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红军都是在夜间行军。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蜷曲在桤树丛中睡大觉。行军时他们尽拣小路走。赣南和毗邻的广东都没有公路，即使有，红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红军是悄悄地撤出根据地的，各部队的政委后来在对战士们讲话时，还说这次“重大行动”，没有任何迹象被敌人察觉。

　　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正如一位红军干部告诉史沫特莱的那佯：“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在长征初，红军周围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来说，红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张盛继是在家乡江西兴国模范县参加红军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岁。二年以后离开苏区。整个长征他都在作战。他记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队仍驻在兴国，有一天，他看见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相撞，一团火球坠落在地。场面惊心动魄。一周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转移。他们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五十年后，这位六十八岁、相貌堂堂的老战士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红军的困境一无所知。大家的情绪还是那么高昂，不知道后来要走那么远的路。一个晚上赶五十英里路。夺下三座县城，要是情绪不高那是干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个七十五岁蓄着短须的小个子。风湿病使他半瘫了，他也说，部队并不了解红军正在节节败退，也不知道正在进行长征。彭是二军团的战士，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所有围剿，广昌战役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但他不知道这一位红军打输了。至于长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宣传鼓动在过去的战斗中是那样有效地帮助了红军；而现在如果仍旧进行这样的宣传鼓动的话，就会产生对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指挥失误的激烈反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型。“独眼龙”刘伯承把这一队形比作皇帝的轿子。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五千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

　　红军的指挥系统是复杂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的中央军委之下有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

　　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后来的红军领导人并担任多年国防部长职务的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

　　长征开始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安”；第二纵队叫“红章”；一军团叫“南昌”；三军团叫“福州”。

　　军委第一纵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里有最高指挥部的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这个梯队的负责人是彭雪枫。第二梯队基本上是后勤部队。第二梯队有工程营、炮兵部队和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是干部团，陈庚和宋任穷分别担任团长、政委。中央纵队(军委第二纵队)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教导师，负责人是张经武；第二梯队有供应、维修、通讯、训练等部门，以及挑夫；第三梯队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由政府和党的官员……及一个保卫团组成，它由保卫部门负责人姚颉指挥，政委是张南生。

　　刘伯承把中央级队比作轿子的座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象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干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抢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的伤亡更多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行动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样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三十泣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曲面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

　　十月二十一日夜，红军几呼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冲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线。这条防线设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进入广东省境内，红军行军的方向仍旧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因为通知下来的行军目标是向北向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师。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这是指挥有素的旋风般的作战行动。尽管李德曾提到指挥员之间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提到因为缺少地图使一军团裹足不前，耽误了时间。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国共两党曾有过多年的合作。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棋局中，蒋介石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搞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好，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蒋介石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共产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对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表示欢迎。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来发出秘密信函，建议举行私下谈判。李德认为陈济棠这样做的动机是惧怕国民党中央军冲破红军的防线，把军队一直开到广东边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党的根据地是广东的一道屏障。不管动机如何，粤系军阀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周恩来，周当即作了积极的表示。他说：“我们可以利用陈将军的反蒋态度，我们必须吸取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失败的教训。”

　　周恩来派了两位负责同志，一位是何长工(他曾劝说王佐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另一位是潘汉年(他后来负责同莫斯科联系的秘密使命)，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红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长征中的红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象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这项中立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虽然到了九月，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的变化已不可能了。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还有证据表明，广西军阀也同红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红军迅速通过。

　　广东军阀根据秘密安排向红军提供通讯器材并非孤立的一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川北边境建立根据地时，已经拥有一支相当干练的无线电通讯队伍。陕西地方军队的参谋长、师长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设备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杨将军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这样的同情者遍及蒋介石军队的各个角落)。但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由于参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绑架了蒋介石)，他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关押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被处决。

　　对于红军来说，是否真正得到广东军阀答应提供的情报，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红军本身已有一笔特殊的秘密财富，它可以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电讯。红军对蒋介石拥有的这一优势，就象二次大战中的盟国能够破译绝密的德军电讯一样。红军有这种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自一九三零年始，周就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同莫斯科关系密切，安排中国的专业人员在苏联接受电子、暗语、密码和破译方面的训练。更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安排地下党学习魔术师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们就可以打开手镑脚镣逃脱。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受到这样的训练，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江西根据地初建的期，红军还没有可以发射到上海的无线电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们从蒋军手中缴获了两部一百瓦的电台，不久以后，在俄国受训的第一个重要的电文破译专家刘鼎从上海来到苏区。他把整本密码都记在脑子里，从此，毛泽东就能够同上海、并通过上海，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了。

　　刘鼎开始了截听和破译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似乎从未在这方面起过疑心。

　　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 (原四机部 )部长的王诤就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也在忙于同一任务。长征开始后，他不断向一方面军发出截获的国民党电文。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一连几天彻夜坐在电台边，监听电讯往来，并向一方面军发去重要情报；但他不知道发出的电文对方能否收悉，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一方面军究竟在何处。有时候，一方面军的电台功率不足，无法同四方面军联系。

　　共产党勤奋不倦的侦听工作使当时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够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和战斗命令，胜过了解红军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国民党电文抄件。

