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1909年7月11日——2005年1月8日)，男，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乌石垅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
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我最早接触毛泽东同志,是在1927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下面的文字是记叙我近五十年来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接触以及从中得到的启迪和教诲,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纪念。
在黑暗中点燃了希望的火炬
1928年8月,我所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没有赶上南昌起义,暂时驻在江西铜鼓。县委派我随省委秘密交通员一起到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
9月中旬,我从省委赶回团部时,感到团里的气氛有些异样。团党委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毛委员已经从安源到了这里以他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经过缜密部署,统一领导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和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以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共约500人,胜利地举行了举世闻名、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让我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委员报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尽快见到毛泽东。当我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
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说我在南昌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江泽楷(后为托陈取消派,同陈独秀、彭述之一起被开除党籍),还见到了刘士奇(湖南人,曾任吉安特委书记后遭张国焘杀害)。
汪说,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我们的队伍往西朝宁冈方向走。我把江西省委的密信以及剩下的组织上给我的盘缠钱都交给了毛泽东。他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你一路辛苦了,先休息去吧。
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又一次有力反击。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
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提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在那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赣边界转移。
抗日时期的宋任穷
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当时,究竟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哪里,事关重大。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北段离政治都会太近;南段虽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
中段地势好,党的组织、群众基础等方面也比较好,而且远离大城市,敌人的统治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江西省又没有正规的地方部队。
毛泽东确认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同时还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汪泽楷讲的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就是指袁部)和王佐部两支革命武装。
袁部驻在井冈山下的茅坪一带,袁本人是共产党员,袁部已建立党的组织。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各有几百人,六十余支枪。参加袁、王部队的,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过党的影响,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阶级有深刻的矛盾,有很强的反抗精神。
这两支部队,专打土豪劣绅,劫富济贫,不侵犯群众利益,比较守纪律,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他们还掩护过避难的共产党员。这两支部队特别是王佐部的问题是,由于长年住在山区,缺乏有力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存在着浓厚的绿林习气和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
井冈山旧城
在宁冈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对袁、王二部采取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并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通过袁部争取团结王佐部。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样个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井冈山站住脚的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应袁、王的请求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他们部队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给了他们一部分枪。
此时,袁文才、王佐部各有两个营,每营两个连(后扩充为三个连)。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袁王部队工作的,曾任连党代表、团宣传科干事等。蔡协民、何长工已先期被派到袁文才、王佐部,担任团的党代表,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我们在毛泽东和团党委的亲自指导下,积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连队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做到每个班都有党员,每个连都有党的支部。还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帐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袁、王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袁文才、王佐部都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很有战斗力的工农革命武装。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到达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使我们的武装从原来的2000人增加到1万多人,大大增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力量。
在井冈山,由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党的领导集团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深入发动群众,我们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军事“围剿”,打击了国民党驻江西的反动武装力量,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
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安,指令湘赣两省的敌人于1928年12月用重兵对井冈山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实行经济封锁。面对敌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毛泽东等研究后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死守井冈山,恐难持久,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由一部分主力红军守山,大部分主力红军打出去,到敌人后方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等共同商定:彭德怀、滕代远率一部分兵力(包括王佐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包括袁文才部)向闽粤赣边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是在客观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决策。此时,我找到毛泽东,请求随部队下山,他开始同意了。后来,因有些同志也要求下山,毛泽东才对我讲:要求下山的人多了,这就不好办了,山上也需要一部分同志留守坚持,任务也是艰巨的,你也不要走了吧。我便留了下来。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这条道路的起点。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伟大,后决定分兵下井冈山同样伟大。
当时的中国是由数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他们在中国培植各自的势力,互相之间有矛盾,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矛盾,在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敌人统治又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在新的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部分红军主力下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创举,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我党还领导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多在几省的边界地区,它们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
及时纠正错误肃反,维护和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了解到这里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了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当地党政军的许多领导同志无辜被捕,个别好同志惨遭杀害。他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纠正了错误,挽救了陷入危险局面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亲自接见刘志丹,亲切地安慰他说:你们受委屈了。
毛泽东对刘志丹以及以他为领袖的陕北红军寄以完全的信任,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同时,又任命刘志丹为临时组建的北路军的总指挥,统一指挥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陕北骑兵团和红二十八军向北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和红军第三工作人员合影
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同我和其他几位派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谈话,再三叮嘱我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刘志丹,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
