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在努力追赶西方，商业赶上了西方，教育也在追赶西方。但中国未来最重要的改变，是把自己的传统元素带回来。”
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71 岁的彼得·圣吉（Peter Senge）神情严肃地说。
“在接下来的 50 到 100 年里，中国要变得不像西方国家。否则，中国的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核，如果人们没有自我意识，他们就会失去自我认同感。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存在着一种身份危机。”
01.
谁是彼得·圣吉？
稍懂一点管理学的人，对彼得·圣吉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
彼得·圣吉生于 1947 年，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的资深教授、国际组织学习协会（SoL）创始人。他的经典著作《第五项修炼》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过去 75 年影响最深远的管理学书籍。
但你可能不知道，除了“世界级管理学大师”这个标签之外，彼得·圣吉还是一名资深的教育学研究者。他曾撰写出版了《学习型学校》和《三重专注力》等教育类书籍。
这次我们和圣吉的专访，也是围绕“教育”这个话题展开的。
“
圣吉说：“不管做管理还是做教育，我一直以来真正的兴趣都没有变过，那就是——如何面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未来。今天整个人类社会处于失衡的状态，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失衡，甚至，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也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
“我一直清楚，要改变这种失衡的现状，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转变，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才将更多的精力聚焦于教育。”
”
圣吉非常喜欢中国，每年他都要来中国呆上一个月。不过，他到北京从不住 5 星级豪华酒店，他只喜欢北京传统的四合院。这次见到彼得·圣吉，也是在一个北京老胡同里的四合院。
枣红色的门廊，涂着清漆的圆木，小院里是初夏充满生机的绿色，麻雀叽叽喳喳，几缕阳光洒在房顶的灰瓦上，点染出一抹抹瑰丽的色彩，就像闹市中的世外桃源，这样的环境，圣吉觉得是一种享受。
你可能会说：老外喜欢住中国特色的四合院，有啥稀奇的？的确，这事儿可能算不了什么，但你猜猜，圣吉在北京最喜欢去什么样的餐厅？
一般的老外吃不惯中国菜，觉得口味太重太生猛；但圣吉不仅喜欢吃辣，还尤其喜欢藏在巷子里的苍蝇馆子。
午饭的时候，圣吉轻车熟路地带我们找到了他在北京最喜欢的餐馆：一家隐藏在胡同里的小门面，门口没有招牌；如果你不是附近的居民或者回头客，找到这家店非常有难度。
穿过挂满毛主席语录的低矮走廊，是一间摆着约 10 张桌子的小厅，墙上贴着一幅巨大的知青海报，上面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到了饭点，这家小馆子也人满为患，来吃饭的都是附近的工薪族。我们等了一会儿，等到了一张 4 人桌子。圣吉点了一瓶啤酒和一盘中国蔬菜，他说：“在美国可吃不到这些青菜。”
那么，圣吉为什么对中国这么熟悉呢？
答案很简单：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老师——南怀瑾。
南怀瑾生于 1918 年，是中国的国学大师。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释道有精湛的造诣，曾经撰写《论语别裁》、《孟子旁通》等三十多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
1995 年，48 岁的圣吉通过朋友认识南怀瑾，之后他每年都要来拜访南怀瑾，和他交流中国文化的学习心得。
圣吉说，南怀瑾非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帮助他更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里的智慧：“我非常幸运能遇到南怀瑾当我的中国老师。”
之后，圣吉也参与了南怀瑾筹划的苏州太湖大学堂。这所学校旨在结合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挽回中国人在这个时代面临的精神危机。
南怀瑾曾无限感慨道：“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如今却像个乞丐一样，向西方讨文化的饭吃。”
02.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是效仿西方
走进任何一所中国的小学或初中，通常的情景是：一名老师站在讲台上，台下 50 多名学生正襟危坐，双眼直视前方，不吭一声。45 分钟之后，学校下课铃声一响，教室马上变得吵闹起来。
这样的场景，与 160 多年前的美国课堂基本没有区别。
1852 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成为第一个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公共教育的州。在小学教室里，大约 28 名年龄相仿的学生由一名老师在一间 800 平方英尺（74 平方米）的教室里授课，主要教授语法和数学。之后这种模式就成了现代大部分课堂的原型。
这让我想起了在采访中，圣吉讲的一个小故事：
圣吉曾经带领一些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去参观上海的学校。这些美国老师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也看不懂汉字。但当他们看到上海学校里的教科书时，却说：“啊！这些书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用这些书。”
圣吉说：“这是一个非常西方的教育体系，纽约学校里用的教科书，上海的学校里同样在使用。”
但问题是，圣吉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事。
“
西方模式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已经清楚看到了西方教育模式的局限性，而且全世界的孩子和教育工作者都觉得这是一种束缚。
”
你可能会纳闷：西方教育难道不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吗？
圣吉说：“学校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学习…西方的教育系统，最初是用来培训工厂工人的。”
这里，涉及到美国 20 世纪中期出现的一个概念——工业化教育（Factory Model School）。
在美国工业化时代，由于需要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建立学校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训练工人。学生从学校毕业就要去工厂工作，工厂需要的是只有计算和读写能力、服从度高的工人，并不需要创新性的人才。
因此，学校有一套标准化的课程、书本、考卷，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听从老师的教导，学会书本里的内容，考试时不要出错。
尽管这种工业化教育模式在当时的效果不错，但时过境迁——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这种为我们曾曾祖父设计的教育模式显然已然不适用了。
美国教育部部长贝特西·德沃斯就曾在 Twitter 上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已经超越了工业时代，但美国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原地。”
同样，中国在进入近现代之后，提倡学习西方科学，主流教育体系也更多专注在数学和技术领域。直到今天，有很多家长仍然认为“只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工业化教育模式带来的问题也更加明显。
圣吉在采访中提到，他曾经和一家在全球各地招揽人才的跨国公司 HR 交流，他问：“你觉得中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怎么样？”
这位 HR 说：“他们非常聪明，但却是非常差劲的团队成员，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团队中与他人合作。”
在圣吉看来，过分强调“硬技能”的西方工业化教育模式，不仅忽略了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还抑制了个人创造力的发展。
那么，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03.