　　由于报务员和设备器材长期紧缺，红军要想方设法俘获敌方的报务员和缴获器材(红军对敌方的医生和他们的药箱也有一个专门的俘缴计划)。为了鼓励被俘的报务员留下来工作，红军给他们各种优待，如额外报酬，优厚的食物供应等。一些报务员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红军来说，这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由于设备紧缺，电台在长征中只用于军团之间的联络，同下级单位联络都使用电话或通信员。通信连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走在司令部的前面，并在侦察队选定的地点架好线，这种办法非常累，效率低，并且经常造成通信兵的伤亡。

　　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随着红军长途跋涉，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高层指挥员的生活方式要服从通讯工作的需要。白天，全军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或者边打边走，除了战场上紧急联系外，指挥员没有时间阅读报告。只有夜幕降临，安营扎寨后，电台才开始工作，通信员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这时，指挥员才能对战况有所了解。

　　作为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者，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已经习惯于夜间工作，而今战场上的局势又迫使他们连续彻夜不眠地工作。战士中流传着许多毛和周半夜三更还在工作的故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队每天清晨六点钟开拔，战士和干部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收拾营地，吃一顿米粥，喝点茶水。领导人起床的时间是八、九点钟．此时他们的炊事员或警卫员已经出发三个小时了。他们在三小时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领导人的早饭。在这三个小时里，领导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担架上，被抬到吃早饭的地方。他们被结实的担架员抬在肩上，就象摇篮中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们知道后面没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担任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的李一氓这样说。他在长征中同干部团在一起，经常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说：“除了养成吃安眠药的习惯外，睡担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

　　直到十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国民党报纸的报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报纸发表了一篇祝贺十四日攻克所谓“兴国模范区”的消息，据说该地从七月起就被包围了。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报纸报道说，“赤匪”正企图突围逃跑，并说攻打信丰和安远的红军被击溃，损失达万人。还说是毛泽东和朱德指挥这些行动的。同一篇文章还说到红军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这家报纸又发表了一大堆失实报道，二十八日宣布宁都攻陷，三十一日宣布“赤匪根据地”已被粉碎，红都已从瑞金撤往他处。

　　另一家国民党报纸于十一月八日报道说，共产党屡遭失败，但依旧“十分顽强”，“彻底剿灭，尚需数月”。

　　诸多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任何线索。诚然，有一篇报道提到红军正试图逃跑，但重点是指对某些城市的争夺，而红军这时对夺取城市根本毫无兴趣。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报纸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是：“前赤区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军伤亡近万，被俘四万。这一天，南昌召开了市民庆功大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根据秦兴汉将军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才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正在采取重大的行动。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过第四道封锁线遭到攻击之前，红军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的空中侦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这是一支由约二百架飞机组成的战斗轰炸机部队，进行空袭时通常三架一组。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蒋介石情报工作的失败是惨重的，而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无知却更为严重。在《纽约时报》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没有一处说到红军，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中国的白银买卖和铁路事故的消自

　　这个月《纽约时报》的大新闻是棒球世界大赛，糊涂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机以及连日报道的林白绑架案。总之，这家有闻必录的报纸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

　　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渔民的女儿。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十七岁。朱德这时已四十三岁。朱的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一九二八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十五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

　　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有象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作，而是献身于重要的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对长征的感受至今未变。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象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措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璋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 ？”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 (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 )李德的作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胡现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在共青团机关工作。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象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事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来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

　　康克清五十年后说：“他们怎么能相处得好呢？他们怎么交流？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而她只会讲中国话。他们怎么办呢？叫伍修权给他们翻译吗？我不知道肖月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们怎么共同生活呢 ？我想，作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

　　“然而她还是凑合著与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她说，“她是傅连璋大夫的勤务兵，没有多少本事。”丁玲说红军有责任使李德得到适当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红军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她说；“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孩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海伦・斯诺报道说，最后，肖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这是个丑闻百出的过程。肖月华要求给她六百元的赡养费。离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赡养费，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一九八三中去世。她死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满足了她生前要求。

　　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他有贴身警卫为他做饭缝补，也为她做饭。康克清没有当过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渔民，一贫如洗，家里把每一个出生的女婴送给另外一家贫苦农民――甚至是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为仆人、雇农或守着锅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后刚满月便送了人，她奴隶般地生活，直到十五岁才逃出去参加了红军。朱德的身世也一样，他家有五名婴儿都因养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已被送给一家没有后嗣的亲戚，并进了一个地主子弟学校读书。他如是个女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溺死。也许正因为朱德和康克清有过共同的遭遇，才使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康在与朱德结婚前一直是个普通战士。当时她本应做政治工作，长征前夕，她正好在一个拥有八百名战士的营里，营长在一次进攻中阵亡，战士们让她来指挥。他们击败了敌军。红军称她为“女司令员”。她无意安居下来生儿育女。长征结束后，她就埋头学习，希望成为一名高级军官。

