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词《沁园春长沙》有句曰：“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1965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退出联合国，首倡在奥林匹克运动以外另搞一个新兴运动会等，乔冠华趁着酒劲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苏加诺敢摸老虎屁股”，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一说是在对苏加诺表示支持的一个外交声明里，毛泽东给加上了“苏加诺摸了老虎屁股”的字样。为此还引起了前苏联外交部的自以为是的责备：“怎么能用这种低俗的词儿?”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要摸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他也没有吃亏。
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财哭爹叫娘，魂飞天外，并消灭了这个阶级。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姆指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君谈笑定“资”“社”。
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实在是不堪一摸。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严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也最为高深莫测。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在1989年底，前苏联解体以后，我听到过咱们的一位喜欢琢磨事的部级领导干部讲，资本主义大国要搞对我们的和平演变，优势在他们那一边，我们的应对方案就是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就是说靠组织的力量抵御演变。他的话应该说完全符合列宁的教诲。
但是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
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它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
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语出林彪)!
“文革”后期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他批评一些官员的毛病越来越多，却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毛主席经常替弱势群体讲话，替穷人说话。他反复强调，永远站在占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人一边，那么，就是说总有少数的，百分之五以下的人精人核，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
西方发达国家是到处鼓吹民主的，那是一种对于多数的争取，通过竞选之类的政治宣扬政治激辩，获取多数票，并声言保障少数的应有权利。毛主席也是追求多数的，但不是通过竞选与计票，而是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剥削阶级，用《国际歌》里的话就是战胜那些毒蛇猛兽。毛泽东的民主是阶级的民主、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
西方政治学强调的是，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要搞什么多元制衡。中国的搞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教训我们的则是：多数是靠不住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是靠不住的。
大家都记得运动初期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一开始，大家伙儿，包括主席本人，都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底”。
影片《周恩来》中，演员王铁成饰演周总理，以极相近于周的口音对另一角色“贺龙”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周总理确有此言此忧此说。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是“文革”，前者争议不大，后者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他的话带有悲情色彩。做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摘自王蒙《中国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