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二年级那年，一天早饭后急匆匆赶到学校，刚走进教室里自己的座位上还没得坐下来，邻桌那个年长我三四岁的男同学便面带阴郁之情低声对大家说，他们一个村里的石某某夜儿黑夜得脑膜炎死了。
像突然间谁扔进教室里一颗炸弹，大家情不自禁地齐声喔过之后，一下子都被炸蒙了。一时间，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出奇的寂静，几乎没有任何声响发出。那种寂静像一只无形的魔手牵引着大家一双双睁得圆鼓鼓的眼睛和一张张半张半合的嘴巴，让人心里陡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慌乱乃至恐惧。
石某某是位女生，张着一双很好看的大眼睛，面色白嫩，性格活泼，是班上很出彩的小明星。老师上课的时候，她发言最积极。老师提出的问题，她答对答错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高兴与难为情，同学们都很羡慕她佩服她的胆量。看得出，老师们都很喜欢她。
咋一听到她死了，所有的人都难以置信，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咋就突然间死了?
短暂的寂静过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询问那位男同学，她到底为啥就突然死了呢?那位男同学性格有点木讷，表述能力稍差，在大家连珠炮似地催问下，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断断续续明了情况。原来头天晚上石某某吃过饭后感到身体不舒服，对父母说，头疼，脖子有点僵硬。那时候，农村人的医疗卫生知识比较贫乏，安全意识也很淡漠。听她一说，她爹妈只认为孩子得的是小毛病，休息一下就好了。安抚她两句，就劝她早早睡觉了。谁知到了夜里，石某某头疼得厉害，在床上滚爬着哭得死去活来。这时候他父母才感到问题严重，急忙起来把他送到大队卫生员那里。卫生员一看症状，吃惊地说，孩子得了脑膜炎。她父母一下子惊呆了，那个时候脑膜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随时都与死亡擦边走的病。如果发现得了这种病，丝毫不能耽搁就得赶紧送往医院，如稍有耽搁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就会有生命危险。石某某的父母一下子没了主意，哭求着卫生员咋办?卫生员说，咋办?送公社医院啊!大家这才火急火燎找来拉车，把石某某放在车上就往公社医院里奔跑。由于村里距离街上路程远，路况也差，再加上耽搁的时间长，走到半路，石某某就不行了。
那位男同学讲述完毕，所有的人又一下子张口结舌地沉寂下来。好长时间，教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大家面色悲戚，目光呆滞，几个女生忍不住低声啜泣起来。
很快老师也知道了这个消息，那天上课前，老师特意就石某某的死向同学们发出告诫，以后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点发现自己或其他人有类似情况，要立即告诉家里大人或学校老师，千万不要再发生这类不幸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末期，距今已经近半个世纪了。
那以后不久，赤脚医生作为新生事物就在神州大地普遍开花了，人们的医疗保障、卫生知识与卫生意识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各个公社都有了医院，各个大队都有专门的医疗室和半专业的赤脚医生。一直威胁着人们尤其是小孩的传统疾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定控制，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或者说消除。当时，最令人感到害怕的幼儿疾病就是脑膜炎，弄不好是随时都会要人命的。再就是天花和老犍。天花我们这里土名叫出麸子，小孩子一旦患上，是绝对要避风避光的，稍有不慎，轻则留下后遗症，重则也会夺人性命。最明显的后遗症就是患者病好后脸上会残留许多麻点。
后来看的书多了，才知道天花这种病在旧中国也是很令人头疼而无奈的一种顽症，一般人得了这种病，都会很麻烦的。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最好的医疗手段根治这种病。不要说普通人家，即便富华如大清皇室，对此病也是谈虎色变甚至无可奈何的。据说康熙之所以能以非长子非嫡出身份荣登大位，主要就是他在诸皇子中是唯一顺利度过了天花这道关口的人，最直接动因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的父亲顺治皇帝就是死于天花，为吸取教训，临死前才跨越族规钦定他继承了皇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替时节，正是中国大地上对传统顽疾防疫工作处于历史上最为重视也最见成效的年代。我那时候正上小学，亲历亲受了那段时间国家为全体民众免费防疫的历史。
脑膜炎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发病率很高，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记得那段时间，各个生产队都有一名专职的卫生员，专门负责本队的医疗防疫工作。卫生员们都是由公社统一进行专业培训，达到合格水平后才能回到本队担任该项工作。
