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阅兵式上黯然抹泪的一幕强烈地吸引了中国人，因为这一幕实在是闹人寻味、引人深思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由此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及一个政党，领袖至关重要，优劣好坏具有生死攸关决定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前苏联发展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已经百弊丛生、人心思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推进改革在理论逻辑上完全正确，但具体如何操作却渊机深深，需要最顶层设计者本着人民最高与最终利益诉求，稳稳地驾驭行进在惊涛骇浪上的巨大国家航船，如此才能搏击风雨使之度过可怕的危机。
但戈尔巴乔夫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爱出风头、热衷街头政治，言过其实，喜欢高谈阔论，不知天高地厚，对西方的褒贬评价十分上心在意，基本上围着西方的战略指挥棒转，秉承西方的旨意来推进自己国家的改革，结果在短短五年多的执政时间里就把一个空前庞大又强大的苏联搞得分崩离析。
历史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领袖，但他却很合格地充当了西方的工具，完成了西方集团自己所难以完成和无能为力的历史任务，所以他至今仍能得到西方舆论的肯定与褒扬，但这并不妨碍秉承客观公正立场的人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掌舵苏联，而换做一个坚毅、智慧的领袖譬如彼得大帝、斯大林或者普京这样的人掌舵，苏联的命运还会这样吗?或许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也许不会如此悲惨地分崩离析，或者即使分裂，也不会在经济与政治上堕落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事实上，前苏联解体没有任何历史必然性，一切所谓制度崩塌与历史终结的喧嚣，都不过是西方政客们捏造出来的骗人神话。
显然，戈尔巴乔夫领错了路，而且错得十分深重、十分到位。这一点，现如今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都有那么一点儿认识与反省了，所以他在阅兵现场才禁不住抹出几滴浑浊的老泪，展示出一副十分可怜而又十分可鄙的装相来。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国家与政党的领袖十分重要。好的合格的领袖能够带领人民走出危机与陷阱，而不合格不称职的领袖则反向把人民推进苦难的深渊。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并非个例，像他这种把一个大国搞散搞垮的例子多得很，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故事不过是历史的重演与教训的再现。
具体到中国历史而言，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老百姓所熟知的一个历史规律是，如果有一个好皇帝，则王朝的历史命运就很大可能向上发展，反之，如果摊上一个昏君暴君，则王朝就将危机连连，可能就要衰亡。隋朝与唐朝就是正反两个方面很与说服力的实例。
导致隋朝败亡的是隋炀帝杨广。这个人就是一个自以为是、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缺少历史厚重感的轻薄之徒，史家对他的评价是“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忠”，在他无休无止的折腾下，终于把大好江山弄出了“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最后连自己都不得不照着镜子琢磨说，我这颗好脑袋，不知谁来砍掉它。一个“炀”，恰如其分地给杨广以应有的历史结论。
推动大唐走向强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隋末征战四方，十八岁就开始领兵作战、独当一面，战功卓著。执政之后，勤政为民、虚心纳谏，深怀畏民诚敬之心，深怀执政惕惧之意，所以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在他的治理下，大唐的国家实力稳步增长，力量日趋壮大，终于攀上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峰。而其本人，也被视为千古英主，直到现在仍然为中国人所肯定所褒扬。
其实，隋朝与唐朝都处于历史同一条水平线上，内外环境与社会条件基本一致，隋之所败，罪业在人;唐之所兴，功成亦在人。一正一反，对比十分鲜明，那就是取决于领袖的品质与水平。
中国历来都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很多少数民族生活在统一政治版图之内，每一个民族内部又分上、中、下不同阶层，国家统一体内各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这种类型的国家既有别于西方国家那种单一民族的社会，也完全不同于很多移民型的国家，其制度设计与历史轨迹都只能建立在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同时借鉴别人的经验，而不能照搬移植任何他人模式。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近代以来中国照搬移植西方制度模式的尝试很多，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栽不活”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条基本的政治定律。
俄罗斯也是这样。俄国的历史虽然没有中国的历史悠久、绵长，但也具有相同与相似的特点，只不过俄罗斯比中国还更加大起大落，表现出更大幅度的历史升降曲线。这样一条升降曲线，每个点都与特定的历史人物相关联，而戈尔巴乔夫则永恒地与苏联解体捆绑在一起，不要说抹泪水，就算嚎啕之后自刎也改变不了这样的历史事实。
但戈尔巴乔夫所制造及遗留下的反思却相当地尖锐与深刻。“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就会把他们创造出来”。中国古人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说，“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所以，站在历史的长河上，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优秀，是否具有持久发展的品质，关键是看它是否能造就出来值得托付的伟大的领袖。在这点上，现在，中国人民堪称是幸运有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