见自己，见众生，见天地
圣吉曾经说：“学校应该更像是一棵树那样的有机体，而不是一个汽车配件；教育的进程更类似于一个社会，而不是一个工厂。”
在研究了脑科学和教育学 20 多年后，彼得·圣吉出版了他的新书《三重专注力（The Triple Focus）》，书中介绍了一套打破工业化教育的思想体系。具体来说，就是“三重专注力”：
1.关注自己：专注于“脑—身—心”系统，也即我们的头脑、身体、心灵。圣吉认为，在过去工业化教育时代，我们只关注头脑，看你够不够聪明；但现在，我们应该同样关注身体、心灵层面的教育，也即头脑、身体、心灵的整体成长与发展；
2.理解他人：专注于社交层面，自己与父母、朋友、团队等之间的关系，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3.理解更大的世界：专注于更广阔的生态、经济与社会系统，也即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在工业化时代，我们忽略了身边的环境，于是引起了土地沙漠化、气候变暖等灾难性的生态问题。
在圣吉看来，在这个万事万物互通互联的时代，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他人、世界这三个层面：“这是学习一切的基础，是东西方精神的融合。”
如果你了解儒家思想，也许会觉得“三重专注力”听起来有点耳熟——没错，它与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儒家强调“内圣外王”——先做好自己，再管理好家庭，然后帮助国家繁荣、社会和谐。
圣吉说：“儒家更像是一种和谐的哲学，人与自然的哲学，这就是三重专注力。理想化的三重专注力可以被视为中国最古老的教育理念的自然表达。”
在他看来，尽管西方教育体系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知识水平，但知识并不是学问；中国传统教育偏重的是情感体验和意志锻炼，以人格养成为贯彻始终的主线。这也是为什么圣吉说：“中国教育未来最重要的改变是把传统的元素带回来。”
但有的传统元素，却一直被很多中国人轻视——比如，中国传统教育孩子读书学习的方法之一“死记硬背”。
在中国古代最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无论懂不懂，先把四书五经背会了，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在一起摇头晃脑地吟诗背诵。
但这种传统的教育方法，到现在已经基本被淘汰了。特别是接受西方的教育理念之后，大家普遍认为死记硬背没什么用，也不再让孩子们一起背诵朗读。
但圣吉和南怀瑾却都认为，传统的老办法才是好办法——孩子从小在吟诗背诵中，会被潜移默化地熏陶，从小奠定良好的人格基础。
打个比方，如果孩子小时候浪费粮食、剩饭剩菜，家长多半会用古诗里的这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来教导孩子。
也许小孩子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涵义，但南怀瑾说：“在心灵纯净的童年时期背诵下来的内容，就像每天的饮食，会变成营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长大之后自然会运用出来，并且受益无穷。”
科学也证明，背诵可以增强人的智力、记忆力和思考能力。在 13 岁以前，是人类记忆的最佳时期，也是脑力开发的重要阶段。这个时候孩子的学习能力强，且喜欢模仿，如果不给他们诵读经典文章和诗词，他们也会自发学习吸收其他的内容。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认为圣吉和南怀瑾要“复古”，要开历史的“倒车”。但其实，让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生根，成为创造文化的新动力，是圣吉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我希望三重专注力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创新是一种鼓励”，圣吉告诉我们：“我希望下一个 50 年，中国可以真正成为中国，而不是一个西方版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