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国际机场。涂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志的喷气客机呼啸着在机场降落。这是六月二日下午黄昏时分。机场的灯火与客机的标志灯相映成趣。一个外交官模样的巴基斯坦信使跟乘客一块下了飞机。信使携着外交邮袋出示了免检证件，先走出了候机大厅。一位巴基斯坦驻美人员迎着信使，两人从大厅走到门外，上了插有巴基斯坦国旗的小车。车子沿着波托马克河岸飞驰，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华盛顿纪念塔高耸入云。车子驰向巴基斯坦驻美使馆。

　　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已经在两天前从使馆接到的，电讯中简略地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阿迦・希拉里出身于巴基斯坦的名门望族，长期担任公职，很能干。正巧，希拉里的一个兄弟这时也担任着驻中国大使。希拉里本人与基辛格很好还另有一层原因，希拉里的妹妹在五十年代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她对于女权的主张曾经给基辛格很深的印象。希拉里是一个精细的、思虑周到的人，觉得两天前收到的简单的信息十分鼓舞人心，也马上转述给基辛格了。基辛格十分兴奋，盼望着还在路途上的信使赶快到达。

　　那两天，基辛格哪儿也不敢去，回绝了好几次十分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的邀请。

　　希拉里一接到周恩来的答复信，急忙地驾车赶去白宫。

　　这是用打字机打了两页的信。同样是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基辛格从希拉里手中接过这两页纸的时候，紧张得手都有点儿发颤。他也无形中受了尼克松情绪的感染，担心中国人在关键的时候后退。他急急地先扫了一眼――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他送走了希拉里，赶忙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厅里灯火辉煌，杯盏声夹杂着欢声笑语。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基辛格告诉站在国宴厅外的随从武官，务必请总统尽快出来见他。基辛格兴奋而焦急地在厅廊里来回踱着。

　　大约九点半钟，总统出来了。基辛格忍不住告诉总统：“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总统将基辛格领到林肯厅，接过那两页打字的信件，读了起来。尼克松也禁不住眉笑眼开。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呵呵地说：

　　“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兴奋地畅谈起来，谈到了两人辛苦多时共同起草的基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谈到了在会谈中如何灵活处理，以免陷于被动，谈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种不同的公报草案。

　　两人谈兴正盛，零时已过，全无睡意。

　　尼克松站了起来，特别兴奋地说：“亨利，你等一会儿。虽说我们俩都有晚上不喝酒的习惯，今晚破例了。”

　　尼克松起身出厅门，沿着走廊走至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他在一个橱柜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名牌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他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大矮脚杯，高兴地走回林肯厅。

　　在总统去拿酒的时候，基辛格独自在林肯厅里想起尼克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的话：许多领导人最难接受的事情，就是授权别人替自己办事。基辛格这时觉得总统提出过免掉派特使先行的这个环节，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夹杂了个人的杂念也无可厚非。总统最后还是同意由他去打前站，充分表现了总统的理智与难能可贵。

　　尼克松回来了，斟了两杯白兰地，兴冲冲举起杯对基辛格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的成功，是为了祝贺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说：“我们把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基辛格刹那间又感到沉重：“现代比马可・波罗时代强多了。隔洲隔洋可以直接通话。可是，我去到中国却不能向您请示。您不怕我在北京将阿拉斯加卖了？！”

　　尼克松淡然一笑：“到那几天，我会睡不着的。要是完成使命，就用一个电码单词Eureka从北京给我发报。”

　　“Eureka，”基辛格重复了一遍，“发现。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我能发现什么？”

　　“和平？”尼克松回答，“亨利，再干一杯。为这次重大的秘密行动。”

　　两人碰了杯。一向孤僻寡言的尼克松，这晚话特别多：“你看……”

　　尼克松桌上摆着研究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生活》杂志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发表的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尼克松指着照片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

　　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松慨叹：“我们真是太粗疏！人家毛泽东早在去年就讲了，我‘作为总统去也行，作为旅游者去也行’……博士，他为什么又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呐？”

　　基辛格托着腮陷入沉思。夜更深了。四周静寂无声，听得见两人的呼吸声。

　　尼克松纳闷地问：“如果谈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很快就思路大开，脸上喜悦的表情好象小孩考了一个满分：“我悟出来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

　　尼克松兴趣盎然：“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认为世界不再是两极，将要变成三极了。”