刘志丹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也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当地干部要尊重和学习外来干部。作为政治委员,国查我同刘志丹之间推心置腹,互相信任,没有丝毫芥蒂。
这支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战斗力很强,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不幸的是,刘志丹在红军东征中的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部队回到康城后,我即到总部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英勇牺牲的经过,并报告毛泽东:二十八军经过多次战斗,虽然人员不断伤亡,减员近半,但部队士气仍很旺盛。刘志丹牺牲后,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如同刘志丹在世时一样听从指挥。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赞刘志丹培育了一支很好的部队。
此后,毛泽东派总政治部的同志到二十八军进行考察,了解到部队情绪稳定,士气旺盛,素质确实不错,决定继续保留二十八军建制。在毛泽东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
制定各项基本政策,缅怀革命先烈
全国解放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全国解放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上会转变为社上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讲话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篇讲话成为全国解放后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文件。
新中国的成立来之不易,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由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捐躯的革命先烈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深切悼念之情。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应当归功于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
新中国宣告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个碑文由周恩来书写后刻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
1950年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在分别十四年之后,我重新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约见率部举行昆明起义的卢汉将军,我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
毛泽东和卢汉将军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正义行动。称赞卢汉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我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对卢汉和我讲,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毛泽东同卢汉谈完后,我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我和叶子龙在长征时就认识。两人谈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派人让我到他那里。
毛泽东、宋任穷(右四)等同志1963年在杭州合影
毛泽东说:十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于是,他便很随便地同我谈起来,话题很广泛,古往今来,天上地下,什么都谈。他首讲到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嘱咐我们在云南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他还问起我下井冈山后脱离部队的那一段情况,我再一次向他作了详细的叙述。在谈到陈昌、夏明翰时,我告诉他陈、夏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对陈、夏的评价很高,说陈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在一起进朝夕相处,分别时常有书信往来。
他称赞陈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在组织进步青年出国勤工俭学时,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陈留下来在国内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陈昌于1928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
我们还谈到,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还告诉我,不久前他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他亲笔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并从稿费中拿出三百元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
据我所知,毛泽东资助过不少烈士的遗属和后代。毛泽东还谈起他1920年结识夏明翰的情况,还向我问起井冈山时期曾任三十一团书记官,后调任三十二团第二营党代表的康健的情况。
毛泽东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在谈到几位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时,他满怀深切悼念之情,眼中不时含着泪花。此时,刘伯承应约来见毛泽东,我们的谈话便中止了。
亲自做出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195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我国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汇报。听完汇报后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会后,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并指定陈云、聂荣臻、薄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核工业发展工作。
1956年,周恩来曾对我讲过,中央有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的考虑,毛泽东的意见请郭沫若当主任,我作郭老的助手,任副主任。后来,又决定不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了。
同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和核工业部)任命我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任副部长。三机部成立后,中央书记处多次听取汇报,对重大同题作出决定。
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大力支持,表现了很强的全局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一切优先。有些单位主动找上门来,问我们还要什么。三机部的全体同志艰苦奋斗,同心同德,情绪十分高涨。
因此,虽然是白手起家,遇到不少困难,但各项工作进行得都比较顺利。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们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
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同时,我转达了刘晓大使的意见: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使馆从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考虑,倾向于毛泽东接受邀请,亲赴莫斯科。
1960年,全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苏联的一些技术设备陆续运来后,有些同志要求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而且很坚持。
部领导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人家的东西首先要弄明白,学到手,然后再进行改造以至创新。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见他。
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弹,235,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了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
我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作出决定:对没有掌握的苏联设计“不准改”,对苏联供应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作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
这样,及时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核工业建设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明确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因而,在外援突然断绝后,我们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很快地实现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转变,保持了继续前进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术,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1960年冬,周总理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毛泽东到来之前,我们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答应给的样品也不给了,部里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延迟到1964年。
康生大言不惭,说什么太迟了应该1962年爆炸,说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都有好处,等等。这类的话,他讲了很多。毛泽东来后,了解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便只讲了一句话:康生,要原子弹在1962年爆炸,那就叫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看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
康生明明知道1962年不能实现原子弹爆炸,去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用心不善。以后的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的计划是切合实际的。
晚年宋任穷夫妇合影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要缅怀他的伟大功绩,继承我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也要认真思考和总结建国几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发扬成绩,减少失误,开拓更加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