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西方人一直在从事慈善事业方面独占鳌头，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在西方国家，上至名闻遐迩的百万富翁与政客明星，下至默默无闻的中产白领与普通百姓，无不积极投身花样繁多的慈善活动，踊跃在世界各地捐款捐物，靠自愿捐款运营的各种非盈利机构也是遍地开花。难道西方人真的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比其他地方的人民更加善良仁慈的“高等种族”吗？我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不妨首先搞清楚西方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慈善事业，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与动机究竟何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西方社会的本质特性、西方人的人性特点以及相关事实进行更深一步的考察与探究。
由于西方社会有着完全不同于东方社会的运行规则与文化理念，西方人也就有着完全不同于东方人的性格特征与心理构造。但是，东方人在看西方人的时候，往往从东方人的视角来诠释西方人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错位，造成我们对西方社会、西方文化以及西方人的严重误读。若要全面真实地认识西方，首先必须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社会状况、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文化等社会政治大背景的前提下，深刻透视西方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置身于西方人的语境中，站在西方人的角度看问题，才能更好地解读西方人的行为动机。在这样的深钻细究之下，西方人特意穿戴的仁慈善良的假面便悄然滑落，伪善自私的真实嘴脸瞬间原形毕露。
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赚钱赢利就构成了西方人生产与生活的根本目的与最终目标。资本主义所公开推崇的是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个人主义的泛滥更是导致人的私欲极度膨胀。在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 的资本主义道德观有恃无恐地侵占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无空不入地渗透了西方人的每一个毛孔和每一根神经。在资本主义运行规则的作用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总是身不由己地践行着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在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中，人们也不由自主地计算着自己的利益得失。所有金钱、情感、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无不被打上先期投资以求事后牟利的资本主义烙印，从而彻底腐蚀了人与人之间一切真诚互助的友爱合作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可见，不论西方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无利不起早的利益算计都在背后主宰着他们的一切个体与群体活动。只要我们透过乐善好施的表象，追寻到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利益驱动机制，就不难发现捐款者自身往往是慈善之举的最终获益者。
利益熏心的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各种援助，就难逃趁人之危之嫌。盛气凌人的西方人在提供经济援助甚至需要偿还的贷款时，一向本着西方利益至上的原则，动辄提出一系列政治条件，这表明他们对穷国的处境根本不屑一顾。而急需救助的受援国在被迫接受这些苛刻条件的同时，也就不得不秉承西方的旨意行事，为西方的利益服务。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马凯硕对西方可谓了如指掌，因而对其多有批判。他曾写下《反对西方》一文，言辞激烈地抨击西方人假冒伪善：“今天很多西方人认为他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外援，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社会公正。……但是西方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故事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神话。西方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他们的海外发展援助预算，但是这些资金的首要目的是为援助国的当前和短期安全以及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受援国的长远利益服务。” 贪得无厌的西方人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出钱出力，他们之所以如此热衷慈善事业，绝非象他们所鼓吹的那样，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与此相反，打着利人之名行利己之实，才是西方人热心慈善事业的实质所在。尽管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一向出手阔绰，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大笔“援助”下，走上自力更生、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效果与结局，或许正是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本意与初衷。