　　“毛泽东有句诗，叫‘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基辛格又分析起来，“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白宫的夜景特别迷人。明亮的灯光沐浴着这座朴素而壮丽的欧洲乡村别墅式建筑，更显得洁白如玉。白宫的主人为即将会见大洋彼岸那个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的领袖而兴奋不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这天，温斯顿・洛德在家里收拾行装。他的中国血统的妻子贝蒂(她的中国名字叫包柏漪)在一旁帮忙。就在这天晚上，洛德就要作为基辛格的主要助手跟随基辛格开始那酝酿已久的秘密访华之行。他这个时刻，真是既兴奋，又苦恼；兴奋的是这次神秘的旅行事关重大，而且富于冒险的色彩，就象它的代号“波罗行动”一样，使人联想起数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探险行动。苦恼的是，他要去的是贝蒂的祖国，要是能告诉贝蒂，她会多么高兴呵，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了规定，使他不能违反规定告诉妻子。洛德十分爱他的妻子，好几次都几乎将秘密告诉她。只是严格的纪律使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洛德和贝蒂的结合，用得着中国语言中“缘份”这个词。那是一九六O年，洛德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到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的弗莱彻法律及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班上就有这个富于魅力的中国姑娘。一次，洛德的在联合国工作的母亲邀请这个班的学生去纽约参观联合国大厦，晚上还在家里招待大家吃晚饭。洛德的父亲是美国纺织业的巨子，也为这个中国姑娘的魅力所吸引。后来，他鼓励洛德：“温斯顿，你怎么不和这位姑娘约会呀？”这样，俩人就开始来往了。一九六三年，在台湾驻美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在他俩准备结婚时，洛德曾经受到警告：如果他与这位中国血统的姑娘结合，他将不能再接触有关中国的事务。在两种选择面前，爱神占了上风。后来，基辛格到白宫出任尼克松的顾问看中了洛德，禁锢才被解除。

　　昨天晚上，洛德和贝蒂一块在客厅看电视。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出的一项简短的公告：

　　“……尼克松总统即将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七月一日至五日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博士一行将到巴黎去和美国驻法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去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去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与官员会谈……”

　　洛德听了齐格勒按计划对即将进行的访华秘密之行作了这番轻描淡写的掩饰说明，不由讪然一笑。

　　敏感的贝蒂早已注意到丈夫最近行动有些异常，还诧异他近来常向她打听中国的知识。贝蒂瞄了丈夫一眼，有意识地说：“温斯顿，我觉得你们这趟旅行，并不象刚才齐格勒描绘的那么平淡。”

　　“是么？”洛德装着若无其事，嘴角泛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神秘的笑。

　　今天晚上他要启程了。贝蒂帮他收拾行装。洛德的确内心泛起一股异常的波澜，望着贝蒂，欲言又止，想说不说。

　　贝蒂问：“我凭直觉，女人的直觉，觉得你们好象要去干什么大事。”

　　“你真的感觉到了么？”

　　“能告诉我么？亲爱的。”

　　“遗憾的是，不能。”洛德深情而抱歉地望了望妻子，摇了摇头，“这事要是成功，你将会特别高兴。也许你很快就会明白，这将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祝你们走运！”她不再迫问，抱吻了他。

　　洛德提着皮包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放下皮包，走到窗边，意味深长而又充满感情地推开窗子。他说：“贝蒂，你看。PeepingJack(偷看的小伙子)。”

　　贝蒂一望窗外，只有楼房、绿树、蓝天。根本没人偷看。她急了：“他在哪儿？”

　　洛德又抱吻了她一次，提起皮包出门而去。

　　贝蒂凝视着窗外，好一会儿，才领悟了：

　　“Peeping，北平……我的天，他们是去北京！”

　　她自知失口说出了国家机密，赶忙用手掩住口。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发出亮光。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长而歪斜的光下领，长而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门。不少子弹射穿他的胸膛，不少刺刀戳穿他的躯体。不少文艺节目中，尼克松是高鼻子被描白了的丑角，戴着写有USA的高礼帽，在怒不可遏的工农兵演员的声讨声中，手脚发颤，满地打滚。那个时候，大凡跟美国有关系的人(这个关系包括有亲戚在美国、自己在美国留过学、或者在美国逗留过、与美国人有通信往来、甚至英语说得好)都被视为“特嫌”(即特务嫌疑)而受到敌视与审查。还有的人因为好。奇心强或是求知欲旺而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就被当作“收听敌台广播”论罪，轻的监督劳动或是下放改造，重的关进监狱，判以徒刑。

