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用法与降用法正好相反，它是小词大用或轻词重用。例如，1947 年6月14 日《致朱德、刘少奇》的信中说：

　　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毛泽东书信选集》）

　　毛泽东把敌军进攻和搔扰说成是“游行”，而“游行”一词一般都带有和平性质的行为，毛泽东把它用在了战争的严重形势中、真是举重若轻，既表现了他对敌人的蔑视，也反映了他的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升用法。

　　又如，司徒雷登代表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系统”在中国担任大使的整个时期，正是马歇尔政策在中国彻底失败的时期，毛泽东讽刺说，在马歇尔看来，司徒雷登的错误，只是一个“缺点”。把大的错误仅仅说成是“缺点”，这也是轻词重用，当然讽刺意味就比较明显。

　　毛泽东运用升用法时，常常与比喻、仿化以及俗语等技法结合起来运用。例如，他在讲国际上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时，说过这样的话：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扯皮”，是比喻无穷无尽的矛盾斗争，但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的主义”，显然也是轻词重用，而“扯皮”一词，不仅是比喻，同时又是俗语（惯用语）。所以这段话实际上是升用法、比喻法和俗语的合用。

　　又如，毛泽东在谈国际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注意“两条”时说：“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而这“两条”实际上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和平”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战争”就是“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是两句俗语（谚语），也是比喻。战争与和平都是重大之事，君子、小人动口动手是一般人之间争论或打架之小事，毛泽东把这样本应用于生活小事的话语却用到了重大之事上，显然属于升用。因此，这段话也是升用法、比喻法和俗语合用。

　　像运用降用法一样，毛泽东也随时运用升用法。一次，他与日本外务大巨大平正芳谈话，说他正在学习日文，并想到日本留学。大平说：“那我们可怎么照料您好呢？”意思是请他不要去日本。毛泽东开玩笑说：“你不友好啊！”还有一次，也是接见太平正芳，他向大平正芳询问中日航空协定谈判情况：“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巨人印象记》，引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毛泽东讲的“不友好”，是指“不同意”的意思，是降用；“吵”、“大吵”指“争论”、“辩论”，这些都是用了升用法。这些话都显得格外活泼、生动。

　　毛泽东于1949 年8 月13 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

　　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本是一个贬义成语，它一般用于坏人肆无忌惮地做坏事，但在这里却具有了无所畏惧的褒义的性质，这就使“无法无天”原来的贬义色彩变有褒义色彩了。又如，毛泽东在1957 年10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做革命的促进派》）。其中的“复辟”一词，本来也是贬义词，但在这里却有了“及时地恢复”这样的褒义色彩。这也属于贬词褒用。

　　增色法是使原本是中性（或称“无色”）的词语添加或改换为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而易色法则是：用在某些语句中的词语，如果孤立地看，它们本来是具有此种感情色彩的词语，可是与它们所处的具体的语言环境联系起来看，又变成了具有彼种感情色彩的词语，就是说，某些词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改变了它们原来所具有的感情色彩。这种方法，也属于词语活用。

　　毛泽东运用易色法很灵活，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贬义词语当作褒义词语使用，一种是把褒义词语当作贬义词语使用。

　　请看《反对党八股》中的一则例子：

　　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种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

　　这里的两个“创作”在讲话中是“捏造”的意思。这是一种贬斥。但“创作”一词本身却是具有褒义的词，是“从无到有”或“推陈出新”的意思。这是褒词贬用。

　　毛泽东经常用这种方法讥刺反面人物或事物。例如，他把蒋介石为了假和谈而提出来的骗人的话，说成是“沁人心脾的名词”（《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说艾奇逊“如此诲人不倦地”散布一系列谬论（《别了，司徒雷登》），其中的“沁人心脾”在文中是“麻醉人心”之义，“诲人不倦”在文中是”喋喋不休地欺骗人”之义，而它们原来都是褒义词。这些都属于褒词贬用。

　　从上面的评述中看，贬词褒用能使语言产生正面的风越性；而褒词贬用则能产生反面风越性（即讽刺性）。所以，易色法也是使语言具有风趣性的有效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