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历史系教授：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吗？
作者：孙英刚
《犍陀罗文明史》（孙英刚、何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2月）是国内首部有关犍陀罗历史、艺术的通史性著作。在作者看来，犍陀罗文明和中国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犍陀罗文明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轨迹。就这个话题，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谈了他的看法。
孙英刚
《犍陀罗文明史》
澎湃新闻：您反复说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研究犍陀罗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本身和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您是怎么理解犍陀罗文明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的定位的。
孙英刚：首先强调的是，我以下所说，都是一些很可能“不是错觉”的感想，而且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发展脉络。以前有一本书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我们并不是挑战佛教从印度传来的说法，而是试图恢复被斩断的复杂的历史支脉（甚至是主干）——这些主干或者支脉，因为各种原因在历史记忆里被不断抹去，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支零破碎的信息。
我最初是出于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需要，要了解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历史。中国佛教史只能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肯定不能从白马寺的那几匹马说起。西方的佛教研究，在最初的阶段，他们设想了一个“纯粹的”、“原本的”佛教。在这种理念里，那个释迦牟尼最初创造的洁白无瑕的佛教，在传播中，跟不同地方的文化因素乃至“迷信”相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所以在他们眼里，佛教史是一部“退化”的历史——但是很少有学者这样描述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的基督教。所以最初的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重点是西行求法和汉译佛典，他们希望从中找到那个“原本”佛教的信息。直到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出现，才开始强调在中国文明的框架内研究中国佛教。
其实，真的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佛教吗？完全不存在。佛教是一个变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这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就算释迦牟尼也反复强调，“无常”是普遍的规律，事物是无常的，诸法也是无常的。即便从佛教的立场看，佛教要保持活力，也要是一个常新的思想体系，秉持诸法无常的根本精神。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将佛教史描述为一种线性的、乃至退化的历史，是一种幼稚的对历史的误解。
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传播，是人类历史的大事，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也是理解东亚文明根基的抓手。如果考虑到佛教在公元前4—5世纪已经作为印度教的一种异端教派开始传播，但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五六百年中，它没有传入中土——尽管我们有一些阿育王分舍利之类的传说。可以说，佛教产生后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但是为什么突然在公元2世纪，也就是佛教诞生五六百年后，在中国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犍陀罗。
贵霜帝国在公元2世纪成为中亚的庞大帝国。它的出现消除了因为政权林立导致的交流障碍，为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贵霜君主，如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和迦腻色伽（Kanishka I）等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使佛教在中亚和西北印度获得一次飞跃和更新，并传入中国。佛教的昌盛，也推动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随着佛教传教和商业贸易的频繁，大量贵霜人进入中土，居住在洛阳等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史料记载，在洛阳居住的至少数百人的贵霜居民大多应是佛门弟子。