　　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于珍做的辣椒汤。“不喜欢红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喜欢对李德这么说。李德则喜欢醋溜肉和酸白菜，为此李德极不愿听毛泽东这句话。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二十四岁。她与毛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迫他在十五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青女人。她的名字从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的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几乎在同时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八岁，她立志献身于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一类的青年人蔑视中国的旧习俗。他们嘲笑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与年青的湖南姑娘向警予 (很多人后来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 )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并开始相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结了婚。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并照了结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两口之外，前面还放着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照片下面顺序写着“向”、“蔡”两个字，这两个字包含著有趣的双关意义：既是他们两人的姓，又可解释为“向上的结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写在新郎的前面，既惊讶又赞同。在革命者中，这对夫妇的命运最为悲惨。向警予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并被押交给国民党。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点杀害了她。蔡和森于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给国民党，国民党残忍地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后还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没有他们两个朋友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宣布他们“试婚”。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开慧生了三个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一九五零年在朝鲜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子结了婚。据某些人说，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生的。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一九三零年十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军队逮捕。她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关进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酷刑。当时岸英可能也在场。她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衡山遭杀害。她们两人的死是没有相互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有关系。开慧的殉难则与一九三零年九月毛奉第三国际之命对长沙发动一次未遂的进攻直接有关。在毛的军队被赶出长沙后，国民党省长下令在长沙逮捕和处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杨开慧便是其中之一。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毛泽东的几个儿子由一位姑姑照看。一位基督教牧师也曾经照看过他们。孩子们被带到上海，进入一所由共产党秘密监护的学校。但是学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们赶到街头。毛泽东的几个孩子颠沛流离，靠乞讨和卖报为生。他们露宿在街头巷尾和破旧的庙宇里，在庙宇门口贴上一张纸标说：“我们能讲故事――一个故事一分钱。”孩子们最后得救了，被送往延安。

　　毛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九五七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并冈山相遇。她是个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不仅仅贺子珍本人是个革命者(她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她的全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都从事革命工作，她父亲是个开设茶馆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张变革的爱国者。共产党放弃江西，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贺的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属红军的作战地区。贺子珍的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家务。从一九二七年起，贺家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贺子珍的四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之一当地下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截获，遭杀害。妹妹贺怡，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毛泽东和贺于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儿子小毛，后来留给贺怡和泽覃抚养。一九三五年毛泽覃在江西游击战中牺牲后，贺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孩子――直没有找到。一九五零年，贺怡在福建寻找小毛时，死于车祸。

　　贺予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班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宪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哥哥)得救。贺子珍他们在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 井冈山王佐这帮土匪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贺子珍就在井冈山地区活动，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山。不久她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脱险。

　　象这样的事迹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多次与其他男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零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边界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疟疾，在这里的一座山上养病。这个女孩出生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不详，也许是龙岩县的古田。

　　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南的根据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一恢复健康，就迅速转移。孩子交给当地农民照料。据说一九三二年，他曾寻找过这个女孩，但没有找到。时值漳州一仗，战斗就发生在毛泽东遗留孩子地区的南面。毛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博连璋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

　　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尽力保护她免遭长征之苦。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派他的贴身警卫吴吉清和王亚堂去照料贺子珍。贺在休养连，毛在干部团。两人虽相距不远，却无法见面。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三十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简直就象走向阴间地狱一样。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象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农妇。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哎 ！这些妇女她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呀！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长征开始时，她二十七岁。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职业是掏粪，并把粪便卖给农民。十一岁时，她被卖给一位工程师，充当童养媳。十四岁时，她逃了出来，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杀之前，她加入了共产党，被派往苏联。她在苏联待了四年，与博古结了婚。在去苏联前她已在苏区工作了一年。

　　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现在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

　　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

　　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毛泽东从于都带回的小刘英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第三梯队( 在第二梯队的是休养连，行军中大多数妇女分在休养连)。

　　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五千名男的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齿轮、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一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长征开始后一、两天，一些运输员便开始开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气低落。他们看到面前是愈来愈陌生和险恶的深山。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后．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潜踪匿迹……。小刘英等人必须设法制止所面临的队伍瘫痪的危险，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五十年之后．刘英苦笑着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担子是那么重，道路又是那么崎岖曲折，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过能前进五里路。这支后勤部队拉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包括第四突击团在内的战斗部队以及后来因战果辉煌而出名的袭击队，不得不来保护笨重的行李车免遭蒋军的攻击。这简直就象一部糟糕透顶的西部影片的镜头：印第安人越来越迫近，而没有第七骑兵队前来解救。

　　刘英与这些运输人员一道行军，在休息时，她还要努力鼓动，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她要给那些精疲力尽、思家心切、半饥半饱和常常神思恍懈的人们灌输革命热情。

　　“招募运输人员很困难，”她回忆说，“很难雇到，也很难征募到。”许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担心，如继续同我们走下去，他们或他们的家属会遭到敌人的报复。”

　　即使是刘英钢铁般的精神也无法消除运输入员的颓丧情绪。他们开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负荷。已经没有那么多壮汉来运送所有的辎重了。队伍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有些人就说女干部在长征中没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对这一说法表示难予苟同。再如李伯钊，她本人是参加长征的中存者，她的评价看来比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二岁时，谈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女英雄和烈士们，她仍充满敬意。

　　她谈到了蔡畅，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五十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

