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中收有北宋兵法学者苏洵《权书・项籍》一文，此文评述项羽用兵百战百胜，但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不能把战略重点放在咸阳以制天下，虽胜犹败，最终导致垓下之亡；并由此谈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认为诸葛亮把战略重点放在益州（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难以进取天下，是战略上的失策。毛泽东读此评点到，“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从评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赞同苏洵对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批评，而且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

　　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指出，自董卓专断朝政以来，豪强蜂起，争雄天下。曹操战胜袁绍，拥兵百万，挟天子以令诸侯，暂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人心归附，贤能之人尽心效力，可以联合为援，不可以为敌。剩下可以图谋的地方只有荆州、益州两地，将军可在此建立根据地，安抚夷戎，修明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可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向宛、洛进军，将军可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从隆中对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最初寻找立足点、建立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也对三国时期的战略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隆中对在战略策划上存有内在的缺陷也束缚了刘备集团的发展，造成蜀汉政权短命。以中国兵法理论分析，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思想失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兵法的思想境界。《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攻城掠地、拼得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尉缭子》还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因此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隆中对的主导思想是“先战而后求胜”，把刘备集团引导到豪强争战的漩涡之中，不得不进行无休止的争战，在争战中寻求胜利，这是隆中对在战略思想上的失策。

　　二是战略选择不利。中国兵法认为自然地理条件是战略上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占据有利的战略地域，充分利用地形地利条件才能保全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指出，“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强调战略指导者要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利用地形地利条件做出正确的决策，远途作战后续不接难以取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隆中对指导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三是战略措施不力。战争是以综合实力相竞技的事情，综合实力强的必定战胜综合实力弱的。“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因此，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为使弱势变为相对的强势，要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使敌人的兵力相对分散，我方兵力相对集中，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分散之敌。隆中对指出，天下有变则一路出秦川，一路走宛、洛，分路合击，并取天下。出秦川是走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老路，走宛城、洛阳是袭汉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的成算。历史上刘备在占据荆州之后又西取益州，荆州由关羽驻守；占据成都之后，诸葛亮又进军汉中。这即是毛泽东评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刘备得孔明，促使其避实击虚占据天下一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里有隆中对的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大势使然。可以看出，隆中对缺少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兵法思想的渊源，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策划，诸葛亮也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诚可谓隆中对有对无策，诸葛亮有孔无明。它较同时代郭嘉进言曹操的十胜论相差甚远。对于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当时的人就已经有所认识。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曾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毛泽东把刘备集团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隆中对身上，一语中的，道前人所未道，独步古今。我们批评诸葛亮在战略上的失误，并不是否定他在历史上的贡献，而是以此探讨治乱兴亡中的道理。诸葛亮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直接关系。诸葛亮读书不求甚解，未出茅庐即受到刘备的礼遇和器重，少年得志，独上高楼，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磨难，没有对中国兵法不同层面的思想融会贯通，把握精髓。他告诉刘备走上刘邦、刘秀的老路就能复兴汉室、取得天下，真乃千古笑谈。中国兵法思想层面多、意境深，不同层面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是矛盾的，但整体是一致的。只有在人生曲折磨难的砺进中日积月累，才能领悟到中国兵法思想的意境和精髓。毛泽东也正是在人生的磨难中重视中国兵法的。

　　　　　　

　　毛泽东把《资治通鉴》看作是一部大相砍书，一生不厌其读，从中探讨中国兵法的思想。《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刘备的谋臣法正，主持朝政，多次利用职权行个人恩怨，有人劝诸葛亮禀告刘备，限制法正的权力。诸葛亮从大局出发，指出法正像羽翼一样，辅助刘备翱翔，不能因其有过失就限制他行使职权。“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毛泽东读此评点到，“观人观大节，略小故。”认为观人要从大处着眼，全面看人，不能求全责备，以小故摒弃贤才。

　　观人是中国兵法的重要内容，正确观人是任人的前提。《六韬》指出，君主观人有“六守”：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认为富裕而能够循规蹈矩，不胡作非为就是仁；尊贵而能够遵守礼法，不骄傲放纵就是义；重任在肩而能够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就是忠；受托作事而能够公私分明，不隐瞒欺诈就是信；面对危险而能够大义凛然，不畏惧退缩就是勇；事繁多变而能够处置有序，应变无穷就是谋。“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守者，关隘、关键之谓也。六守者，观人之六点关键也；守者，守备、不失之谓也。六守者，仁义忠信勇谋，人具其一就不可弃也。“六守”的观人思想是中国兵法观人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国兵法观人思想中的精华，毛泽东也正是以此观点来看待法正的。