贵霜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以前佛教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它在当时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又是世界佛教中心。同时，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同时也包括教义的变化，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如果把犍陀罗和贵霜的历史加进去，可能佛教史、中国史、乃至丝绸之路的历史，都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丝绸之路既是一条信仰和思想之路，也是物质和商贸之路，还是各大国纵横捭阖的征服和对抗之路。如果仅仅依靠已知的信息描述这条路，我们知道它肯定不完整。比如我们读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根本找不到佛教、贵霜、犍陀罗的影子，我们读到最多的是粟特——这得益于近年来一些天才史学家对粟特历史倾注的精力和热情，恢复了我们之前忽略的历史信息。
澎湃新闻：您认为佛教在这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让佛教得以飞跃成为世界宗教，并传入中国？
孙英刚：称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一点都不夸张。中国汉魏时期接受的佛教，最大的比重可能就来自犍陀罗。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这些内容包括我们熟知的，比如佛像出现了、菩萨理念兴起、救世主理念加入、书写的佛经文本成型、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增加和再造，等等。犍陀罗形成的佛教，是一个更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信仰系统，包括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更接近一种帝国意识形态。
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的范围，甚至越过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一般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作出来的。
从后者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比如“昙无德”、“菩萨”、“毗耶罗”、“沙门”和“浮屠”等早期汉文翻译的佛教术语，显然来自犍陀罗语。新近发现的犍陀罗语佛教文本和铭文，以及有关佛典起源和语言传承的研究，都显示早期中国佛教所接受的佛教文本，原本主要是犍陀罗语。
从公元150年左右，中国就开始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最近辛嶋静志教授对犍陀罗语与大乘佛教的研究显示，现在大多数学者以为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入的结果。这些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并不是原典，而汉译佛典（大多是2世纪到6世纪，与魏晋南北朝时段几乎重合）才是最接近原典的文献，是研究者应高度重视的研究资料，这些材料给将来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佛教在犍陀罗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转变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神灵。佛的形象第一次具体化之后，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属性。文献和艺术品中的佛陀，从根本性质上说，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他是神圣的，是佛教世界的最高精神导师和裁决者，具有难以想象的神通、智慧和法力；另一方面，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根据一个传统说法，佛陀释迦牟尼在约公元前566至前485年间生活在北部印度中部地区。不论历史解读为何，他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里，他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也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脉络里才能获得解释和阐发。这两种属性合而为一，在字里行间、雕塑壁画中共同塑造了受众能够理解的和接受的释迦牟尼。
其实佛教从理念上是无神论，释迦牟尼被视为神是很奇怪的做法，在贵霜君主铸造钱币时，我很怀疑他们也进行过理论上的争执，到底要不要把释迦牟尼刻在钱币上。
带有佛陀形象的迦腻色伽金币。正面，铭文意为“众王之王、贵霜王迦腻色伽。”反面，佛陀形象，带有希腊风格，手势为无畏，右边为迦腻色伽的画押。很显然，佛陀已经被视为是神，和迦腻色伽钱币上的其他神祇一样。
早期佛教反对制造佛像，尽管有文献记载优填王为佛陀制造瑞像的佛传故事，但是在早期佛教思想里，认为任何姿容和样式的形像，都不足以描述超越轮回获得最终解脱的佛陀。《增一阿含经》说，“如来是身不可造作”，“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而且印度也没有为圣人或者伟人塑像的传统。佛像的产生，可能受到了多种文明因素的影响，这里面首先是希腊文明，也包括伊朗、草原等不同文明元素。极端的如桑山正进教授将佛像的出现与贵霜民族的民族性结合起来，认为佛陀偶像的产生与印度文化传统毫不相干。
右手抚胸的佛陀立像，拉合尔博物馆。其姿容手势和出自小亚细亚的希腊基督教的基督非常相似，或许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富歇认为，两者是“表亲”，都是源自希腊的萨福克瑞斯。
尽管有犍陀罗和马土拉的争议，但是至少可以说，在犍陀罗地区形成的佛像，为中亚和东亚所接受，并结合本地文化元素和审美，发展出了现在普遍认知的佛像。这是一个文明的奇迹，是多种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带有浓厚希腊、罗马风格的犍陀罗佛像，被称为“希腊化的佛像”（Hellenistic Buddha）或干脆被称为“阿波罗式佛像”——一般认为，佛陀的背光形象来自于阿波罗。犍陀罗佛像的影子和痕迹，在中国早期佛像中依然能够看到，比如后赵建武四年（338）的鎏金铜佛坐像。
佛陀站像，铜鎏金犍陀罗样式，公元3世纪末，日本藤井有邻馆。
