同一个资本的支配，被分配在相互衔接的各个车间、各道工序中，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就整个社会来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整个国民经济分裂成无数个独立的企业。
这些企业都分别属于不同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所有，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认为最有利的方式经营生产。整个社会生产不是有组织的，而是无政府状态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各生产部门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由价值规律调节的。为着追逐最大的利润，资本家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资本家就象逐臭的苍蝇那样，随着市场价格的自发波动，乱哄哄地时而把资本投入这个部门，扩大这种商品生产;时而把资本投入那个部门，扩大那种商品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平衡问题，往往需要通过经济危机，通过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才能获得暂时的、强制的解决。
为了粉饰资本主义，欺骗劳动人民，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考茨基之流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经济学家，炮制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硬说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要资产阶级国家采取一定的财政金融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从而消灭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避免失业和经济危机。
这种谬论曾遭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指出，“所谓用卡特尔消除危机，这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慌话。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列宁作了上述论断以来，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一九七三年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又爆发了一场自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猛烈下降，整个国民经济一片混乱。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面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谎话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的社会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使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也就更加突出了。为了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就必须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就必然要求对社会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听任社会主义企业也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各自为政地盲目经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便无法顺利开展，社会主义经济也就丧失了它的固有特征。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在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对立，使生产具有直接的社会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统一组织全社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恩格斯早就预见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这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开始发生作用了。这个规律要求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发展，都要遵守国民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各种比例关系，服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统一领导。
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来代替竟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标志着人类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开端。在竟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是人统治物，而是物统治人，劳动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资本家也无法摆脱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客观经济规律的盲目支配。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这种自觉创造历史的活动，表现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地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根据客观规律制订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计划，并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实现人们预期的结果。
毛主席高度评价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计划改造世界的自觉活动，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仅仅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中国的面貌就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已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民经济的几种比例关系】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要求通过制定计划，并且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需要，自觉地调整计划。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不断地克服不平衡和不按比例的情况，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知道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究竟客观上有哪些比例关系?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只有首先明白这些客观的比例关系，计划工作才有正确的出发点。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决定性的一环。在生产领域中，农业和工业又是两个重要的部门。因此，农业和工业、农业内部、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三种十分重要的比例关系，这三种比例关系搞好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就比较好办了。
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是互为条件的。工业部门的职工需要农业提供粮食和各种副食品，轻工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料，而不论轻工业或重工业都要以农业部门作为它们产品的重要市场。
反过来，农村人口需要工业提供日用工业品，农业生产需要工业提供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电力等等生产资料，而农业部门的产品除了自给性的那一部分以外，都需要以工业和城市人口为市场。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这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由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又是工人和农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所以，保持工农业之同的正确比例，使它们相互促进，就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还要专门论述。
农业内部的比例，包括农业(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之间的比例，以及种植业内部的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各个分业部门之间的比例。
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广积粮’，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生产搞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本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粮食生产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处理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的时候，必须坚持以粮为纲。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粮食这个纲。
粮食生产在整个农业中占着决定的地位，要处理好农业内部的关系，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抓好粮食生产。但是，粮食生产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在农业生产中，农业、林业、畜牧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的必要条件，但林业和畜牧业又反过来影响农业。
树木和森林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侯，保护和发展牧场，开辟饲料、肥料、燃料来源，是农牧业生产的重要保障。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的发展，可以为农、林业(主要是农业)提供有机肥料，反过来促进农、林业的发展。
毛主席早就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闸明了农、林、牧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农、林、牧三结合是正确处理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发展农村副业和发展渔业，使之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和为出口服务，是向生产的广度进军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增加农村集体经济资金积累，促进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一定的作用。
至于农业内部除了粮食以外其他各个分业部门，如棉花、油料作物、麻、丝、茶叶、糖料作物、蔬菜、烟叶、水果、药材以及其他杂项作物，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同粮食生产有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反映了农业中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是正确处理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指针。农业内部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前提条件， 多种经营的发展又能在肥料、资金等方面促进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求在以粮为纲的前提下，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对于农、林、牧、副、渔和粮、棉、油、麻、丝、茶等等的生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它们相互促进，全面发展。