西方在慈善领域的伪善行径不仅表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对本国穷人的“帮助”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在其经典名著《人类幸福论》中指出，西方资本家从事慈善事业绝非善心发作，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做秀与炒作：“富人很愿意从事慈善事业，只要这种方法能够使他们出名，能够使他们在他们亲友中间表现出与众不同。”西方的富人需要借帮助穷人之名来为自己的冷酷无情罩上一层令人眩目的仁爱光环，以博得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助人为乐的美名。如果资产阶级真心想要帮助穷人的话，只要他们肯将企业交由社会共同管理，穷人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劳动过上好日子，从此摆脱富人的“帮助”，这岂非两全其美的好事？格雷早就看穿了资本家虚情假意的慈善把戏，进而指出指望为富不仁的资本家对穷人心慈手软，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你想根据不可辩驳的事实使他们相信，他们每年给予社会慈善机构的款项可以这样来使用，以便在不多几年内把生产阶级提高到跟他们同样的或者更高的生活水平，因而以后每年就不再需要他们的捐款，同时要是你请求他们协助你实行这种创举，那时候就会知道，你究竟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了。你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较多的金币来为穷人建造住房，但是却得不到几个分尼（德国硬币单位）用来把下层阶级提高到完全独立和自由的地位。” 加拿大著名社会学家约翰•波特曾在《垂直马赛克：加拿大社会阶级与权力分析》一书中揭露道，资本精英之所以关注慈善事业，除了企业的攻关需要之外，主要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是阻止国家介入社会事务的最重要方式”。可见，西方资本家虽不时表现出对穷人慷慨解囊的关爱，但是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资本家对穷人的关心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一切慈善活动都是以不得触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实际上富人对穷人的苦痛根本无动于衷，从狭隘自私的阶级利益出发，资产阶级竭其所能确保一个永久被他们剥削，同时也永久需要他们“帮助”的贫穷阶层的存在。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条件下，行善积德只不过是富人百无聊赖之际偶尔为之的高档游戏，而穷人则不幸沦为这场沽名钓誉的游戏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玩偶。
在统治阶级的言传身教之下，普通西方人也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伪善恶习，经常如法炮制地公开玩弄各种花样翻新的慈善把戏。刚来西方的时候，我发现西方人大都很乐意在非盈利机构为穷人服务。当时初来乍到的我对西方社会属性认识尚浅，故从这一孤立的事实中，得出了西方人有博爱精神的肤浅结论。后来，在西方生活时间长了，我才在与他们的私人交往中渐渐品味出他们对穷人的蔑视与冷漠。西方人总是千方百计地从穷人身上寻找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个性缺陷与行为失误，以此证明他们受苦受穷完全是自作自受。对于身处困境的个人，西方人极少伸手相助。借机落井下石，令受难者的处境雪上加霜的现象，倒是屡见不鲜。即使是对关系很亲密的家人与朋友，也是如此。只有在你身陷不幸时，你才会发现平日满口仁义道德的西方人那残忍无情的一面。由于害怕惹祸上身，他们大多或袖手旁观，或幸灾乐祸，或逃之夭夭。在你最渴求帮助的时候，却往往陷入最可怕的孤立。最令我吃惊的是，正是这同一批冷漠无情到极致的西方人，却非常积极地投入非营利机构举办的慈善活动，在那里热心助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异现象：当你没有饭吃的时候，你的朋友绝对不会送给你食品，而是介绍你去食品银行；如果你没有地方住，你的朋友也不会对你敞开家门，而是推荐你去避难所。西方人宁肯到食品银行和避难所做义工，去帮助陌生人，也不愿意对亲朋好友救急救难。我对此曾经感到大惑不解，直到我对西方社会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茅塞顿开，原来心灵空虚的西方人就连在做好事时都暗怀鬼胎。扶贫救困的自发活动，已经被异化扭曲成了自娱自乐的慈善产业。西方人宁愿享受帮助陌生人的自由与荣耀，也不愿承担帮助亲友的责任与负累。他们甘愿随心所欲地去体验高高在上的助人乐趣，却不情愿屈尊纡（yū降低）贵地去俯就亲朋好友的求助需求。美国学者Vance Packard曾毫不客气地指出，西方人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是“个人利益”，是一种“带着面具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满足”。所以在西方，人们只能观赏到锣鼓喧天的慈善事业，却体会不到润物细无声的人间温情。尽管有意为之的慈善表演热闹非凡，却终究无法掩饰冷若冰霜的人际关系。真正的慈悲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装模作样的行为表现，而是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的真情流露。
即使是那些长年累月热心助人的西方人，我认为他们的真实动机也是十分可疑的。我刚来西方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几个西方人主动热情地帮助我，令我感激不已。后来，当我的状况逐渐好转，以至有能力报答他们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却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不知何故，一向爱心满满的他们却突然变得尖酸刻薄。这样的转变实在是令我措手不及，更让我百思不解。经过对西方社会十多年的观察体验和冥思苦想之后，我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为了填补异常空虚的内心世界，一些西方人不辞劳苦地四处寻找需要帮助的对象，以从居高临下的施舍者身份中获得巨大的心理快感。不幸的是，我这个被他们拣选来帮助的弱者，有一天不仅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反而比他们生活得还好，甚至还可以反过来帮助他们。这样一来，在我面前他们就从高贵的救世主，变成了卑微的可怜虫。这些极其扭曲变态的脆弱灵魂，实在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他们倒是巴不得我一辈子过苦日子，好让他们对我提供永久性的帮助。而我在出乎意料地破坏了他们的长期助人计划之后，竟然还不知趣地反过来想要帮助他们，这更是让他们的畸形自尊在妒恨的苦毒中备受煎熬。他们因此对我恶语相向，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近距离欣赏了西方人的种种慈善表演后，我不禁想起了旅法女作家边芹的一句话，很值得假仁假义者引以为戒：“我们被多少假正义卷裹，让善变成做作和模仿。模仿得最像的民族最先毁灭。”