在犍陀罗形成的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要遵守的基本要求，比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等。这里面有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有些特殊的佛像样式，也能看出文明交流的痕迹。比如迦毕试地区的焰肩佛。这种双肩出火的佛像，可能吸收了王者的形象和符号，用描绘君主的手法来描绘佛陀。这种兴盛于4—5世纪的佛像样式，对中国也有影响。最早传入中国的犍陀罗佛像有不少是带有火焰及背光的迦毕试风格，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第207窟壁画）、吐鲁番拜西哈尔千佛洞（第3窟壁画）和鄯善吐峪沟石窟壁画都能看到焰肩佛像。后来成为东亚重要的佛像样式。这种样式的来历，很可能就有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迦毕试式样佛像，集美博物馆。
犍陀罗佛教艺术吸纳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号、理念和神祇，造就了其世界主义的面貌和特征。佛教雕像中的帝释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里他们却臣服于佛陀；带有民间信仰特征的般阇迦和鬼子母，则混合了印度和希腊的理念与艺术形象；佛陀本生故事里，出现了迦楼罗；那伽或者“龙”作为佛陀的礼赞者或者异教的象征，出现在佛传故事里；希腊风格的装饰、建筑、神祇频频出现在各种佛教艺术中。作为佛陀“保护神”的执金刚神，形象则是来自于古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其他的风神、海神等等，都在犍陀罗留下痕迹，并且以之为载体传入东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龟兹壁画中众多的裸体人像跟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有间接的关系，北齐大臣徐显秀墓出土的一枚戒指上，清晰地描绘了希腊克里斯（执金刚神）的身影。
特洛伊木马，犍陀罗浮雕，大英博物馆。
执金刚神，片岩浮雕，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佛陀和长相类似赫拉克利斯的保镖执金刚神在路上，执金刚神左手拿金刚杵，右手似乎拿拂尘为佛陀护持。
执金刚神。克孜尔第77窟壁画，为佛陀初转法轮场景的一部分，公元5世纪。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澎湃新闻：您提到很多在中土流传的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很可能是犍陀罗的发明，认为这些故事是犍陀罗塑造自己佛教中心运动的一部分，能否更详细解释一下。另外其背后是否存在思想、信仰，或者您最常讨论的政治性的意涵？
孙英刚：先说佛本生故事。
佛本生故事（《大般涅槃经》称之为“阇陀伽”）记载的是释迦牟尼在过去轮回中修行菩萨道的事迹——释迦牟尼之所以成佛，在于他经历了累世的修行，积累了足够的功德。佛本生故事存在一个不断增加建构的过程。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被放在犍陀罗——释迦牟尼的前世似乎是将犍陀罗作为重要的修行地点。这些佛本生故事在印度本土并不流传，却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重要主题。而且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明确记载为犍陀罗地区，比如快目王施眼的故事、尸毗王割肉贸鸽的故事、摩诃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月光王施头的故事（尤其流传于塔克西拉）、慈力王本生故事、苏摩蛇本生故事，等等。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对这些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圣迹”多有描述。圣迹和圣物是一个地方成为宗教圣地的重要依据。佛教虽然不发源于犍陀罗，但犍陀罗后来崛起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对于犍陀罗而言，尤其是贵霜帝国的君民而言，“制造”犍陀罗本地的圣迹，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其思想和宗教理念，可能与迦腻色迦一世把佛钵从释迦牟尼故地抢到首都布路沙不逻的逻辑是一样的。
这些故事题材，比如尸毗王割肉贸鸽、摩诃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对中国的佛教思想影响都非常深刻，也是东亚佛教艺术的重要主题。尸毗王割肉贸鸽，文献明确记载发生在宿呵多国（斯瓦特地区）；摩诃萨埵那的舍身饲虎故事，在中亚和东亚都非常流行，奇怪的是，在南传佛教中却不见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记载和图像。分析汉文文献记载，比如北凉法盛译《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等，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是犍陀罗当地的故事，甚至在法盛的时代——法盛到达犍陀罗的时间比法显晚25年，撰有《历国记》——还在犍陀罗地区流传，并且还保存着供人瞻仰礼拜的圣迹。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传佛教美术史上，舍身饲虎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本生主题。新克孜尔石窟中，有众多的舍身饲虎壁画。敦煌莫高窟一共有15幅舍身饲虎壁画，最早的是北魏254窟。日本奈良法隆寺的“玉虫厨子”（飞鸟前期，即7世纪中叶）上，也绘有舍身饲虎的场面。2008年在南京长干寺院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1011年造）上，也有舍身饲虎的图像。我们可以说，这一题材，实际上是犍陀罗的贡献。
