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中国屡次改革生育政策，但生育率的增加远低于预期，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未来百年中国将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及人口危机。参照发达国家经验，社会福利机制的完善将有助于生育率的稳定，但难以持续，尤其是老龄化后的社会化养老将反致离婚率的升高及儿童福利的压缩，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本文作者认为，长期的计划生育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伴随低生育率的人口结构恶化，必将导致发展乏力和文明衰落，由此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期力挽狂澜。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未来上百年中国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只有1.22。2015年、2017年分别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生育率只有1.05、1.2，远低于预期的1.8、4.4。可见，人口危机出乎想像。
日本、欧盟由于低生育率导致经济活力减弱。而200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比欧盟、日本还低，2010-2015年中国只有1.17，日本、欧盟、俄罗斯、美国、印度分别还有1.42、1.58、1.68、1.88、2.37。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降到1950年的22%、1980年的22%、 2018年的17%。2050年、2100年总人口将降至10.8亿、4.8亿，占世界的比例将降至11.9%、5.4%。人口总量下降也必然导致结构恶化。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则是阻力。日本、欧盟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劳动力/老人(20-64岁/65+岁)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15-29岁的青年是最有社会活力的人群。老龄化指数是指100个儿童(0-14岁)对应的老人 (65岁及以上)数，越高说明老龄化越严重。
“世界”指除中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可见，未来上百年，中国面临最不利的人口结构。
表1假设今后中国的生育率稳定在1.2;其他国家则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图1来源各国官方数据。图2、3、4、5和表2的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OECD)。
欧美国家生育模式的转变
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超前中国上百年，人口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生育意愿下降，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避孕套普及率不断提高，欧美国家生育率不断下降。法国在一战期间、美国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生育率曾跳跃性下降。二战后，生育率上升，出现婴儿潮。
1960年之后，美国的生育模式发生了质变。第一，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第二，社保制日臻完善。第三，1960年口服避孕药上市。第四，“性解放”运动弱化了家庭价值。第五，1967年后各州相继实行无错离婚法，离婚率攀升。第六，1973年堕胎合法化。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卡特总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家庭价值，并制定了有利于生育的经济政策，离婚率下降，生育率上升到1990年的2.1。
男性在工农业上占有优势;但在服务业上，男女差别较小。美国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50年的49%升至2017年的81%，于是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养家能力下降，婚内生育率下降。
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养孩能力提高。而政府又不断提高儿童和社会福利，比如说美国联邦用于儿童的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0.6%增至1980年的1.4%、2010年的2.6%;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30年的0.6%提高到1960年的6.2%、2016年的19.3%。很多妇女靠自己和社会福利就可以养孩子，于是非婚子比例从1960年的5%上升到2009年的41%。
法国和北欧的社会福利比美国好，女性劳动参与率和非婚子比例也更高。非婚子比例，还与文化传统有关，东亚、以色列、穆斯林国家低，而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高;2015年美国全国、白人、黑人、拉美裔分别为40%、29%、70%、53%。