　　中国没有比蔡畅一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是一个殷实地主朱剑凡捐助开办的。李锐说：“朱在今天会被称为‘民主人士’。”他很激进，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园赠给学校使用。( 他的女儿朱仲丽后来与受了伤的王稼祥结婚。他另一个女儿与肖劲光――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结婚。)这个学校的另一名学生向警予，她后来与蔡畅的哥哥蔡和森结了婚。

　　蔡畅及其兄长蔡和森，按照与毛泽东共同发起的第一期勤工俭学计划，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前往巴黎。他们的计划是“拼命念书，拼命翻译”。他们的母亲也去了。他们从亲戚处筹款六百元作为旅费。蔡和森受到新兴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可能是选择共产主义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和周恩来同是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创建人。蔡畅于一九二三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她的哥哥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他们同是湖南人，又是同班同学。蔡和森在欧洲、毛留在中国期间，两人书信来往极为频繁。蔡畅、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非常密切的挚友。他们三人曾一同发誓都不结婚――可是谁也没有遵守誓言。

　　一九三七年海伦・斯诺在延安见到蔡畅时，她一家已有三人被蒋介石杀害，另有两人身陷图图。她到国民党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一旦暴露也必定送命。她当时举止文雅，表情生动，说起法语略有点口齿不清，她一辈子都是如此。只有在细看之下，才能从她深透的棕色双眼中看出忧伤的神色。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二十四岁，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象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姬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我为什么要说起蔡畅呢 ？”李伯钊反问道，“因为她深得妇女以及我们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四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八十四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末，这个圣徒便是她。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

　　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渝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杉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

　　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农民运动的预演。当时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旗帜下一同北伐。毛这时回到农村，开始进行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湖南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一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报告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

　　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无须为“过分”问题担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追，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基于这些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才坚定地高举起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博连璋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烧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厂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样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他善于演讲，虽不象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簧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入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入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象填北京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后，四人帮被逮捕和粉碎，在邓小平领导下树立起一种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把毛泽东从造神者手中歪曲丁的形象中解脱出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果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士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象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和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 (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我从八岁起就讨厌孔夫子。”但实际情况是，他把五经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处引用孔孟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最后十年里，报上常常发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贵宾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中国线装古书。中国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现在他后来发展的复杂的个人哲学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古为今用”。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中国最好的教学机构之一――的课堂笔记，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张改变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毛在这段引语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 (989――1052)的一句话：“三思而行”。

　　这些准则将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杰出的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

　　他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他阅读了两千四百年以前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之所作的评注。这两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称，正如后来毛泽东和朱德被称为朱――毛一样。

　　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他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探索的坚实基础。他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批判腐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呼吁中国朝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制度发展。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他的父亲却要他专心学习算术和记帐，认为哲学探索毫无用处。

　　他的母亲对他早年有很大的影响。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对她爱戴。她是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乐意帮助他人，有时把米饭给挨饿的农民吃――但她这样做总是避开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虚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影响下，毛也信佛。母亲生病时，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岁时，他还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庙去拜佛――衡山是中国古代五座圣山之一。象所有的拜佛者一样，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时，毛还写了一篇悼词。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迹。李锐是一位学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后来被毛放逐，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认为佛教使毛相信，社会变革必须先破后立。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和父亲争吵一番以后，才争取得升学的机会。他父亲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为一家粮商干活，为以后一起经营不断兴旺的毛家家业作准备。此时，毛家已是个殷实人家，他与两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间，父母占用厢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厨房及一间宽敞的起居室。房子还有个侧厢，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邹的亲戚居住着。现在任何一位参观者都能看出，这决不是贫苦农民的茅舍。屋外有一个很好的鱼塘，可以养鱼，养鹅和鸭，还有宽敞的粮仓。附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获胜。一九一零年初，他进入东山高小，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和中国古典书籍。他从未掌握一门外语，但晚年还努力学习英语，想强记一些刺耳的音节。他表现了写作和演讲的巨大才能。学习中他交了两个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再次开阔起来。肖三借绘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鸿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许多年以后，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说美国的，这篇文章叙述美国革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家’。”他曾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象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如果说，那些年里他已开始考虑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此时．毛泽东又知道了中国改良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及一九零零年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后，改良运动风起云涌。这两位改良运动的领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的影响已在下降了。湖南农村对外界的消息不很灵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死去两年之后，毛泽东才听说。

　　但是他前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经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来到长沙，恰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剪了长辫子，这是象征反抗旧制度的行为。他投身于动乱之中，写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头脑里的混乱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有点象(美国)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乔治・麦戈文分别当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政府。接着，他借了一双胶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参加革命。在他启程之前，革命已发展到长沙，他便报名参加了新革命军(但这并不是太革命的军队)。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 (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 )，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　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鸿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象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大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 (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 )、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叙衡、陈昌、罗学瓒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佛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宇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象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熙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

　　但是，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阅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时“共产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他的任何笔记本中。他的朋友、老师或熟人后来也都回想不起他当时知道或听说过《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

　　但他已处于脱胎换骨的边缘。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到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强烈吸引。