尸毗王本生，大英博物馆，片岩浮雕，2—3世纪。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佛本生故事须大拿本生，也发生在犍陀罗。较早的汉文译经是十六国时期圣坚译《须大拿太子经》（《大正藏》第3册）。在此经中，须大拿是叶波国国王湿波之子。叶波国，即犍陀罗。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不厌其烦地描述了犍陀罗地区有关须大拿本生故事的“圣迹”：犍陀罗跋虏沙城城北，有窣堵波（佛塔），是苏达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罗门处；跋虏沙城东门外有窣堵波，是婆罗门求施须大拿太子儿子女儿后贩卖的地方；“跋虏沙城东北二十余里至弹多落迦山，岭上有窣堵波”，是太子施舍子女给婆罗门的地方。
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最突出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强调施舍的重要性——大乘佛教认为除了苦修，供养和布施也是修行的法门。这其实给更多的社会阶层比如商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这可能也反映了佛教兴起与丝路贸易的某种关联性；第二是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似乎都比较惨烈和悲壮，动不动就是施头、施眼、舍身饲虎等等。这或许反映了当时宗教狂热的一些场景，也有可能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可能在中亚受到了草原传统的影响。
我们再看佛传故事。
几乎每一个宗教都对描述自己传教先驱的事迹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正如基督教《圣经》孜孜不倦地地描述耶稣的生命历程一样，释迦牟尼的人生经历，他的出生、成道、传法、涅槃，都是佛教神圣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佛教精神的重要线索。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犍陀罗佛教浮雕中，佛传故事占据了重要的比例。
佛传故事虽然不好重塑——毕竟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主要活动区域在今天的印度东北部——但是也有一些明显是犍陀罗当地的新发展。比如有名的释迦牟尼降服斯瓦特河上游经常令河流泛滥的龙王阿波罗逻（Apalāla）。《大智度论》说它发生在“月氏国”，《阿育王传》说得更明确，说它发生在乌苌，也就是斯瓦特。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得最为详细，可以佐证这一故事其实是犍陀罗当地的故事。犍陀罗浮雕中有多件描绘释迦牟尼带着执金刚神去降服阿波罗逻龙王的浮雕，跟玄奘的文字描述极其吻合。除了斯瓦特的龙王，玄奘还记载了塔克西拉的医罗钵呾罗龙王拜见佛陀的故事。
降服阿波罗逻龙王，大英博物馆。
佛传故事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就是般阇迦（Pāñcika）和诃利谛（Hāritī，汉文文献中也被译为“鬼子母”）这对夫妇神。“鬼子母”这一名称，早在西晋译经中就已经出现了，也因此在汉文佛教文献中频繁出现。鬼子母在成为佛教神祇之前，并不见于任何早期的印度文献，不是印度教的神灵，也不是耆那教的神灵。鬼子母造像最早就出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而且数量众多。从这些证据来看，鬼子母信仰很可能是流行于犍陀罗地区的地方信仰，后来被佛教纳入自己的神灵系统。虽然在佛经中，佛陀度化鬼子母的地点在王舍城，但是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健驮罗国）梵释窣堵波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根据玄奘的记载，释迦牟尼度化鬼子母的地点在犍陀罗。而且，玄奘到达那里的时候，当地仍有到圣迹求子的传统。或许这也是犍陀罗再造圣地运动的一部分。其实，鬼子母的形象，早在1世纪，就在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出现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燃灯佛授记。燃灯佛授记发生的地点，不在佛陀故土，而是在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竭国——这里是燃灯佛授记发生的地点，也因此成为佛教圣地。燃灯佛授记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它是佛本生故事的结束，也是佛传故事的起点。尽管故事的主人翁儒童仅仅是释迦牟尼的前世，但是通过燃灯佛的授记，他已经正式获得了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之后历经诸劫转生为释迦太子已经顺理成章。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佛本生故事，却往往出现在犍陀罗的佛传故事里，而且往往是作为佛传故事的开端：释迦牟尼通过燃灯佛授记，经过一定转生积攒功德，入胎于摩耶夫人体内。摩耶夫人诞下释迦牟尼，也就开启了佛教的伟大志业，众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只有经过佛陀的讲法传道，才能解脱众生，跳脱六道轮回。而这一切，都从燃灯佛授记说起。
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燃灯佛授记非常重要，在犍陀罗现在所保存的本生浮雕中，其数量之多也令人惊讶。令人奇怪的是，这一佛教艺术主题在印度本土非常罕见，在犍陀罗地区尤其是贾拉拉巴德和迦毕试地区却发现很多。这说明有关燃灯佛为释迦菩萨授记的观念和信仰，曾在这一地区非常盛行。可以揣测的是，燃灯佛授记这一观念和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的重塑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也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同时，佛教中心从中印度向犍陀罗等中亚地区转移，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和艺术形式，燃灯佛授记应当是其中一种。燃灯佛授记的思想和艺术形式，是犍陀罗地区的发明创新，是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新发展。