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比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但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也有一个纲，这个“纲”就是“钢”。因为有钢就有机器，有机器就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工业。工业以钢为纲，反映了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主导方面。工业各部门的发展，都要以钢铁工业的发展为基础。
要搞好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除了必须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以外，还必须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比例关系：
第一，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轻、重工业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防止忽视轻工业的偏向。毛主席制定的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科学地反映了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闻的辩证关系，是保持轻、重工业按比例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第二，原科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例如，冶金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之间，化工原料工业和化工制品工业之间等等，都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原料工业没有加工工业同它配合，产品就没有去路。加工工业没有相应的原料工业同它配合，原料就没有来源。这两者之间虽然谁也离不开谁，但在一般情况下，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原料工业。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工工业如果得不到充足的原料供应，设备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对于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发展原料工业，特别是发展在原料工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采掘工业，大打矿山之仗，注意保持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
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上述关系，对于同一工业部门内的各个分业部门，也是同样适用的。如钢铁工业就整个来说是一个原料工业部门，它为机器制造业、建筑工业等部门提供原料。但在钢铁工业内部，采矿、冶炼、轧钢这三个分业部门之间，采矿又是钢铁工业的原料来源。因此要以采矿为基础，建立三者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
第三，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国防工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拳头，是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援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业部门。但是，国防工业的发展要以基础工业的发展为前提。
恩格斯指出，“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没有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仪表工业这些跟本基础工业的发展，国防工业是上不去的。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脱离基础工业，孤立地发展国防工业。不仅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而且必然破坏国民经济。林彪一伙鼓吹“军事工业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并竭力反对军用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结合，其罪恶目的就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为他们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
我们只有按照毛主席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理论，在加速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来发展国防建设，把国防工业的发展，紧密地同基础工业的发展相联系，保持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平衡，才能使国防工业和整个工业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
第四，各个工业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如机器制造工业内部主机和辅机、整机和配件的比例关系，纺织工业内部纺、织、染的比例关系等等。这些比例关系的保持，从理沦上讲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在实践上，由于实行商品制度，由于计划安排上的缺点，由于重主机、轻辅机，重整机、轻配件那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也会使主机和辅机、整机和配件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
为了在工业内部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需要对商品制度加以限制，并在生产计划上作出妥善的安排，同时必须不断对那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的思想进行批判。
农业内部、工业内部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闻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比例关系，是整个国民经济平衡的基础。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还有不少重要的比例关系。
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马克思把运输业列为采掘工业、加工工业和农业之后的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社会化的大生产，必须保证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及时得到原料、材料、燃料的供应，并及时将产品从生产地运往消费地。
有计划的生产，需要有计划的运输来紧密配合，交通运输业是“先行官”。采矿、建厂，首先就要准备好运输条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如果落后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不能及时运到，产品不能及时运出，那就会极大地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文化教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也有一定比例关系。文化教育是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
文化教育建设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必须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相适应，才能保证源源不断地把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输送给国民经济和上层建筑各个部门，才能保证人民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逐步提高，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都是很重要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如果安排的不妥当，也将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的问题，将在第十二章里加以分析。
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即生产增长、文化教育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
物质资料的有计划的生产，文化教育事业的有计划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计划的人口增长，即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有计划地安排人民生活、保护母亲和儿童健康，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没有计划生育，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所谓计划生育，不是单纯的节制生育，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在人口稠密，出生率高的地区，要提倡晚婚和节制生育、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则采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总之，要使人口的增长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相适应。
马尔萨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说成是绝对的自然规律，目的是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马尔萨斯人口论总是把人看成一种消极因素，把人当作单纯的消费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
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有计划的增长，总是比人口的有计划的增长更快。我国建国以来的二十五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人口尽管増长了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却増长了一点四倍，棉花増长了四点七倍，轻工业品增长几倍、十几倍，重工业品增长幅度更大。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不仅在理论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者驳倒，而且已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完全粉碎了。
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计划生育才开始有了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产象物的生产一样是无政府状态的。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掌握了社会的生产资料，处于社会主人地位以后，才开始有可能象对物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那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
恩格斯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因此，计划生育还不可能毫无困难，还会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抵制。