　　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必须统一在一种规范化的标准里。那就是，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们死到临头了，就要拼命挣扎，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敌。不允许有除此之外的别的认识。如果有，那就是阶级敌人炮制出来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

　　那个时候，如果有某个智商高的人预测未来，说中国要和美国友好，说要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那么，此人肯定会被当作“疯狂的阶级敌人”来打倒，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但是，这些话只有由毛泽东来说，才另当别论。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最信赖的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坚定性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他说的就是真理，就是不理解也要执行。所谓不理解就是因为你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领袖的思想。

　　毛泽东几十年的经历无愧地证明他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尼克松几十年的经历同样无愧地证明他是最反共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历史的发展使这两个处于所谓最革命的极端与最反动的极端的人物要作友好的会晤。

　　为使这个转变不致于过于突然，而使中国广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来首先通过乒乓外交而先下了一场毛毛雨。尽管《人民日报》以精心安排的极有限的篇幅、极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美国乒乓选手的活动，广大中国人以吃惊的眼光在注视着，它激起的心理波澜很快就使人们适应了、接受了――中美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相处的。对于尼克松来访的吹风与转弯子，就要艰难得多。尼克松到底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呵。好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调的个人崇拜也有它的好处，只要说清楚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与战略决策，亿万人民是会在执行中理解它的。毛泽东说的就是真理。

　　为接待尼克松与基辛格访华而成立的工作小组，在毛泽东批准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成立起来了。

　　尼克松是总统，来北京当然得住国宾馆钓鱼台。尼克松总统当然是下榻于钓鱼台最高级的十八号楼，平时接待国家元首的楼。工作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也住进了钓鱼台四号楼。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等。工作小组的纪律很严，不准记录，不准泄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论。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前，住进了钓鱼台也不准回家。对于会谈中将涉及的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工作小组的同志们都作了讨论、搜集了资料、准备了多种方案。

　　周恩来经常亲自参加一些具体的讨论，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相接待工作，制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元一失的方针。

　　十分有戏剧性的是钓鱼台也是当时“中央文革”的大本营，江青住在十一楼，张春桥、姚文元住在十六楼。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就在基辛格晚上就要启程去秘密访问北京的时候，他正为即将来临的行动不安地憧憬着。尽管他充满着信心，又觉得心中无底。也不知是鬼使神差、上帝的安排，还是命中注定要使他的行动充满戏剧性，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先生来到白宫，要求与基辛格会晤。

　　事后，基辛格将他与沈剑虹的这次会晤，当作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具有绅士风度、外表精明干练的沈剑虹走进办公室与他握手时，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光。他很快就恢复常态装作乐哈哈地与沈剑虹说起话来。

　　“你好。博士先生，听说你晚上就要出发去访问亚洲。”沈剑虹明明知道齐格勒宣布基辛格要访问的是“东南亚”，而有意识在说话中扩大为“亚洲”，包含了他没有表示访问台湾而使沈剑虹遗憾。

　　“是呵，我是奉总统之命到东南亚去了解情况的。”敏感的基辛格听出对方用词的微妙含义，而特意重复谎言作解释，表情有点不自然。

　　“今年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形势更为严峻，我觉得我们两国更应该协调行动。”沈剑虹说。

　　“当然，当然。”基辛格意识到自己在敷衍对方，煞是痛苦，“要密切合作，保持一致。”

　　“但是，有消息说，贵国国务院准备了接纳北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沈剑虹抓住要害，单刀直入，“蒋总统对此是深为关切，坚决反对的。”

　　“沈先生，这是严酷的现实呵，”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说，“连日本最近也表示要甩开我们，重新考虑在联大对中国的立场了。”

　　沈剑虹摇摇头：“可悲。甚是可悲。你们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身为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出使华盛顿快八年了，经历了从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三朝总统。从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外交态势，沈剑虹已经感觉到，美国要改变历史了。今年四月下旬，蒋介石派蒋经国“应邀”来美访问，虽然受到美国隆重的接待，可是，正巧刚刚发生了周恩来搞的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沈剑虹已经觉得，尼克松对蒋经国来访的接待，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一种“道别”的方式。

　　沈剑虹十分关注着，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接见了刚刚访问中国归来的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四月二十二日，蒋经国和基辛格举行单独密谈。事后沈细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信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与蒋经国正式会晤时，“尼克松很有礼貌的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