佛教典籍中有关燃灯佛授记的地点，也被比附于贾拉拉巴德地区，玄奘时代称为那揭罗曷国（Naharahara）。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经过此地，也描述了跟燃灯佛授记有关的种种圣迹。《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那揭罗曷国都城东二里，有高达三百余尺的窣堵波，是燃灯佛为释迦牟尼授记的地方。玄奘绕塔礼拜，表达了他的崇敬之情。在它的南边有一个小的窣堵波，正是昔日儒童布发掩泥的地方。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源于犍陀罗的理念和艺术主题，传入中国后，对中古时期的历史有深刻的影响，乃至到北齐时，北齐文宣帝运用燃灯佛授记的理念为自己做政治的宣传。
艾娜克出土的燃灯佛授记浮雕，喀布尔博物馆。
澎湃新闻：您提到犍陀罗才是4-5世纪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巡礼的中心，并且反复提到了位于布路沙不逻的佛钵，这件佛教的圣物到底反映了什么思想背景或者历史脉络？为什么4、5世纪会有一个西行巡礼佛钵和其他佛教圣物、圣迹的潮流？
孙英刚：2014年，印度要求阿富汗政府归还置放在喀布尔博物馆入口处的“佛钵”。这件佛钵，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曾引起英国学者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等人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下令将其运到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保存。塔利班当权时，很多佛教文物被毁，但这件器物因带有伊斯兰铭文而躲过浩劫。据汉文史料记载，佛钵是在公元2世纪上半期，被贵霜君主迦腻色伽从毘舍离（Vaiśālī）或华氏城（Pāṭaliputra）抢到贵霜首都布路沙布逻（Puruṣapura，即弗楼沙）的。这也是现在印度要求阿富汗归还的“历史依据”。
佛钵，高约0.75米，直径1.75米，重达350—400公斤，阿富汗博物馆。佛钵矗立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入口处，其底部以莲花纹装饰，然而外围却有六行伊斯兰铭文，似乎是后来由伊斯兰信徒加刻上去的。
供养佛钵，中间是交脚弥勒，公元3—4世纪，东京国立博物馆。佛钵供养是和弥勒连在一起的。
当时闹得如此沸沸扬扬的新闻，却未在中国引起一丁点反响。今人很难想象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件圣物却在中国的宗教、政治世界里持续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晋兴宁三年（365），襄阳的习凿齿致书高僧道安，信中云：“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说的就是作为圣物的佛钵。
佛钵被运到弗楼沙后，犍陀罗逐渐成为佛教中心，至少是4—5世纪的犍陀罗，以佛钵为中枢，成为僧俗共同的一大佛教中心地。该地保存至今的大量佛教寺院遗址，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实际上在法显到印度的时代，佛教在西域的繁荣，早已超过了印度本土。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罽宾”，比如《汉书·西域传》所指的罽宾，并不是今天的克什米尔，而是指的犍陀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犍陀罗“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而且保存着数量众多的佛陀圣物，还有最高的佛教建筑雀离浮图。这段时间，译经僧也多出自这一地区。在印度本土，佛教反而衰落了。所以造成很多西行巡礼僧人，在犍陀罗巡礼圣物和学习之后，并不渡过印度河继续前行，而是打道回府。
学者们大都注意到，北魏熙平（516—517）年间的刘景晖事件——他被拥戴为“月光童子”。到了隋代，那连提黎耶舍重译《佛说德护长者经》，将隋文帝描述为月光童子转世。而且还预测佛钵将从布路沙不逻，经疏勒来到隋朝。当然最后没有实现——玄奘到达布路沙不逻的时候，佛钵已经被抢走了。
澎湃新闻：感觉您把“菩萨”作为一个犍陀罗佛教的核心观念加以阐发的，到底如何在佛教发展史脉络里理解“菩萨”及与之有关的理念和艺术主题呢？
孙英刚：佛教从一个地方信仰飞跃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与其在犍陀罗地区的重塑和发展脱不开关系。可以说，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学者称为大乘佛教兴起，取代小乘佛教成为主流。这一主流沿着丝绸之路往东进入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形成了东亚文明的重要内涵。比较严格地说，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新发展，在各个方面，包括艺术创作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犍陀罗艺术能够出现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菩萨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出现了。
在犍陀罗兴起的大乘佛教，其核心的信仰和理念从追求个人的自我救赎转变为标榜拯救一切众生。后来以此为标准，把追求自我解脱之道称为“小乘”，把普救众生之道称为“大乘”。这对佛教的神格体系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追求自我解脱的小乘佛教视佛陀为人格化的导师，而非无所不能的神祇。但是在大乘佛教的体系里，佛陀成为最高神灵，是彼岸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在犍陀罗艺术中大量出现了梵天劝请主题的浮雕，讲的是当释迦牟尼成道后，本计划自行涅槃，但是在梵天的劝请之下，放弃自我救赎，为众生讲法（初转法轮），以帮助一切众生跳脱六道轮回为志向。也就是说，不能光自己成佛，还要帮助众生脱离苦海。