欧美国家目前的人口政策难以持续
生育率、公共支出是2013年数据。产假、育儿假是2016年的数据。空格是资料缺失。很多国家还有父亲的育儿假，比如日本可休52周，薪率为58%，但是只有2%-5%的父亲休假。美国没有带薪产假，只有12周无薪假。
“家庭”指为家庭提供的公共支出(如儿童支付和津贴，育儿假福利和托儿服务)。法国、英国、北欧福利国家用于家庭福利和公共教育占GDP比例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生育率较高;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则相反。社会福利制度对稳定生育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难以持续。
可见，加大对中小学教育的公共投入有利于提升生育率;而公共养老金、用于老年的社会支出越多，生育率越低。
图6的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是2015年人口上百万、人均GDP上1万美元的国家，卫生总开支是2014年的数据，老龄化指数是2015年的数据。
美国的老龄化指数将从2015年的76%升至2050年的151%，“在世的”老人福利必将压制“未出生的”的儿童福利，生育率将下降。
美国联邦用于儿童福利的支出占GDP比例从2010年的2.5%降到2016年的2.1%，预计将降到2027年的1.8%。而用于成人的社保、医保、医补，占GDP的比例将继续快速增加。
2014年美国政府(联邦、州、地方)用于每个老人的福利是儿童的2.3倍。而65+岁老人数还将从2015年的4684万人增至2050年的8613万人。并且老人参政热情高，比如2000-2012年四次总统选举，18-29岁、30-44岁、45-59岁、60+岁选民的平均投票率分别为42%、58%、67%、70%。
美国的生育率已从2007年的2.12降到2012年的1.88、2017年的1.76了，法国从2010年的2.02降到2017年的1.85，北欧福利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也从2010年的1.98、1.87、1.87、1.95、2.20降到2017年的1.79、1.77、1.49、1.62、1.71。
回到传统家庭的防线内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在远古时代，以集体的力量生产物质和人口，实行群婚制，“知母不知父”。男性缺乏养孩动力，人口难以增加，也无从产生文明。
在新石器和金石时代，男子在物质生产的优势扩大，出现了私有制，建立了婚姻制(没有建立婚姻制的部落则消亡了)，人口和物质再生产完美地统一在家庭，妻子分享丈夫的“物质产权”，男性获得了“人口产权”，由于母亲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各文明都实行父系姓氏。这是最伟大、最成功的女权运动，给男人套上了养幼的“精神缰绳”，人口增加，产生了人类文明。
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赖特说：“自然选择发明父母之爱的惟一理由就是给予后代以好处。现在许多孩子不能与亲生父母生活，将带来最宝贵的进化资源的浪费，即爱的浪费”。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利他主义”。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认为，“利他主义”主导家庭，可提高家庭成员抵御灾变和其他不测事件的能力，分散风险和损失;“利己主义”主导市场，可提高市场效率，而“利他主义”在市场上却没有什么收益。
在传统家庭模式下，父母“各子其子”，孩子“各亲其亲”，因此“货、力为已”。但是社会养老使得“不亲其亲”，儿童福利使得“不子其子”，纳税人既当“公共父亲”，又当“公共儿女”，类似于远古群婚制，这种大锅饭是低效的。男人的生育动机和劳动积极性都下降。
云南摩梭人是在最近几百年才衍化为母系社会，但是人口增长极慢，现在生育率也很低，老年化严重。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福利国家摆错了自己的位置，补助单亲家庭，是把养家的责任从缺失的父亲处不公平地转移给纳税者，国家充当“父亲”，从而产生更多的单亲家庭。
将人口再生产的重担压在单亲母亲脆弱的肩膀上，是不公平的。失去丈夫大帮手，很多单亲母亲生活在底层，也没有自由选择职业的余地，将不堪重负，生育率将下降，进而导致老龄化。而妇女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预期寿命比男人长7岁。
传统家庭模式下，“利他主义”的父母尽量不给孩子添负担。离婚率低，进入中年后如果有病，能得到配偶的照顾。而社会养老是“利己主义”的，并且离婚率高，“公共父亲”会不断扩充老人福利，相当于“易子而食”。
美国一些政治家(尤其是共和党)意识到社保难以持续，比如2012年美国总统参选人佩里认为社保是庞氏骗局。
美国比欧洲更保守，共和党支持者更加恪守传统的家庭价值，支持“小政府、大家庭”，家庭完整，非婚子比例低，生育率高。将各州2012年、2016年2次总统选举对共和党、民主党的支持率平均，各州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与生育率正相关，而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与生育率负相关。欧洲政党的理念与美国民主党类似。美国在社会福利、税负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生育率较高，今后提升生育率的制度空间还较大，而法国和北欧的空间小得多。