　　毛泽东此时才二十五、六岁――和池四十岁坐担架长征时一样――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透的人。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辩证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于有头脑的中国青年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把俄国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象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象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在长征的头三场战斗中，红军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胜利地穿过了蒋介石为阻止他们突围而设置的三道防线。但是，五十年后，正像中国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所说，长征所遇到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长征面临的是同时进行的三种战斗――与蒋介石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还有最关键的是，在共产党内部领导人与领导人、一种方针政策与另一种方针政策之间的斗争。

　　决定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秦将军沉思地说，“即使到今天，许多事情也还是搞不清楚。”

　　在长征途中，高山悬崖、冰雪雨雾、湍急的河流、莫测的风暴、灼热的沙漠、无底的沼泽、饥饿的威胁、无休止的行军，都使战士们随时面临着比蒋介石的枪弹更大的危险。而在这一“狂飚运动”的背后，一场关于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殊死斗争正在最高领导层进行着。

　　红军的指挥员都是些精明能干和久经锻炼的人。他们参加过多年的游击战争，共同经历过多次战斗。他们熟悉自己的国土，熟悉人民。他们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林彪的一军团在突击和伏击方面是超群的：而在正面作战和短兵相接方面，彭德怀和他的三军团最为擅长。他们学会运用策略和计谋战胜优势的敌人。他们行军神速，当敌人以为他们距离很远时，却又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他们行装轻便．不怕艰苦，到处都能生存。他们很年轻，都是壮实的农民出身。他们体格健壮，不怕劳累，能像山羊一样地翻山越岭，可以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一天只睡几个钟头――或者根本不睡觉――又投入战斗。而且打则必胜。

　　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但是一九三四年春夏突击扩军时招来的新兵就不同了。他们仓促应征入伍，军事上、思想上都准备不足，又没人告诉他们要到哪里去，或者去干什么。也许，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自己也心中无数。

　　不论原因如何。付出的代价可不小。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人从―开始就陆续落伍。有些士兵是掉了队．更多的是拔开双腿开　了小差，就象传说中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前夕从俄国军队溜回家的农民士兵一样。这些人趁走得不太远。还不至于找不到回家的路时，索性就往回溜了。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轻重机枪。有三十八门追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六百四十发子弹，二干五百二十三发迫击炮弹和七万六干五百二十六校手榴弹。

　　这是一支强大的部队，但它的对手却是比它还强大许多倍的军队。据红军指挥员们估计，蒋介石纠集了大约一百个团三十万到四十万人来对付他们。总参谋长刘伯承估计敌人总数为四十万。八军团的莫文骅说，“粗算一下”，人数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红军青年团领导人，他估计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达三十万。

　　蒋介石了解到红军活动的动向和规模后，当即组织部队去遏制红军。十月三十日，他命令两位可靠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和周浑元带领四个师，配合广东的一支南路纵队和湖南军阀何健率领的一支西路纵队，去攻打红军。

　　两周之后，蒋改变了主意。他封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并提出让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诱惑并消灭红军于湘江。湘江由南向北，流经广西进入湖南。这几位将军共有十五个师约七十个团的人马。蒋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三十多个团)协助把红军拦截在湘江前的全州、兴安和灌阳三个城镇，长约八十英里、宽三十英里的三角地带。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踏上征途的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它不得不勇往直前跨过湘江。过了江就必须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湘西的贺龙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红军的路线，这就是两个月以前六军团经这里同贺龙会合的路线。

　　五十年后，一九八四年时曲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当年是六军团的一名二十岁的农民战士。他回忆说，六军团绕道去道县，然后一直向西走，在兴安附近过江。他记得当时“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说：“经过一些战斗，我们占领了一个山头，越过这座山，到达江边。江上有一座浮桥。我们从桥上通过，到黄昏时刻过了江。我记得当时士气很高。”

　　是否有人暗地里对广东和广西军阀打了招呼？ 没有可靠的证据，可是六军团的行动没有引起广西方面的丝毫反应。就好象有人向他们说过，“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道路”(也许有人说过这些话)。

　　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处于强烈反共的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尽管白崇禧极其仇恨共产党，但他也害怕蒋介石，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保存自己。他不愿意上当受骗，不让蒋介石借机削弱和搞垮他。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秘密“安排”，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湘江，翻越前方湘桂交界的五岭禁区？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探索。

　　没有人提起过周恩来同广东独裁者陈济棠之间有什么秘密交易这样的具体事情，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存在一项谅解。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至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何键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起全面负责蒋介石中央军的指挥大权。国民党的主要将领薛岳沿共产党军队的右翼或北翼移动，与往西行进的共军平行，并从北面拦截他们。周浑元则在共军的后面不断骚扰他们。

　　红军以其通常的队形向湘江挺进。林彪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几乎是直线前进。九军团正好在行动缓慢的中央纵队前面。中央纵队现在已减轻了一点负担。不少挑夫开工小差，把包括戏装和道具等在内的重担都甩掉了。

　　八军团里集中了许多夏季入伍的新兵。这个军团在军委和中央纵队的左翼行进。博古、李德、周恩来、末德、洛甫和毛泽东等多敌军事领导人都在这个纵队里。

　　跟在这个指挥部后面的是拖泥带水的挑夫，他们中有些是受纪律处分被分配来的红军战士，包括一些降职的军官，可能有一些是被关押的军人。

　　忠实可靠的五军团殿后，他们是后卫，用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将军的话说，后卫的职责是挡住国民党的“看家狗”，这些走狗不断对行动迟缓的辎重大队进行袭扰。