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并在经济上、技术上采取适当措施，计划生育是可以逐步推广开来的。这是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表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不仅要求相互依赖的各个部门在生产上相互协调地发展，而且要求它们在地区分布上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即要求有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的缩小，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社会劳动的节约，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以及巩固国防的大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分布，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自发地形成的。资本家经营企业，不论是开工厂、办农场、筑铁路等等，都只服从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不可能有通盘的考虑和安排。资本主义社会自发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包含着许多不合理的因素：
工业生产畸形发展，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公路、铁路、水上和空中航运等交通运输事业，在工业发达地区由于货运多、利润高，资本家竟相经营，线路重床叠屋，大家吃不饱，形成运输力量的浪费。而在工业不发达地区，由于货运少、利润少，资本家裹足不前，交通运输极其落后，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布局方面的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这些矛盾只有在生产资科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加以解决。所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便面临着一个改造生产力布局的任务，这是恩格斯早就预见到了的。恩格斯指出，为着消除资本主义大工业畸形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社会主义社会将“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按照什么原则来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呢?所谓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究竞包含着哪些主要内容呢?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求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对于一个国土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就要求使每一个较大的行政区或经济协作区都应形成比较独立的、各具特点的、不同水平的工业体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远途运输上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保证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当然，工业应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在其他有利因素足以抵消远距离运输的不利因素的条件下，使离开原料产地较远地方的冶炼工业和加工工业得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也是必要的。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求大工业尽可能平衡地分布到全国各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县、社工业，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农村经济和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合理布局的结果，将使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起许多新的小城市，使城乡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布局，要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防需要，要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为此，就要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使各个地区都具有一定的现代工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的能力，并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
这样，当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就有许多可靠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基地，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做到坚不可摧，不论帝国主义从哪里来进攻，都将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利于各民族团结的增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为着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总是要限制被压迫民族地区工业的发展。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着增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就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促使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市局，要服从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服从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需要。而改造生产力布局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工业畸形发展的状况，造成“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
旧中国的生产力分布极不合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形成这样一种状况，仅有的一些现代工业都集中在沿海一些省市，而广大内地则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
(解放初期，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3%。在重工业方面，以钢铁工业为例，大约有80%的生产能力分布在沿海，而在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北、西南等地，几乎没有任何钢铁工业。在轻工业方面，以纺织工业为例，80%以上的纱锭和90%以上的布机分布在沿海，而在广大的产棉区和内地，却很少有纺织工厂。)
为着改变旧中国遺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关健问题，就是要在广大的内地发展工业。这样，就发生了沿海工业(原有工业基地)和内地工业(新建工业基地)的关系。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这方面的关系，阐明了正确处理这方面的关系的原则。
要改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原来那种不合理的状况，需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要把绝大部分新工厂建在内地，沿海的原有工业基地要通过迁厂、包建、支援人力、物力等各种途径支援内地工业的发展，使全国工业布局逐步平衡起来。
这对于加强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普遍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我国的国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都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决不是说，对沿海工业可以采取消极态度。一般说来，沿海工业历史较久，能够从技术力量、设备、原料、产品设计等方面支援内地工业。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沿海工业，可以更好地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
建国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内地工业迅速发展，在内地各省新建的工业基地已经初具规模。同时，沿海各省市原有的工业基地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合理的发展。内地工业、沿海工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过程中，加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少数民族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且地下矿藏丰富，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十分需要的。
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不到发展，不仅没有现代工业，就是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北煤南运”、“南粮北调”，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一个沉重包袱。我国铁路运载量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被耗费在这上头的。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
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北方各省粮食自给率大大提高，历来多灾缺粮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现在已经粮食自给有余，为扭转“南粮北调”作出了新贡献。
南方各省煤矿的勘探和生产迅速发展，四川、云南、贵州、江苏、广东等省的煤产量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从来不生产煤的西藏，也找到了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
第二节 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影响作用
社会主义生产既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又在不同程度上是商品生产。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因此，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就既有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在发生作用，也有价值规律在发生作用。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二)商品的交换要根据等价的原则来进行。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而前者又必须通过后者来贯彻。这个规律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价值规律的这个基本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跟在旧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主要是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因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范围和后果，则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着商品价值的转化形态生产价格而不断地上下波动，有时高于生产价格，有时又低于生产价格。商品价格的这种自发波动，支配着人们盲口地扩大或缩小生产。当价格高于生产价格时，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资本家眼见有大利可图，就争先恐后地把资本投往这些部门。反之，就把资本抽走。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盲目竞争的状态下发展的。这种情况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作为一种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异己力量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调节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主要调节者已经不是价值规律，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虽然仍要以产品的价值为基础，并同价值有所背离。但是，产品的价格已不再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自发地涨跌，而是由国家计划机关统筹兼顾、统一规定的。