　　蒋经国访美，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倒是蒋经国在曼哈顿闹区的布拉萨酒店正门前遇刺引入注目。正当蒋经国从酒店门前的铺红地毯的台阶进入正门时，闻出两名“台独分子”，其中一个凶手举枪就射，被便衣警探擒住右腕，使子弹偏高射出，蒋经国方逃此大劫。蒋经国遇刺不遂的事件，反而变成紧跟着乒乓外交而哄动于世的热门新闻。这确实使沈剑虹闷闷不乐。

　　沈剑虹这次会晤基辛格，本意是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谈话并不如意，使他顿生感触，慨叹美国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基辛格听了责难，并不恼火，反而不无同情地说：“沈先生，尼克松总统对此亦深有同感，十分苦恼。”

　　沈剑虹焦急而略含温怒地说：“贵国要是抛出‘双重代表权’提案欢迎中共进来，岂不是等于给急于讨好中共的国家打开了闸门？！”

　　基辛格虽然对沈剑虹印象不坏，此时亦很难聚精会神地跟其详细讨论这件事，只得安抚地说：“沈先生的感情及贵国的境况，我深表理解。我想，改天我们还可以在联合国大会的程序性的问题上再想一点办法。”

　　沈剑虹只好心绪不佳地告辞了。

　　基辛格启程的这一天，他还和尼克松总统会晤了三次，最后一遍重新审查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尼克松沉浸在激动中，神色中也透露出遗憾；大约是遗憾这次未能自己亲自去北京。基辛格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现突破带来的喜悦与成功会使所有的人兴奋，更何况总统本人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尼克松最后一次浏览那代号叫“波罗”的厚厚一大册黑皮书，最后签了字，交给了基辛格。

　　一直到夜间，在林肯厅，尼克松和基辛格还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

　　基辛格还是再次把自己的担心向总统强调出来：“如果宣布在莫斯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那么与中国的对话就可能障碍重重；如果我们的对华外交过于活跃，又可能使我们的对苏政策受挫。”

　　尼克松说：“看来，苏联人对于原来暂定的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并不诚心，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的谈判和缓和的政策，用最高级会谈作诱饵来使我们作更多的让步。”

　　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半个月前他和多勃雷宁在戴维营谈话，给他的印象是多勃雷宁认为美方急于谈判，缺乏耐心，可以利用。基辛格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手里拿着什么牌。”

　　尼克松有点得意地说：“我才不忙于马上跟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不然的话，我们的对华政策很难有进展。”

　　基辛格也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莫斯科自己拖延时间倒替我们解决了难题。我曾经设想，如果我突然告诉他，一个月以后我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真不知道多勃雷宁会作什么反应。”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说：“亨利，不管莫斯科怎么反应，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要首先举行。这次希望都寄托在你这次出访了；我打算先飞去北京，然后再飞往莫斯科。”

　　基辛格望着灯光照着的尼克松那张下颏突出的脸，及那双因兴奋而转得比往常要快的眼睛；他心中还是对总统生出一些敬意。总统作出访问北京的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又没有同国会商量，一旦出了差错，将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总统还是十分果敢地独自作出了这些决定。基辛格问：

　　“决要起飞了，总统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尼克松提出：“我已经说过几次了，亨利，我还是想把你这次会谈地点改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基辛格当然领会总统言外之意，委婉地答：

　　“当然，首先出现在北京的美国代表，最好应该是总统本人。可是，中国人的回信是邀我们在北京谈。”

　　尼克松满脸不悦，又说：“那么，你必须说服中国人，在我访华之前，他们不要接待我们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听说，民主党有人也想要访华。”

　　基辛格说：“总统，我可以说服。但是我担心中国人不是随人左右的人。”

　　尼克松此时心情十分复杂，望了望窗外的草坪与灯火，说：“我又兴奋又迷悯，感到我俩象是沿着喜玛拉雅山的悬崖探索前行，随时都会粉身碎骨。”

　　“很难担保我这次秘密之行不会泄露。”基辛格也忧虑。

　　尼克松感着眉头问：“万一走漏消息怎么办？”

　　基辛格略作思索，说：“只好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我拟好了词‘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

　　“管用么？”尼克松问。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暴风雨，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基辛格说。

　　尼克松用显得沉重却很坚决的声音说：

　　“要创造历史，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亨利，我还是祝你一帆风顺。”

　　在晚上八点钟左右，基辛格一行乘飞机离开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