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还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被普遍认可的权威，这成了中国社会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繁荣表象背后，社会心理的深处却涌动着不安全、不稳定的乱世思绪的根本原因。
其实，不仅是中华/儒家文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文明的社会文化氛围里，“父亲”——这里主要是指作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父亲”——都是非常重要的。
“父亲”是权威和保护者，也是安全感的来源，更重要的，“父亲”也代表了传统和主流的核心价值观，是家庭和社会的灵魂。
一个“父亲”受到尊重的社会，往往是社会比较稳定、凝聚力比较强的社会。
反过来，如果“父亲”不受尊重，“无君无父”，那往往意味着动荡、革命时代的来临，如果到了《红楼梦》里贾政所担忧的“弑君弑父”的程度，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美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和越战的刺激，“子辈”/学生一代兴起了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嬉皮士运动等，一时间也有点“无君无父”的感觉了，这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革失败，美国学生运动退潮，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保守主义兴起，表现在影坛上，就是出现了一系列重新强调家庭价值观，重归父亲怀抱的电影。比如《金色池塘》、《克莱默夫妇》、《致命的诱惑》等等。
在那部对中国观众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阿甘正传》中，作为新保守主义价值观化身的阿甘最终赢得了父亲的位置，而敢于反抗美国主流价值观，热衷于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的珍妮，却死于艾滋病。
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父亲”
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曾经作为五四以来造反、革命主体的“子辈”一代，开始获得了父亲的地位以及作为父亲所应该享有的尊严及尊重。
在电影作品中，这一代父亲是以“伟大父亲”的形象出现的。
比如在《英雄儿女》中，无论是作为“老革命的父亲”的军政委王文清，还是作为“老工人的父亲”王复标，都受到作为“子辈”一代的王成、王芳和其他志愿军战士的极大尊重。
不辜负父辈希望，是他们在与美军作战时敢于出生入死的重要精神力量。
直到今天我也认为，王文清是新中国电影最具魅力的父亲的形象。
196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陈耘、徐景贤的同名话剧改编拍摄了电影《年轻的一代》。其主要剧情为：
萧继业和林育生这两个好朋友同为从上海到青海工作的地质勘探队员。但林育生害怕艰苦，伪造患病证明，试图调回上海。这时萧继业检查出自己的腿伤是骨瘤，有截肢的可能，但他仍坚持要回青海。最后林育生的养父林坚拿出他为革命牺牲的生母在监狱里写的遗书对他进行教育，使林育生愧悔无地。不久萧继业治好了腿，他和改正了错误的林育生一起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部电影1976年被上影重拍，表明其所传达的价值观，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中，都是被高度认同的。
《年轻的一代》中，杨在葆饰演的肖继业和达式常饰演的林育生当然是主角，但温锡莹饰演的“父亲”林坚给人留下了更深印象。
林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一家大型国营工厂的厂长，他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以至于被邻居家的小伙伴误认为是修水桶的工人。当“年轻的一代”林育生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林坚能以自己不容质疑的权威帮助他选择正确的方向。
在剧中，林坚是信心和力量的来源，他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是正确和错误的最后裁判者。
林坚作为“伟大的父亲”受到尊重，根源在于他既是一位“革命父亲”，参与了革命和建国，同时还是一位“建设父亲”，在领导着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林坚的传奇经历和革命业绩，使得肖继业、林育生只能仰视他，而不可能挑战他。
改革开放后的“可笑父亲”
但是，当时代的脚步迈进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父亲的形象就发生一个丕变，由“伟大的父亲”一变而为“可笑的父亲”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九十年代初播出的系列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文兴宇扮演的父亲傅明的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明就是退休后的林坚、王文清。
傅明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手足无措，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适应，他在革命和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经验毫无用处，虽然他沉浸在过去的光荣历史中不能自拔，但也只能在客厅里转来转去，用一些宏大庄严的政治词汇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傅明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快乐，但也受到了所有人的调侃。他只能获得作为一个老人的基本尊重，却谈不上什么权威，无人重视他的意见。
《我爱我家》中，傅明作为一个“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是一个典型的时代落伍者，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观众获得一种“市场经济新时代”的自我认同，帮助实现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正当性的论证。
事实上，赵本山的小品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也在于他经常扮演一位落伍的“可笑父亲”的形象，发挥着同样的社会文化功能。
“可笑的父亲”到了市场经济逻辑充分展开的21世纪，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累赘的父亲。
比如2013年热播的电视剧《老有所依》中，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似乎都是年轻人的负担和累赘——要么是“爷爷”那种痴呆，要么是丈母娘方琼那种疑神疑鬼，在家里无事生非，设局“捉奸”。
父亲不再是力量与权威的象征，更不能扮演保护者的角色，而是家庭中折磨中年人和青年人的一个病灶，是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累赘父亲”出现的时代背景是，市场经济真的来了，却和当初许诺人人都可以过上一种美国式的优裕、轻松的中产阶级生活完全不同。
人们蓦然发现，年轻人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通道日益逼仄，反而大规模地沦为屌丝、蚁族，激烈的职场竞争，无法承受的房贷压力，晦暗不明的生活前景，都让年轻一代难言轻松。
年轻一代需要轻装上阵去进行拼杀，而日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父亲”，就成了他们急于摆脱的“累赘”了，《老有所依》就折射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
我们只能认贼作父吗？
《老炮儿》中，“六爷”张学军是当代中国电影中久违的、最终得到“子辈”认同的父亲的形象。但他有着确定无疑的“贼”的身份，因为他之所以被称为“老炮儿”，就是因为他蹲过炮局(北京土话，指公安局)。
无论是在女人那里还是金钱方面，老炮儿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在女人那里，他早就不能从心所欲了，在金钱方面，他连10万元钱都拿不出来。他不能拯救儿子，也不能教导儿子，儿子也不服他管教。
但老炮儿也还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总归还是能够坚守一些规矩的，“铲事儿”的时候还是讲道理的，事到临头的时候还是要把尊严和脸面放在第一位的……
正因为如此，使他胜过了新一代顽主小飞的父亲——“南方某省省长”，得到了“父亲”所应该得到的尊重，并且在死后，他所秉持的价值观能够被儿子继承下来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四十年，和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一代迅速确立了自己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父亲”地位不同，《老炮儿》所反映的我们今天不得不“认贼作父”的尴尬现实，表明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财富、权力、名声的那一代人，即既得利益阶层，虽然他们非富即贵，要么是“南方某省省长”、“著名教授”，要么是各种“首富”，掌控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但他们的极端自私、极端功利、以及“不管白猫黑猫”的不择手段，使他们并不具备充当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的道德权威。
社会公众虽然经常不得不屈服于他们所掌控的财富和权力，但内心深处对他们是鄙视的，反而宁肯认同更有原则的“老炮儿”。而他们自己也缺乏扮演“父亲”角色的自信，更无意稍稍放弃一点利益，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只是急着把聚敛来的不义之财和“小飞”们移到国外(尽管这绝不表明“小飞”会有更安全、更美好的前景)。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还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被普遍认可的权威，这成了中国社会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繁荣表象背后，社会心理的深处却涌动着不安全、不稳定的乱世思绪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