国家计划机关适当地利用价格同价值的背离对生产的作用，使某些产品的价格略高于价值或略低于价值，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影响生产和消费，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所以，从基本的方面来说，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一种在人们背后发生作用的异己力量，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调节者，它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并成为一种被人们驾驭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价值规律对生产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只要价值规律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也就存在。它还会给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带来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以价格的高低和赢利的大小为转移，不由价值规律调节，而由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
国家计划机关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规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国营企业必须贯彻执行。计划亏损的产品虽然连生产成本都不能收回，企业仍须按计划进行生产，亏损部分则由国家补贴的方式来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国营企业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是事情的基本的一面。从这基本的一面来看，价值规律对国营企业的生产是没有调节作用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国家计划对国营企业的生产也不可能规定得很细很死。
对于某些产品，如面盆、口杯等日用工业品，国家计划一般只按产品的大类规定生产数量，而不规定具体品种、规格、对于象糖果、饼干一类的产品，国家计划一般只给企业下达产值指标，而不规定产品的种类。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企业就有可能扩大价值规律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不顾人民需要，而去生产那些价格高、利润大的产品，从而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
其次，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交售任务，都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
其他很多农副产品的生产，国家虽然不直接下达计划任务，但也通过商业部门同社、队签订采购合同的办法，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就整体来看，起决定作用即调节作用的，仍然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但是，集体企业不同于国营企业，它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它的积累水平和社员收入水平都取决于它本身的生产收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某些集体经济单位就会倾向于扩大价值规律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去生产那些成本低、收益大的产品。这样，价值规律对集体企业生产的影响作用，就比对国营企业生产的作用显得更大一些。
至于集体经济生产中的那些同国计民生关系不很重要、不列入国家计划，也不通过采购合同来衔接的零星的土特产品的生产，价格的高低和收益的大小对它会起更大的作用：收益较高的产品比较容易发展，收益较低或亏本的产品比较难以发展。这就是价值规律对这类产品的生产发生的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只要实行商品制度，不论是国营企业的生产还是集体企业的生产，价值规律都还是起作用的。从社会主义生产的集体来说，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国家计划来调节的。所以，国家计划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位的东西;价值规律是起影响作用的第二位的东西。
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规律，终究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它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作用。但是，我们要善于驾驭它，并且对价值规律带来的危害加以限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对生产的盲目调节，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乡，另一方面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造成中小企业的大批破产，工人大量失业，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影响作用，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呢?
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中，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例如，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要求加速发展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某些轻工业迅速发展对原料的需要，而这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也可以保证给农业集体经济带来较多的收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计划的增产要求同农业集体经济方面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要求是一致的，增产计划一般说来也容易完成和超额完成，但是，这两个规律作用的方向，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就农业生产内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价关系以及各类经济作物的比价关系来看，某些经济作物的价格可以给集体经济带来较多的收入，对比之下，必然会有另一些经济作物或粮食作物只能带来较少的收入。
如果听任价值规律来影响生产，就不利于国民经济计划对各种农作物不同程度地全面增产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两个规律发生的作用一致的时候，价值规律对国家计划的完成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两个规律的作用不一致的时候，价值规律就会冲击国家计划的完成，起消极的作用。
所谓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就是要全面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国家的计划安排和价格政策，利用价值规律对组织生产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使之有利于国家计划的完成。
利用价值规律对生产的积极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按照“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办事，必须主要依靠国家计划来指导社会生产。不能主要依靠价格来指导生产。如果把主次颠倒，把范围扩大，那就会滑到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价值规律万能”的邪路上去。
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消极作用，不仅在集体经济中存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同样存在。如果对于这种消极作用不是严加限制，那它就会冲击国家计划，不仅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破坏作用，而且会使资产阶级经营作风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膨胀起来，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
如何对待价值规律的这种消极作用，是限制还是扩大?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历来主张既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作用，又要严格限制它的消极破坏作用。
刘少奇、林彪一伙拼命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价值规律“万能沦”，主张以价值规律作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更是明目张胆地把价值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客观调节者”，并依据这一修正主义理论，来推行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完全依靠价格和利润的刺激作用和市场经济来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
这就是今天苏联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国内外修正主义者的手法尽管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个，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反映在价值规律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就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第三节 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
【计划工作的依据】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基本上是通过党和政府的自觉利用、通过正确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来体现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包括计划的研究、制订、贯彻、检查、调整、总结等一系列的环节。没有国家的计划工作，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是不可能自发地实现的。
当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人们不去自觉利用它，这个规律也是要强制地实现它的作用的。譬如说，经济领导机关如果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不尊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那么，相互联系的各个部门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脱节现象。
这种观象将从反面使人们认识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存在，因而不得不尊重这一规律，并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来反映这一规律的要求。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制订计划。计划是人们制订出来的，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正确的计划促进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错误的计划则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制订得是否正确，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很大的关系。
怎样才能制订出正确的国民经济计划，搞好计划工作呢?
