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饭的时候田家英告诉我：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毛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我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3月27日，我和田家英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成都到重庆。这是过去蒋介石专用的专列，样式和布置都已陈旧。参加会议的中南和华东的协作区长们另乘专列先行。毛主席的专列当晚抵达重庆。

　　3月29日，毛主席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随毛主席乘船的除了警卫人员（由王敬先同志率领）和服务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原来计划同毛主席一起到武昌开会的一些省委书记已乘客轮先行出发。我和田家英估计，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的服务员告诉我和田家英，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可惜他匆忙间没有记住。

　　“江峡轮”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冀。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上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详见拙作《五不怕及其他》）。

　　4月7日上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会上，我先介绍了起草这个纲要的想法，希望各省委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九个省、市（上海）委书记都提了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

　　1，对毛主席和中央的意图，人民日报得风气之先，希望能及时告诉各省报和省委，同时在报纸上用评论的形式加以宣传。过去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反右斗争时做得比较好。

　　2，人民日报宣传大好形势的主流不够，而对支流则讲多了，特别是对一些群众有意见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如职工福利、房子、两地分句居等等）讲多了。

　　3，最近一个时期的宣传，希望在压缩空气时注意避免影响士气，避免泄气，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4，第七版的理论文章，希望能正确阐述中央同志提出的理论问题，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加以理论阐述，对争论的学术问题应适时反映并且要表明态度。

　　5，报纸的版面，希望能照顾全国各省，避免各省登报不平衡。

　　6，过去报纸对有些省工作中的问题，批评不够实事求是，至今仍有意见。

　　7，报社派驻各地记者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记者对问题看不准，抓不起，也写不清，希望能继承全国解放前的好传统，可以考虑由省委一位常委兼任记者站或新华分社的社长。希望能编印毛主席写的一些新闻、社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当天下午开会时，毛主席问柯庆施：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柯庆施只简单说，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吴冷西都记下了。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把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停留了几天。那时的湖滨别墅，同后来重建的东湖宾馆不同，是一栋石头建筑，并不很大，坐落在东湖岸边。毛主席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我和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问到，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我根据记忆，把上述意见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1955- 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曾为此作过决定）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毛主席说，对省委提的意见，要作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作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从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的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主席又讲了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加上一个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这里又一次流露了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想法。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主席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主席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后来新华社编印了毛主席写的新闻和评论的文集。）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在北戴河会上，也没有就此做出决定。看来这是因为形势变化太大太快所致。）

　　毛主席在谈话中又一次催我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并且要我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我在五六月间去河北、河南调查研究，虽走马看花，也很有收获。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