传统家庭模式像森林的大树。而社会福利制像室内的盆景，好看，但长不大。但是现在经济社会化程度很高，尤其是中国将有大量老人老无所养，如果废弃社保，是“杨氏为我，是无君(社会)也”，将导致人道灾难和社会动荡;但是如果养老、养幼过度社会化，是“墨氏兼爱，是无父也”，难以持续。孟子认为：“无君无父，是禽兽(非人类文明)也”。应该建立“园林”模式，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基础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家庭为主，社会为辅。
中国鼓励生育的难度最大
从各文明对生命的终极意义来看，父母“利他主义”强弱：佛教<基督教<儒学。佛教认为生命的延续不在于生育，而在于轮回转世。因此古代佛教地区(唐后的吐蕃、清代的蒙古)人口负增长。现在中国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如藏、蒙古、土、纳西等)生育率低。2000年、2009年印度的生育率为3.2、2.6，但是在印藏人只有1.7、1.18。
基督教认为信上帝，进天堂，得永生，“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儒家则认为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全心全力地抚育孩子;也通过孝文化，把生养、死葬、精神愉悦以及死后的祭祀都托付给了孩子，多子多福。古代寿命短，大多数父母其实只得到了“精神收入”，“儿童福利”优先于“老人福利”，有利于人口增长。
但是现在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2001-2015年，新加坡华人、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平均生育率分别只有1.11、1.15、1.06、1.00，原因如下：
首先，现代社会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不支撑中华生育文化。比如社会养老取代家庭养老，多子少福。基督教每周可以去教堂;而儒家却缺乏祭祖的条件，仪式感缺失，很多人没有了信仰。
第二，儒家父母强烈的利他主义，在高养育成本下，从传统的追求孩子数量转变为牺牲数量、追求质量。比如，儒家有孟母情节，教育成本高，降低家长的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受教育周期延长，挤压生育时间，婚育年龄全球最晚(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都达31岁，而美国只有26岁)，提高不孕率和出生缺陷率。2010-2014年美国各州、2014-2016年日本各县的妇女初婚年龄与生育率都是直线负相关。
第三，基督教传统有两个“父亲”(血亲和上帝)，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社会福利)，非婚子比例高。而儒家只有一个“父亲”(血亲)，现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非婚子比例都只有2%。
中国大陆除了这些共同的原因外，还因为计划生育改变了生育观念，理想子女数和一孩次生育率(生育环境的风向标)都是全球最低。社会、经济模式也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将惯性延续。而20-34岁育龄妇女则从2011年的1.52亿降至2035年的0.88亿。并且今后老龄化比欧美要严重的多，将无力增加儿童福利。
有人认为，古代战乱也曾导致人口锐减，照样度过了危机，人口政策“任其自然”就可以了。但是古代战乱，只是减少了人口(尤其是老弱病残)数量，并未破坏结构。并且当时人口有造血功能，能迅速恢复。而现在，中国人口结构老化，并且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水往低处流，涛涛岷江任“自流”，旱涝无常;“顺其自然”、有所作为，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人性如流水，老年人数在快速增加，必将“自流”为“大社会、小家庭” ，人口减少、老化，文明衰落。
苏轼：“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难，以求成大功。”现在中国人口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危机，需要政治家勇于担当，力挽狂澜。
中国人口政策需另辟蹊径
1.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统筹制定反危机措施。中国人口结构满目疮痍，要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应柔性设计，禁止强制。
2.开展人口危机的国情教育，修改教科书，纠正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所形成“人口是负担”的观念，废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条款。
3.强化家庭价值。信奉家庭价值的人，生育动机强，劳动积极性高，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用于扶养孩子。比如广西钦州、玉林、贵港以及广东茂名等地传统家庭价值保存的较好，2010年的生育率还在2.0以上;而东北则相反。美国各州政府的人均儿童投入，犹他州最少，但由于家庭观念强，生育率是全国最高。以色列的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但是坚守传统信仰，生育率高达3.0。现在儒家圈地区还很重视教育，非婚子比例低，说明重视家庭的文化基因尚存。传统家庭价值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建议对其进行“托古”(不偏离“自然法则”)、“改制”(洗去糟粕，保留精华，重建经济基础)。