正确的国民经济计划首先应该在各个方面都能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斯大林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
确实，要做到使人们制订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很不容易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总是力图用各种方法来破坏和干扰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为无产阶级认识这个规律制造各种障碍。林彪一伙就曾经鼓吹什么“嘴巴就是计划”、“打仗就是比例”的谬论，妄图把水搅混，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除了会受到资产阶级势力的破坏和干搅以外，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国民经济中错综复杂的比例关系要一下子统统认识清楚，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但是，人们应该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国内尽量作到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
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群众，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在制订计划以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按照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联系，来安排比例关系，完全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计划比较正确地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只是要求国民经济中相互关联的各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但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不能给我们指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所以，一个正确的国民经济计划，不仅要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而且还要在各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除了要反映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以外，还必须以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提出的政治、经济任务作为重要依据。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三大革命斗争中所面临的情况不同，问题不同，从而要解决的政治、经济任务也不尽相同。
计划如果脱离一定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任务，就是无的放矢，就失去了挂帅的东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只是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总的方向和一般要求，而不可能指明一定时期的具体任务。
一定时期的具体的政治、经济任务，是由党和国家在考虑到客观规律的要求，并研究了三大革命斗争的具体情况和问题以后提出来的。因此，制订国民经济计划，要深刻领会党和国家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任务，把它作为制订计划的指南。
【搞好综合平衡工作】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平衡是经常的，不平衡则是偶然出现的例外。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搅和破坏，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由于各个企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生产发展状况的不断变化，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局限性，仍然会经常出现打破平衡和比例关系的情况。这样，就要求我们努力搞好综合平衡工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不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而是在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不可能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通过有计划的调节来克服，因而往往要发展成为严重的比例失调，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通过党和国家的计划调节，不断地克服不平衡，建立相对的平衡。
这样，从平衡到不平衡，再从不平衡到平衡，就是意昧着打破旧的比例关系，在更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经济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中迅速向前发展。
毛主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
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忧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
毛主席的这个理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及其优越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看作没有矛盾，生怕出现不平衡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是，对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平衡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
由于某些部门工人群众提高了社会主义积极性，节约原材料、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增产不增人而超额完成计划造成的不平衡，是件好事，应该欢迎。由于工作中有差错，完不成计划，因此引起的不平衡，则应尽力避免。
但不论是什么原因，在不平衡出现以后，要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根据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地把暂时落后部门的生产促上去，建立起新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
为了要克服经常出现的不平衡，建立起相对的平衡，就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工作。综合平衡不是个别生产部门的平衡，而是建立在农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和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基础之上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综合平衡的任务，主要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考虑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影响作用，在党的路线的指引下，安排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把人力、物力、财力适当分配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建立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使生产资料生产的増长同社会主义生产日益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使消费资料生产的増长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需要相适应。
综合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掲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为着搞好综合平衡，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处理矛盾，积极地把短线产品搞上去，加速发展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带有关健性的暂时落后的部门，以便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得到更好的满足。
刘少奇一伙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时提出什么“短线平衡”等等的名目，大搞削高就低的消极平衡;有时又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当指标落空时，就来个“砍光退够”，在计划工作中推行一条右的或者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综合平衡是要建立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包含着很多矛盾，这就需要对全局进行分析。毛主席教导说：“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
把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应用到综合平衡中来，那就是说，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种比例关系，决不可以不分主次同等对待，而必须区别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力量，这就好比两只手同时要抓十条鱼，结果一条也抓不住。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关健的作用，因此必须照顾重点，它们的需要应首先保证得到满足。
但是，保证重点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一般。重点同一般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保证重点，一般固然得不到很好发展，忽略了一般，重点的发展也要受影响。所以，在综合平衡工作中，必须贯彻执行“统筹兼颇、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照顾重点的前提下，同时兼顾一般。要从整体出发，瞻前顾后，考虑到上下左右的关系，避免犯片面性的错误。