当然，西方社会也不乏具有真诚爱心的人士，他们发自内心地关心穷人的疾苦，并且在个人生活中时时体现出乐于助人的无私美德。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道德高尚者的存在也好，某些人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场合所表现出来的仁爱也罢，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西方社会在总体上自私、冷漠和虚伪的本质特征。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陆寿筠在《人类向何处去》一书中不无正确地指出：“仁德友爱的精神不仅应该体现在微观的人际关系中，而且应该“要让这种精神转化为活生生地、宏微观各个层次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直接体现在这些关系中”。否则，“即使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怀有博爱、慈悲的精神，如果这种精神没有同时体现在社会的宏观经济政治关系中，这个社会在总体上也仍然不是仁德的。”而貌似公允、冒称博爱的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零敲碎打、矫揉造作的仁义演出的不仁德社会。
通过高调介入慈善活动，西方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地试图向世人证明，对受难者不时施以援手乃是解决贫穷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这样的做法与说辞无异于隔靴搔痒，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与本质，反而在有意无意间误导了人们的思路，妨碍了人们去深层思考贫困问题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原因，阻止了人们去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其实，贫穷是资本主义经济暴政这朵罪恶之花所结出的必然恶果。资本家通过压低工资与福利等手段，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人为制造了失业与贫穷等本可轻易避免的社会灾难。在积累了巨额物质财富之后，欲壑难填的资本家却突然良心发现，时不时满怀爱心地粉墨登场，出手救助那些被他们的企业经营活动陷于困境的受害者。实际上，这些以拯救者面目出现的巨富大鳄，正是所有人间灾难的始作俑者，也是导致穷人苦难的根源所在。相对于从穷人那里剥削去的超额剩余价值，用于帮助穷人的慈善捐款宛若九牛一毛般不值一提。因此，奥斯卡•王尔德在《资本主义下人的灵魂》中才号召穷人摈弃富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抛下的嗟来之食：“穷人之中的精华从不感恩。他们不感恩、不满足、不顺从并且叛逆。他们这么做是很正确的。他们感到慈善是一种荒诞不羁的部分补偿，或者感情施舍…… 他们为什么要对富人桌子上掉落的残渣感恩戴德呢？”
同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烧杀劫掠、横征暴敛，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亚非拉落后国家一贫如洗的悲惨现状，正是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间残暴推行侵略与殖民政策所一手造成的。联想到西方对第三世界人民所欠下的一笔笔令人发指的血债，所谓慈善捐款无异于杯水车薪，丝毫不能洗脱他们长达几个世纪以来作恶多端的罪孽与污名。法国学者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严正指出：“压得它透不过气来的财富是它从不发达国家人民那儿掠夺来的。…… 因而当我们听到一个欧洲国家首脑扪心声称他应该来帮助不幸的不发达国家人民时，我们并不感恩戴德。相反，我们思忖“这正是要对我们所作的赔偿”。因此，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对不发达国家的帮助是个‘善意嬷嬷’的计划。这种帮助应该是一种对双重觉醒的认可，被殖民者意识到这是‘该他们的’，而资本主义则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应该偿还’。”
正本清源之后便不难看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制造贫穷与苦难的罪魁祸首。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彻底铲除贫穷的根本之道，其它任何方式的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对此有识之士早有公论。奥斯卡•王尔德在《资本主义下人的灵魂》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人被“可恶的贫困、可恶的丑恶、可恶的饥饿所围困”。慈善事业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这一社会痼疾，因为这种“治疗方法就是疾病的一部分”，它仅仅是延长病人的痛苦而已，久病不愈反而会使病情更加恶化。而且，“为了减轻私有制所导致的可怕的罪恶而使用私有财产”，从伦理上来讲也是“不道德与不公平的”，最为合理有效的扶贫济困之策乃是“试图重建社会，以使贫穷成为不可能”。
解放神学的倡导者、巴西天主教大主教Hélder Câmara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我给穷人饭吃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圣人。当我问他们为什么穷时，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可见，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关心穷人疾苦、真心拯救穷人脱离苦海的大救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从根本上消灭贫穷、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人间正道。只有在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起精诚协作、互助友爱的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在彻底消灭了失业和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所自导自演的慈善事业将纯属多此一举。在资本主义制度寿终正寝之日，贫穷问题也就自然迎刃而解，老谋深算的资产阶级及其煞有介事的慈善事业，也就在社会上完全丧失了立足之地。
（作者简介：李建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旅加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