4.平衡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保障妇女权益。战国时，从事商业能轻逸地获得更多利润，很多人便“舍本(农)而事末(商)”，商鞅为了让“农逸而商劳”、“能事本而禁末者富”，规定只有“农、战”才能获取秦爵，于是百姓便“喜农而乐战”。现在社保制让养幼与养老脱钩，“造物”有酬，“造人”无偿，于是越来越多人忙于“造物”而少(不)“造人”，也不精心“育人”。
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那么社保制应该与家庭建设结合，符合我国传统，是我国的一个好的制度资源，可以纠正西方社保制的弊端。建议让养老与养幼挂钩，多孩多得(从孩子和社保)。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即便一方没有工作，双方都可领取退休金;共同纳税多，退休金也多。这样夫妻既努力生产人口，也努力生产物质(提高养孩能力);既多生孩子，也养好孩子(避免不负责任生育)。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都高。离婚增加了该制度的设计难度，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核算平衡的制度，需要精细地设计以公平地保障妇女权益。
给妇女提供合理的带薪产假，由国家社保而非雇主支付，雇主就不会歧视女性。带薪产假可由祖父母分享(算工作、计工龄、缴社保)，以便让母亲早返职场。多孩家庭可返税。医疗保险、公园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添孩不加银”。
5.平衡儿童福利和老人福利。发展型福利优先于消费型福利才利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能取消社保，那么就应提供儿童福利;儿童福利再高，也只会是老人福利的零头。以色列的生育率远高于日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的老人福利对儿童福利压制的较轻，日本则相反。比如公共支出用于家庭、教育的GDP占比，以色列为2.3%、5.7%，而日本只为1.5%、3.9%;而用于卫生、老人的GDP占比，以色列只有5.1%、4.7%，而日本却高达7.8%、10.7%。日本政府为了提升儿童福利，只好在2014 年将消费税率从5%提高至8%，2019年再提高到10%。但是提高税率，会降低经济活力和养育能力。
今后中国劳动力减少，“面包”越来越少。应该设立红线，让社会养老只能获得红线内比例的“面粉”，养老产业、养老智库的职责是用这些“面粉”高效地制作出味美、足量的“面包”，而不是瓜分到更多“面粉”。
6.平衡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在农业社会，生育能力和养育能力同步。但是现在有生育能力时，无养育能力;有养育能力时，丧失了生育能力。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到17岁或16岁，目前英国是16-18岁，美国是18岁(在父母同意和/或法院许可的情况下，可在16-18岁;怀孕女性则可更早)。现在教育效率提高，应将小学缩短为5年，初中、高中共5年，10年义务免费教育。对男女实行差异化教育，推广网络教育，让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控制在25岁以内，多数妇女有条件在30岁前生三个孩子(也有利于优生)，顺利进入职场。
为了缩小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时差，政府应给予生育补贴。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领42万日元，此后每孩每月补贴额：未满3岁者，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第一、二个孩子1万日元，第三个(或以上)孩子1.5万日元;初中生1万日元。在生育津贴里安插一笔“催婚费”，协助地方主办相亲活动，婚介利用“大数据”匹配分析。
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逐渐提升到5.5%，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健康和早期教育。免费产检、分娩。建立更多便利的育儿中心、课后托儿班，3至5岁幼童免费入园、入托。鼓励退休老人参与幼托。限制课外补习班，加强课堂教育，淘汰不合格教师。完善大学贷款和助学金制度，创造大学生打工条件。
给年轻人提供优惠房贷、租房。增加城市土地供应，将建成区土地控制标准从每平方公里1万人降至4千人，可以降低房价、改善交通、缩短通勤时间。城市和住房设计应“宜生”，有利于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并照顾老人。
培育清纯的民风，降低婚嫁成本。保障饮食安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保护生育能力。
7.开展尊重生命的教育，限制中晚期堕胎。俄罗斯禁止怀孕12周以后堕胎(因强奸而怀孕则可推至22周)，禁止堕胎的广告。美国有51%的怀孕是意外的，也是因为有限制堕胎的法律，生育率才维持在1.8-2.1。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5期，原题为《从全球视角探求中国人口新政》，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