在综合平衡工作中，必须兼顾劳动力平衡、物资平衡和资金平衡。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上述三种平衡中，首先必须安排好劳动力的平衡。而在安排劳动力的平衡中，根据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原理，又必须首先保证满足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要。
只有在农业生产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而有可能提供多余劳动力和更多商品粮食、经济作物的条件下，才可以从农业抽调适当数量的劳动力来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离开了这一前提条件，过多地抽调农业劳动力，就会破坏综合平衡，不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从出现不平衡到建立新的平衡，总要有一个过程。为着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和保持一定的物资储备。
各类物资储备的数量必须适当。储备量过少，不能满足填空补缺的需要，就会使一些部门由于某种物资的短缺而开工不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储备物资的数量过多，超过了弥补暂时短缺的需要，就会使本来可以用之于当前生产的物资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计划工作的几个原则】
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除了正确地运用综合平衡这个基本方法以外，还必须遵循从计划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
要制订和贯彻执行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然要有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如果没有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提倡全局观点，不反对分散主义，而听任各个地方各自为政，那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但是，社会主义的集中领导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中央的集中领导同发挥地方积极性是互为条件的。
列宁在阐述经济工作方面的民主集中制时说：“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交通运输等经济企业的工作有绝对的严整性和统一性;同时，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
为了把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中央有关部门应当征求地方的意见，和地方商量，和地方共同制订计划。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也要允许各地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做法。
这种特殊，不是闹独立王国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因地制宜地充分挖掘生产中的潜在力量，更好地完成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所必要的特殊。从计划工作制度上讲，就是要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制度。
毛主席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指出：“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毛主席后来又多次教导我们，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毛主席还指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这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
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计划工作首先要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揭矛盾，找差距，促转化。一个企业要生产哪些产品，生产多少，企业的领导应该讲形势，鼓干劲，向群众交任务，交情况，交措施，交困难，发动群众讨论。
这样，不仅使计划有可能的基础，而且能发现和提出少数人关在房间里所臆想不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讨论，主意是干部的;经过群众讨论，变成了群众自己的计划，才能使计划指标既先进，又可靠，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计划指标应该是先进的，只有先进的计划才可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为了制订出先进的计划，就必须同保守思想作斗争。有些人明明知道生产潜力很大，却把计划指标定得很低，不去发动群众挖掘企业的潜力，只图舒舒服服完成计划。
或者不从国家需要出发，挑肥拣瘦;或者贪图方便，多要物资，积压浪费;或者片面追求产值，不重视品种、质量。很明显，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不同保守思想作斗争，那就不可能制订出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的计划。制订计划的过程，也就是先进思想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
计划指标应该是先进的，但这决不是说，指标愈高愈好，可以没有根据地加码、翻番。脱离了客观可能性的高指标，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必然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先进的计划指标必须是有科学依据的，可靠的，切实可行的。
毛主席教导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现实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认为做不到，不去办，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就叫盲目性，叫做形“左”实右。订计划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形“左”实右，使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基础上。
客观可能的计划指标，也不能订得太满，而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实践经验证明，计划指标留有余地，让群众经过努力有可能超额完成计划，是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扱性的。
在制订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应该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
一定时期内可以用于基本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有限的。如果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上马的项目贪多求大，那就势必拖长建成投产的时间。如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那就可以早建成，早投产。假定，我们在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的基本建设资金足够建设五百个项目。
这里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五百个项目同时上马，分散使用建设资金，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五百个项目同时建成。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项目的建设周期都要五年。
另一种做法，每年上马一百个项目，集中使用建设资金，五年中，每年都有一百个项目建成。那么，每个项目的建设周期可以大大缩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不仅在军事上是有效的作战方法，而且也是制订基本建设计划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问题的关健是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思想作怪，以及对于违反这个原则所带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为着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就要加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一原则的宣传教育，同那种只顾局部需要、不顾全局利益的观点和行为作斗争。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必须实行长期计划(五年计划和十年、二十年的远景规划)和短期计划(年度计划、季度计划、月度计划)相结合。不搞长期计划，基本建设就很难作有计划的安排。长期计划体现长远奋斗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使人站得高，看得远，可以出干劲。
工人同志说得好：“胸中没有大目标，一缕稻草压弯腰;胸中有了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但长期计划要通过短期计划加以具体化，オ能落实，オ抓得住，才便于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检查和评比。这样，长期计划的实现才不致落空。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计划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集体所有制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但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可以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以便因地制宜，充分调动集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集体经济随着国营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