最能体现大乘佛教这一核心理念的，就是“菩萨”概念的出现。或者说，菩萨信仰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特征。从根本上说，菩萨和佛是紧密相关的一对概念。佛果的成就，需要依照菩萨行而圆满成就。可以说，“菩萨”是犍陀罗佛教最为重要的创新概念，是其跟原始佛教最主要的区别之一。菩萨的本意是“具备觉悟能力者”。觉悟之后的释迦太子称为“佛陀”，意思是“觉悟者”；菩萨则是未成佛但具备觉悟条件的人。菩萨可以成佛，但是他放弃或者推迟了涅槃，而留在世间帮助众生。一般认为，“菩萨”的概念在公元前后出现，他“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宣扬“佛果庄严，菩萨大行”，这跟“发出离心，修己利行，求成阿罗汉”的旧传统有区别。但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激烈的竞争和冲突，没有史料证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东亚菩萨信仰也达到顶峰，成为东亚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远涉流沙到异域传法的高僧们，按照佛教教义的理解，就被称为菩萨。他们秉持的就是这种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精神。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除了香料、贵金属、奢侈品，还有佛陀的教诲。来自犍陀罗的高僧们抱着拯救世人的理想，进入新疆、敦煌、长安、洛阳、邺城，忍受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文化的挑战，希望能够用佛法拯救众生。贵霜人竺法护世居敦煌，他来中土的目的就是宣传佛法，“志弘大道”。时人都称他为“敦煌菩萨”，他也自称“天竺菩萨昙摩罗察”。或许这就是犍陀罗文明的核心精神和理念。
在贵霜时期，菩萨在佛教和政治宣传中的作用突出出来。菩萨的地位被抬高，随之而来的，菩萨像出现，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极为重要的表现主题和描述对象。菩萨像的诞生很可能比佛像晚。在菩萨像中，作为救世主的弥勒（Maitreya）菩萨也出现了。一般观点认为，犍陀罗地区是弥勒信仰的中心。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被赋予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弥勒和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重要起来。带有“重生”意味的弥勒和带有“入灭”意味的涅槃，成为犍陀罗佛教艺术重点描述的对象。在犍陀罗的菩萨像中，绝大多数都是弥勒菩萨像。
弥勒立像，大都会博物馆。弥勒菩萨装扮如贵霜时代的王子。
1980年，今斯瓦特地区（乌苌国，Udyāna）的一处佛塔遗址出土了乌苌国国王色那瓦尔摩（Senavarmā）于公元14年留下的犍陀罗语金卷，里面就提到了弥勒。弥勒作为佛教救世主以及未来佛，出现在贵霜君主迦腻色迦的钱币上。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弥勒，是结跏趺坐的形象，戴有耳环、臂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瓶，周围用希腊字母写着“Metrago Boudo”（Maitreya Buddha，即“弥勒佛”）。值得注意的是，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弥勒，虽然造型是菩萨，但被称为“佛”。这反映了弥勒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他是菩萨，但另一方面，他是未来佛，将在未来继承释迦牟尼的志业。迦腻色迦钱币上，除了有弥勒造像，也有佛陀造像，可见两者是同时并存的。既然弥勒的形象可以被铸造在钱币上，也说明了至少在迦腻色迦统治时期（2世纪），弥勒信仰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王权的支持，至少在迦腻色迦时代，弥勒作为未来佛的观念，已经非常流行了。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他跟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极端重要。迦腻色迦、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等，都在自己的政治操弄中利用弥勒信仰和转轮王的关系作为理论武器。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的米南德一世、贵霜的迦腻色伽，在佛教典籍中往往被描述为佛教转轮王。这一时期，佛教不但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应该还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弥勒崇拜显然是贵霜佛教的重点之一，这一点原始印度佛教并不具备。佛教的救世主跟其他宗教不同，佛教的释迦牟尼佛并不具备救世主功能，而普渡众生的救世主是未来佛弥勒。弥勒信仰传入中国后，成为重要的指导政治社会改造运动的理论，引发了数百年的政治狂潮。但是七世纪之后，中土的弥勒巨像雕刻衰落了，弥勒的地位下降，阿弥陀佛和观世音的地位上升，显示了佛教从政治世界退出的痕迹。
在犍陀罗美术中，有大量关于供养、持戒、智慧、解脱的主题，几乎贯穿整个犍陀罗艺术体系。佛教虽然在犍陀罗衰落下去，但在东亚却牢牢站稳了脚跟。与其有关的宗教、文化和艺术，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包括洛阳、长安、大同、敦煌都生根发芽。佛光照耀之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明传统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成为文化遗产，留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