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与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封面。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革命运动航标。想不到，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竟然是由年仅29岁的师范学校教员陈望道，在老家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翻译完成的。
陈望道生于1891年1月18日，1915年初东渡日本留学，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引导，阅读过一些马克思的学说，思想得到了熏陶。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后返回祖国，任职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并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家庭专制由此遭到当局打压。
在五四运动中，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思想进步学者，都在发表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段，但一直没有全文的翻译本，这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们急盼之事。1919年6月，《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以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为己任，编辑部获得了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把翻译事项提上日程。在考虑翻译人选时，《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向《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推荐了时年29岁的同乡陈望道，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因他留学过日本懂得日语，又是思想进步青年。于是，在1919年底，由邵力子给在杭州的陈望道写信，约请他去上海有要事商议。陈望道到了上海后，得知请求他帮助翻译《共产党宣言》，早有马克思主义意识的他欣然答应了。戴季陶和邵力子还请陈独秀出面，向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大钊借来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给陈望道作参照以便更加精确翻译。
因在上海吃住等生活不方便，也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翻译环境，陈望道在1920年3月秘密带着书本回到了老家，独自住进一间简陋的柴屋，屋里只有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开始着手翻译起《共产党宣言》。尽管译文不足两万字，但翻译参照书本太少，加之3月早春依然寒气袭人，坐着时间长了手脚冰冷僵硬，他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成。在那段翻译的日子里，他除了短暂的睡眠之外，所有时间都潜心投入在翻译中，一日三餐和茶水都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屋。有一天夜晚，母亲送来一碟两只糯米粽子和另一碟红糖，让他把粽子沾着红糖吃夜宵充饥。过了一阵，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红糖够甜吗？要不要再加点红糖”？ 他埋头译书随口答道：“够甜了，不用加糖了”。后来，母亲进屋收拾碟子时，惊讶地发现儿子满嘴是黑乎乎的墨汁，红糖却一点没动。母亲见了又好笑又生气，故意问道：“粽子吃完啦，红糖真的甜吗”？陈望道还是头也不抬地说：“粽子吃完了，红糖甜的，真的甜”。陈望道怀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怕天寒入骨，专心孜孜翻译《共产党宣言》，竟然达到把墨汁当红糖沾着粽子吃下还说甜的境界，这就是信仰的味道。
经历了近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努力，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稿本， 5月初就赴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交稿。不料上海当局对所有寄往《星期评论》的稿件实施邮检，已经导致该刊停办，使得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无法兑现。于是，陈望道找到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将译稿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后，决定出版单行本，但在筹集出版经费上遇到了困难。这时，恰好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陈独秀在和他们讨论中共建党问题时，提及此事，维经斯基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出版。这样，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终于第一次正式出版了1000册，很快发行一空。因当时出版校对上的失误，将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写为《共党产宣言》，便在当年9月又重印了1000册加以更正。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为谋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从理论与思想上奠定了重要基础。于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因遇安全危险临时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木船上继续开会，最后宣誓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个党肩负着《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使命，掀起解放民族的壮烈革命斗争，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