那段日子，我们生产队在村子中间的一片空地上专门修建了一个露天大灶，上面支了一口足以管几十人吃饭的大黑锅。年轻的春爷是第一任卫生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把社员们从野外挖回的芦苇根、茅草根、黄黄苗根和生产队提供的绿豆熬茶成茶水，让大人小孩定时去喝，以达到消毒目的。
每天上午吃饭之前，春爷便拖着他特有的清亮声音站在大灶边大向东向西喊大家都去喝消毒茶。那时候大队生产队有严格规定，人人都必须天天喝消毒茶，谁如果不按时喝就要扣工分。因此，人们一听到喊声，都会带着自家小孩，每人拿着大小不一的碗，排队按次序舀取。每天这个时候，那片空场上便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人们喝茶时发出的各种声音此伏彼起，说笑声，小孩的喊叫声哭叫声，人们用嘴轻吹热茶发出的噗噗声，还有喝茶时发出的咕咚咕咚声，伴着袅袅升腾的乳白色茶雾，飘散在村子升空，让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小孩们是不自觉的，由于消毒茶味道很甜，再加上煮化了的绿豆香味，很有诱惑力。当份内的茶喝完以后，大人们便要拉着孩子们回家，小孩们却盯着大黑锅撑着不愿意回去。因为大家都在惦记着沉淀在锅底的绿豆糊糊呢。春爷见状，便扬起勺子，笑呵呵地对大家说，来，每个小娃儿半勺绿豆糊糊。
小孩们一听，都挤着眼哇哇大叫着围了过去。大家都高举着自己的碗，希望最先舀到绿豆糊糊。春爷这时候故意寒下脸，凶巴巴地对着乱嚷嚷的小孩们说，不行，都得站队。谁硬挤或者插队不给谁舀。春爷的话很管用，大家不再吵闹了，很快站好了队，然后或早或晚都吃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黏糊糊的绿豆汤。
喝消毒汤只是防疫过程中辅助措施，关键的还是要吃防疫各种疾病的药。那时候关于预防脑膜炎、天花、老犍的防疫药每天都由春爷从大队卫生室按人头领取，然后按照队里所有人的年龄段和服用量逐人落实，不容有任何懈怠。
最早控制住的病应该是脑膜炎，自从吃了一阶段防疫药后，这种病几乎绝迹了。几十年来，自那位小学同学石某某之后，我再没听到过谁因此病丢了性命的。天花好像没有吃什么药物，那时候是医生在人们的胳膊上打针，说是种牛痘。打完针那几天，针口要密封起来，针口处会很痒，还伴着隐隐的疼痛。坚持几天，出现了圆形疤痕，也就是人们说的出花了，就算好了。一旦牛痘种上了，本人终生便不再得天花了。我们那个时代前后的大人小孩，都参与了这一防疫活动。直到今天，只要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左右臂膀上都留有种牛痘时留下的疤痕。也就是从那以后，天花真的绝迹了，从来没有再听说过谁出麸子的事儿了，更没有听说谁因为得了这病丢了性命或者留下后遗症的。
小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少麻脸人，据说都是当年患天花留下的痕迹。后来没有了这种疾病，也便没有了新的麻脸人，这都与天花的灭绝有直接关系。
老犍在这三种传统疾病中是得到控制最晚也是时间最长的，它的学名叫疟疾，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小时候男孩子一到夏天喜欢一天到晚都泡在水里，更喜欢吃生瓜梨枣，因此也最容易得这种病。老犍有冷热之分，冷的时候，大夏天冷得盖上厚厚的棉被还止不住发抖;热的时候能把人的意识烧迷糊，个别人还会因意识模糊而东奔西跑，狂呼乱叫。老犍是一种很折磨人的病，一旦患上是不会三两天就好的。它很有周期性，有的人一天发一次，有的人两天发一次。每次发病的时候都会难受得要死要活，把人折磨得咋着都不是。
七十年初期，在接连吃了相当长一阶段脑膜炎防疫药物或天花注射针剂之后，紧接着就开始预防放老犍。这个病和前两种病一样，也是历史悠久，十分普遍。那时候农村人无论大人小孩，每年夏季都有不少人患这种病的。因此，这种病的防疫时间最长，吃的药也最多。记忆中，每天都要吃一两次。为了消除小孩吃药难的问题，药片特意裹着糖衣。记得有一种暗红色的药片，里外都是甜的，给人印象最深。刚开始，我们小孩子都很喜欢吃。那时候大家都很少吃糖，吃这种药似乎等于过了把糖瘾。吃药的时候，有的小孩干脆不用开水打咽，干脆咯咯蹦蹦爵碎了再慢慢咽下去。可药必定是药而不是糖，吃的时间久了，就不知不觉有了恶心作呕感觉，这种感觉最后竟成了不自觉的心理反应。到后来，不要说吃，就是一看到它，大家就止不住很难受地干呕起来。
一些小孩因此便不愿意再吃治老犍的防疫药，卫生员春爷不愿意了。每天谁该吃多少必须要吃够数，少一颗都不行。那些日子，许多小孩再也看不到春爷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和善样子，早晚见了我们都是板着一副阴冷的面孔，恶狠狠地逼着大家当他面把药吃下去。
预防老犍药不知吃了多长时间，反正至今想起来对它依然有一种隐隐的厌恶与反感。可话说回来，必定良药苦口利于病。在我上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老犍这种病不知啥时候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村里的大人小孩再没有人得过这种病。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学校里的同学们也再没听说谁得过这种病。看来，它和脑膜炎、天花一样，真的彻底绝迹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就是在那样一个至今仍有人说三道四的年代里，几种威胁了老百姓几千年的难缠疾病，在国家不懈努力下，竟神话般从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永远销声匿迹了。
201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