　　伍回忆说：“敌人在紧逼、包抄，堵截和骚扰。”

　　蒋军有三四个师在与红军赛跑，争夺“走廊”北端湘江岸边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当红军侦察兵接近城墙时，发现国民党(何键的军队)已占领了这座城市。

　　这就引起了红军指挥部的一场争沦：应当攻打全州，还是向南转移另找地点渡江？

　　红军正向湘江的这块铁三角地区集中，他们还不知道这里已被蒋介石固定为屠杀他们的地方。此处南起桂林以北。桂林境内遍布圆锥形的石山和云雾，是中国画家所喜爱的名胜之地，是大自然爱好者和诗人的仙境。

　　这里景色的特点是藓石成林，障眼的巨岩直插云霄，指向天际。湘江流域―向是广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由石灰岩构成的地质，经风雨侵蚀，已形成一条条深水的江河和奇妙的山峦。

　　兴安以南的灵川，是红军走廊的南分界线。从桂林到灵川，湘江沿岸百山林立，有如徘徊的鬼魂。接着，再往前走，江岸又变换成坚硬的花岗石山峰。圆锥形的丘陵消失了，不时地又突然进入壮观的花岗石山峦的画面之中，就象一群游荡的幽灵在寻找一块可供休息的场所。

　　这里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此处有一条运河叫灵渠，据说是公元前二百年，中国历史上第―个皇帝修建的，为的是把湘江和漓江连在一起，这样就出色地造就了一条从长江流域的上海到珠江流域的广州绵延而下的内陆河道。一九八四年，这里仍然运输繁忙。

　　在这个新月形的三角地带，正在酝酿着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五十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尽管红军先头部队未能抢先到达全州，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全州以南跨过了湘江。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队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也都过了江。恰在那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先遣部队没有遇到多少阻力便并肩渡过了湘江。在他们之后，九军团继一军团，八军团继三军团先后过江，中央纵队跟随在他们中间行动。界首和脚山铺是两大渡口。江水很浅，大部分人索性趟水过了江。

　　本来红军在两三天内就可以全部过江，而且不会有多大损失。但是，行动迟缓的庞大的辎重队伍和那些未经训练的蹩脚新兵改变了这个形势。

　　当时林彪的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的年轻政委扬成武可以作证，长征在开始的几个阶段，一切都很顺利。杨成武在长征开始时还是个小伙子，他十七岁离开福建省农民老家参加红军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打游击。红军成为他的学校、他的事业和他的生命。

　　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黑黑的头发夹杂着几丝银发，身着深蓝色的制服衣裤，回忆起往事来确切而了如指掌。他说话流利自如，圆圆的脸有点象已故的毛主席。他一开始就说，“长征开始时我二十岁，结束时我二十一岁。对我来说，长征经历了整整一年零两天。”

　　四团打第一场大仗是在湘江。在潇水西岸的道县县城以东约五十英里处有一个祠堂坪的小镇。杨成武的团在那里停留时，接到了紧急通知，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赶在国民党军之前夺取道县和渡口。道县控制着山口，是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必须在第二天早晨拿下来。

　　他回忆说：“时间非常紧迫，在我们下达命令的同时，队伍就出发了。”途中他们遇到一批农民。农民说在道县潇水上有座浮桥，那桥是用铁链子把一些渔船串在一起而建成的。如果浮桥被拉到对岸，四团可以派人涉水过江把它拖回来。

　　队伍距道县五英里时，天空出现三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迅速隐蔽起来，没有被飞机发现。黄昏时刻，他们到达道县城郊。一道高高的城墙和很深的护水壕护卫着这座城镇。午夜，一排士兵岛水过江，夺取了船只。拂晓，先头部队进城占领了天主教堂。

　　杨成武政委走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听到两位老人在谈话。留胡子的老人问没有胡子的同伴：“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 ？”另一个人神秘地答道：“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

　　杨成武继续往前走，到了镇上的一座城隍庙。红军宣传队员们正在为召开群众大会作准备。会上将有讲演，还要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和衣物分发给穷人。他说，老百姓帮助了红军，没有他们，这座城镇是拿不下来的。

　　第二天拂晓前，杨成武和他的突击团飞速向湘江挺进。他们毫不费力地过了江。

　　但是，现在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杨成武等许多人都说渡江容易，伤亡不大。

　　但是，对于那些慢吞吞的人来说，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场浴血混战。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目睹的这场战斗是这样的：八军切经过道县前往湘江，他们比行动迅速的突击队晚了二十四小时。莫文骅看到形势急剧变化。敌人正在步步逼近，国民党飞机在轰炸，而且撤下了大量传单，宣称：“共匪们！听着！司令部命令我们等候你们。我们正等着呢！赶快！我们已经为你们撒下了一个小小的天罗地网。请你们赶快！请你们赶快！”

