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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罗夫与聂荣臻的争论






  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莫斯科的意见的确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那只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情,而笔者所见的史料表明,在战争中苏联军事顾问们几乎没有直接发挥作用。

  关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事例的确有过一次,但结局令人很不愉快。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中国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苏联新任驻朝鲜大使拉组瓦耶夫也通过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转达了反对意见,彭德怀仍不为所动。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来到军委作战部,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人民军当然无力单独作战,苏联顾问和朝鲜方面不得不听从彭德怀的意见同意部队转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这件事发生以后,在朝鲜作战问题上苏联顾问就不再多发表意见了,而将主要工作放在为志愿军干部讲课和培训方面。1951年1月13日,东北军区通知志愿军总部说,苏联军事顾问建议利用休整时间为志愿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在沈阳办短期(2个星期)集训班,由苏联顾问讲授苏德战争各大战役中的反攻和进攻经验,以及介绍现代战争的知识。彭德怀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从西线各军抽调部分师以上干部去沈阳参加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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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从中俄双方公布的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苏联军事顾问在有关战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双方领导人转交函电、传递信息及协助商谈武器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

  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尽管科切尔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误写为“中国人民军”,但据笔者看到的中国材料以及与当事人的交谈,这个报告所讲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问题上,中国军方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之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讨论,中方在听取苏方意见时非常谨慎,而苏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尔金报告的影响,斯大林在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未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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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五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的中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总之,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尚未说清楚但必须说清楚的问题。

  本文拟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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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给斯大林发电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中工作。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经过研究并与克拉索夫斯基协商后,中国方面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其中包括派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10人,派往5个兵团的顾问共10人,派往21个军的顾问63人。毛泽东要求“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毛泽东对此做何考虑不甚清楚,或许是因为中国军队不善阵地战,或许是因为大量苏式武器已运抵朝鲜战场,总之,此时志愿军需要加强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

  不过,斯大林的答复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9月10日斯大林回电称,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席军事顾问的一个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是否向军部或兵团司令部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将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合理地加以解决。两天以后,未等毛泽东答复,斯大林再次去电说:“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斯大林不愿向朝鲜战场派遣苏联顾问固然是出于苏联在朝鲜战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即苏联不能公开参战,特别是不能造成苏联军人有可能在战场被俘的机会,为此,斯大林曾规定派往朝鲜人民军的苏联顾问只能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出现,苏联空军参加战斗只能在中朝军队的后方上空活动。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切尔金报告的情况,苏联顾问即使呆在战场大概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来到朝鲜战场的苏联顾问其职责主要也是了解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据在志愿军总部负责接待苏联顾问的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后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并未到志愿军总部,顾问团团长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炮兵中将,另外还有1名少将和2名上校,以及1名文职翻译人员。邓华副司令员向作战部交待任务时也强调: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我无关的事就不要说了。另据军委作战部参谋王亚志回忆,于1951年10月到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都是搞情报工作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向莫斯科传递战局发展的情况。这些顾问在司令部只听不说,从不发表不同意见。

  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朝鲜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请示召回在志愿军总部的顾问组,理由是彭德怀已经回国,与志愿军司令部的联系可以由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而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则继续由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于是,这些苏联顾问在3月斯大林去世后全部回国。

  由此可以做出结论: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虽然人数众多,但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部队进行训练,收集和传送有关战争的情报,联系和协商对华军事援助的问题,而没有参与对战争进程的指导,更没有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产生影响。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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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贷款数额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成下表:

  《外交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1

  时间

  1950年2月14日

  金额(旧卢布)

  12亿

  用途

  经济建设

  2

  1951年2月1日

  9.86亿

  购买军用物资

  3

  1952年9月15日

  0.38亿

  种植橡胶

  4

  1952年11月9日

  10.36亿

  购买60个步兵师装备

  5

  1953年6月4日

  6.1亿

  购买海军装备

  6

  1954年1月23日

  0.035亿

  有色金属公司

  7

  1954年6月19日

  0.088亿

  有色金属和石油

  8

  1954年10月12日

  5.46亿

  特种军事用途

  9

  1954年12月12日

  2.78亿

  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苏联股份

  10

  1955年2月28日

  2.47亿

  转售安东苏军物资

  11

  1955年10月31日

  7.23亿

  转售旅大军事基地苏军物资

  总计

  56.76亿

  《外交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其中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到1965年可以还清。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

  《经贸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时间

  金额(新卢布)

  金额(旧卢布)

  1

  1950年

  2.7亿

  12亿

  2

  1951年

  4.33亿

  19.269亿

  3

  1952年

  2.415亿

  10.747亿

  4

  1953年

  1.352亿

  6.016亿

  5

  1954年

  1.882亿

  8.375亿

  6

  1955年

  2.182亿

  9.710亿

  总计

  14.861亿

  66.117亿

  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再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也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上。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万)。这些均可略去不计。至于其他项目的数额,双方的统计则完全一致。因此,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最近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特别提到了这个差额。《杨尚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不是66亿,苏联多算了9亿。抗美援朝贷款为9.86亿,而算作了19亿。

  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卢布。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卢布,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亦译沙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这个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对周恩来这段话应作如下理解:实际使用19亿多卢布,而欠款只能算9.8亿多卢布,原因是“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即减去了折扣数额9亿多。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实际使用9.86亿,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所以,周恩来批示中所说“19亿多卢布”和“9.8亿多卢布”,都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这一项贷款数额而言的。

  但是,苏联方面在清算时确定1951年贷款的实际使用数额为19亿多卢布,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可能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证据一:1951年9月5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同月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在此之外,毛泽东又要求苏联提供新的6亿卢布军事贷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这进一步说明,斯大林同意提供新的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且中方已经得到答复。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这再次证明,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如此计算的结果,在整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没有材料证明应该把苏联转让的股份作为贷款,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正式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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