　　莫文骅一听就知道，这意味着又一场苦战。八军团奉命从道县强行军赶到湘江。他们不能停留，只能强行通过。离湘江约七十英里，一支国民党纵队在他们北面只有八英里，正与他们争时间赛速度。国民党猛烈的炮火象浇下的“一场弹雨”；但八军团仍在继续挺进。

　　夜幕刚一降临，八军团就进入山区，在闻名的桂林山水中的一块绿州――水街镇停了下来。黎明前部队又开拔。莫文骅说：“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欣赏这些名胜风光了。”

　　八军团跟在二军团后面步履维艰地前进，在他们之后是处境日益困难的第三十四师。先头部队正在突破国民党的最后―群碉堡。这些碉堡都是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用钢筋水泥构筑的，机枪火力也打不透。而红军的碉堡则是用木头构筑，用泥土加固，几乎什么也抵挡不了，连一场大雨也挡不住。但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的周围有壕沟和一排排错落的尖头竹扦，这些竹扦非常锋利，可以刺透穿着破鞋的士兵的脚掌。(北越对付美国士兵也用过同样的武器。)

　　为了干掉一个碉堡，红军战士不得不悄悄地爬上墙，从炮眼中把手榴弹投进去。红军的任务就是摧毁这些工事，然后渡过湘江。江水本身并不是很大的障碍。江上有几处地方可以涉水过去，江面大约三百英尺宽，而水深却不超过腰部。江水冰冷，流速湍急。但果敢的战士们还是可以趟水过去的。

　　当八军团向前挺进时，可以听到背后三十四师与敌人交火的枪声。三十四师正在守卫水街。前面也传来了主力部队渡江时战斗的枪声。几小时之后，八军团又听到水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三十四师的战斗声音了。这个师在这场战斗中被消灭，只剩下师长及几个散兵。

　　经过激战摆脱敌人以后，八军团有一段时间是在没有任何干扰、周围突然静得有些可怕的山野里推进的，但是走不多久，这暂时的寂静被嗒嗒的机枪声打破了。和莫文骅一起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位指挥员应声倒地身亡，他是被第一排子弹射中的。而刚刚过去的九军团并没有遇到敌人的袭击。显然，广西军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他们埋伏在路旁的小山密林中，向红军突然开火。当时是下午三点钟。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出现在八军团的上空，距地面不到一千英尺，用机枪向下扫射，但战士们没有止步，队伍继续前进。敌机飞得很低，战士们可以看到飞机底下卸空的炸弹架。直到黄昏时刻，敌人才中止了进攻。精疲力尽的红军指战员们跌跌撞撞，边行军边打磕睡。天将破晓时，江岸上出现了依稀的亮光，看上去那是在堤坝上露宿的红军后卫部队。但莫文骅没有看到哨兵或岗哨，也没听到喝问口令的声音。这是红军用的计谋，是由几名侦察兵组成的有名无实的小分队，燃起簧火是为了诱使敌人相信，那里有一支大部队正保卫着渡口。这时莫文骅听到马嘶声，原来是他自己的战马。他的勤务兵已提前到达在那儿等待他的到来。

　　太阳升起了。莫文骅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书籍和文件――军事手册、地图、兵法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馆全部在这里了。书页被撕得稀碎，书面沾满了污泥。莫文骅回忆说：“我们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军事文献，都被扔到了一边。”

　　如果莫文骅留神观察，他也许还会发现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在湘江岸边为减轻装备而扔掉的剧本。总之，一切都扔掉了。从那以后，红军演出的话剧都是新编的。李伯钊是位矮小的妇女，过湘江有困难，因为个子不高，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无法趟水过江。刘伯承看到了，急忙让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了江。

　　由于敌情严重，指战员们不吃饭，不睡觉，又继续连夜赶路。上午八点，飞机又出现了。国民党已把他们的指挥基地往前移到衡阳，离这里只有一百英里，使共产党处于不断挨打的态势。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继续前进。除了前进，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部队停下来，就无法及时过江，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不是现在被杀死，就是以后被杀死，所以他们只有一往直前。莫文骅评论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顾不得自己，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我们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部队依然前进。然而，当他们到达湘江时，已无法过江了。他们处境险恶，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生死存亡的战斗。

　　在以后的年代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这两天，认为那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可是后续部队再渡江已经没有时间了。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伤病员、妇女、还有辎重队伍都还没有过江。

　　白崇禧的及时撤退本来已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不仅何键派了四个师来攻打红军的北翼；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竟也卷进了这场厮杀，为的是向蒋介石证明，他还是忠于职守的。

　　这时红军处于典型的军事危机之中――队伍被分割在湘江两岸。何键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起进攻，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三天的激烈战斗。

　　杨成武的四团和五团接到命令向北进军，保卫中央纵队，使其免受刘建绪指挥的湘军的攻击。国民党嫡系部队沿着湘黔公路向南进攻。杨成武在公路的两侧各部署了一个营。在战斗最激烈时，他右膝受伤。几位战士为了救他也受了伤。最后，他终于爬过了公路，他的警卫员小白把他背到隐蔽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担架，又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小白威胁要开枪打死抬担架的人，才把杨成武转移到安全地带。十天之后，他又回到部队。

　　在红军中，聂荣臻是最有才能、最可靠和责任心最强的指挥员。一九三四年，三十五岁的聂荣臻已经算是一个“老人”了。这位红军高级将领出身于重庆附近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一九二零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小组。他在比利时 (应为法国――译者注) 施奈德尔军工厂做工，同毛泽东的好友李富春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聂荣臻曾在莫斯科的红军学校学习过，后来在广东黄埔军校做过政治工作。他是一个遇事不慌的人。他随一军团来到湘江，在先头部队到达西岸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也过了湘江。他接到的命令是让他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直到两个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

　　十一月三十日，战斗整天都在激烈地进行。一军团全部投入了战斗，并且逐渐被压到了第二道防线。

　　那天夜间，聂荣臻无法入睡。他心潮澎湃，想到红军主力面临的危险。他和林彪以及其他指挥员花了几个小时来分析形势。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前，他们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

　　朱(德)主席：

　　“……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

　　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

　　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十二月一日凌晨三时半收到了复电。电报是以最高军事机关的名义发来的。明确指示：一军团必须坚守阵地。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

　　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

　　、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

　　入到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

　　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一军团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在一军团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军团指挥部多年来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指挥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说：敌人上来了。

　　聂荣臻不相信，认为一定是警卫员搞错了。他连忙出去看了一下。警卫员没有错。一支国民党部队端着刺刀正向山坡上爬来。聂荣臻命令收起电台赶紧离开。他一面组织指挥部一部分工作人员抗击国民党小分队的进攻，一面命令刘辉山 (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团团长 )将敌军进攻的事告诉山下的刘亚楼(后来为空军司令员)。当刘辉山往山下跑的时候，他的草鞋叭哒、叭哒地拍打着快掉下来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鞋底，但没有伤着他的脚。五十年后聂荣臻还记得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军团不仅要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而且还要掩护新成立的几个军团，特别是八军团和九军团。聂荣臻说：“我们既要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又要掩护他们。”

　　这是长征突围中很多部队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八军团指挥部在湘江东岸被阻时，它不得不担负起原来分配给第三十四师的后卫任务。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回忆说，三十四师“走了另外一条路”。事实上，他们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灭。八军团先头部队不得不在湘江岸边接应所有其他部队过江。然后，才眺进齐腰深的冰水里过了江。八军团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十二月一日下午，八军团的一位指挥员向聂荣臻请求紧急援救八军团一部分被敌人阻隔在江东的部队。聂荣臻不得不告诉他，此刻已毫无办法。因为夜幕已降临。

　　十二月二日，聂荣臻获悉，被阻滞在江东的有彭绍辉和肖华政委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一军团指挥部派了一支救援部队把他们接过江来，

　　聂荣臻的结论是：．“我们行动太慢，敌人来得太快。”少共国际师、三十四师、三军团的十八团，还有八军团的几支重要部队都被打垮了。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如长征开始时，第一师第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只有一千四百人了。

　　湘江这一仗，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打了一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刘伯承写道：“虽然(红军)最终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秦将军说：“部队在每道防线损失的准确数字尚不清楚。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红军到达遵义时(大约一个月后)所余兵力只有三万来人。”

　　肖华将军是当年在湘江覆灭的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一九八四年时六十八岁，是一个矮胖而活跃的人。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有点像蒋介石，这一点不大讨人喜欢。虽然他穿着一套讲究的制服，但却带着歉意说，“我没有穿军装”，因为他最感到舒适的服装就是军装。

　　少共国际师奉命同彭德怀的三军团一起担任后卫，它的一万名年轻的士兵损失大半。最后，幸存者被编进担任前卫的四团。

　　据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的记述表明，许多装备包括 X光机和用来给陈毅的伤处拍照的感光胶片，都被扔进了湘江，剩下的较重的枪炮也多半扔掉了。比较沉重的电台设备和发电机可能也在过湘江时扔掉了。辎重队伍大大减轻了负荷，挑夫的数量减少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作了对比，他的三军团与广西军队交火时“战斗艰苦”，“困难重重”；“右翼”的一军团与湘军作战时则“情况比较顺利”。各种记述有许多矛盾。中国专家们认为，一军团和三军切分别位于左翼和右翼。事实上，在渡口，红军部队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原有的正规行军序列都搞乱了。

　　湘江一战究竟损失了多少部队，又有多少人脱离了红军，中国现代的党史专家们众说纷坛，谁也提不出准确的数字。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这样的估计似乎比较恰当。

　　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据伍修权估计，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了五万兵员。

　　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省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后备兵”――所谓“后备兵”，他指的是那些挑夫。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挑东西的任务了，曾经打算把他们也编人红军。李德说，八军团的二十一和二十三师，九军团的二十二师都被消灭了。据他说，由老兵组成的师损失不大。

　　湘江战斗之后，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削弱了。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然而李德没有轻易放弃他的特权。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而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仍和他在一起？

　　李德气愤地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在房间里，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毛泽东也在场。当李德大发雷霆时，毛泽东走向前去，把周子昆从房间带了出去，他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很少谈到湘江战斗。他暗示，尽管红军受到损失，但它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他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他不承认，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对长征的一切组织和作战计划都拥有否决权。

　　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不久后就有人说，三十四师被消灭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