　　法正，字孝直，三国时期的智谋之士，《三国志》上称他“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最初他投奔刘璋，久不任用，被人“谤无行”，志意不得，只与益州别驾张松友善。后密结刘备，成功实施了刘备集团西取益州的战略意图，被刘备任为蜀都太守，辅佐刘备经治巴蜀。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进兵张鲁，平定汉中。汉中是益州的北部屏障，曹操占据汉中后没有乘胜攻打益州，而是留下夏侯渊驻守，自己仓促北还。法正判断曹操此次出兵汉中，不是不想进军巴蜀，也不是力量不及，而是忧患所迫不得不还。“此盖天以予我，时不可失也。”他劝刘备出兵汉中，占据这块战略地域。刘备善其策进军汉中，夏侯渊败死。曹操在西征乌丸时得到汉中战报，不无感慨的说，“我本来料定玄德不会有此举动，必为人所教也。”法正辅佐刘备西取巴蜀，北征汉中，为刘备建立帝业奠定了基础。刘备称帝后，发兵东征为关羽雪耻，群臣莫能劝阻，大败而归。时法正已死，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定能制止主上东征，即使不能劝止也不至于落得如此惨败。”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时评点的就是法正在蜀都太守任上的事。

　　法正量小失政，不足称道，但以一时一事观人更不可取。金无足赤，世无完人，十个手指不会一般齐。明智的领导者，常常见到人之所长，求其长而任人；昏庸的领导者，常常见到人之所短，责其短而弃士。善于观人的人，见到人之所长则知人之所短，见到人之所短则知人之所长。观人见短不见长是愚，任人避长不避短是蠢。任人之长者势益强，责短弃士者势益弱。倘若一个人在领导者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各个方面就像组成木桶的每一块木头，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巧伪圆滑的诺诺奴才；一个人在群众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十个手指一般齐，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好好先生。峭峭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木桶理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求全责备理论。苏询在《衡论》中曾说，“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其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

　　管仲曾说，吾尝鲍叔经商，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与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我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耻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观人观大节，选才贵适用。毛泽东也正是在一次“开除党籍”、两次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境况下，背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历史推举到党的领导核心的，从而才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征程。

　　　　　　

　　1959年 4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才识超群，足智多谋，长期追随左右，出谋划策，功绩卓著。曹操则倚为股肱，常常问计于他。郭嘉三十八岁时病殁。令曹操十分痛惜。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到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记载，郭嘉胸怀远量，匿迹修行，不与常人交往，所以当时并不知名，只是有见识的人赏识他。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感慨，说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

　　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智谋之士的人生境遇问题。智谋之士是不是多谋，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信赖；君主是不是善任，能不能礼贤下士、知人善用。这是中国兵法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兵法认为，国无智谋之士不强，君无智谋之士不立，事无智谋之士不成，兵无智谋之士不胜。“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然而君主对智谋之士的信赖、智谋之士对君主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智谋之士要多谋，谋划国家安危大计，预见事态发展大势，消除隐患于未发之际，匡正君主过失，解决疑难问题，辅主正确决策。君主要善任，以挚诚之心待智谋之士，隆礼重义，勿施以欺，勿施以诈，君无礼遇则智谋之士不至，君不挚诚则智谋之策不出，君主能否得到智谋之士、能否得到智谋之策全在于君主对治世大道的追求。周文王原是商王朝周部落的首领，周部落长期受商王朝的奴役欺凌，历尽艰险危难，后来按照姜太公的谋划才推翻了商王纣的统治；姜太公是一位具有高深谋略的人，长期不遇明主，以替人屠牛贩酒为生，年愈七十才遇到周文王，受到文王的礼遇，他辅佐文王、武王平定了天下。所以《尉缭子》说，“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君主与智谋之士相遇，道合而志同，志同而情亲，治世的大道才可彰明。

　　郭嘉是历史上罕有的智慧之星，是值得学问家深入研究、艺术家大书特写的人物。最初他北上晋见袁绍，袁绍不能用，又投奔了曹操。他向曹操进言，论断曹操十个方面胜于袁绍：“袁绍礼仪繁多，常为形式所困；公从实际出发，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袁绍割据一方，逆历史潮流而动；公顺应统一大势，奉天子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东汉灭亡在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以宽济宽，不能整饬危局；公拨乱反正，以严治政，上下皆循法度，此治胜三也。袁绍外表宽宏大量，内心量小忌贤，所任用者唯其亲戚子弟；公外表简单严肃，内心机智英明，用人不问远近、唯才是举，此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决，往往事后才能意识到应当采取的策略；公谋定即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袁绍沽名钓誉，喜欢听奉承话，那些能言善辩外表上看德才兼备而干不了实事的人多归之；公以诚待人，不务虚名，以俭率下，有功必赏，那些有远见灼识、真才实学的人都愿意为公所用，此德胜六也。袁绍见到饥寒之人怜悯益于颜色，却不考虑那些从未见到的贫困百姓，谋划救国辅民的大计；公对眼前小事时有忽略，对待大事从不含糊，思虑所及不限于直接接触的人，恩德加于四海，此仁胜七也。袁绍不会用人，大臣之间争权夺利，疑惑丛生；公用人得法，使人各尽其力，不能相互倾轧，此明胜八也。袁绍以亲疏定是非，赏罚不明；公是非分明，赏罚有道，此文胜九也。袁绍声众势强，但不懂用兵要领；公精通兵法，能以少胜众，用兵如神，此武胜十也。”十胜论为曹操战胜袁绍平定中原奠定了思想基础。曹操曾说，“使我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视郭嘉为股肱，出则同车、入则同帐。曹操评价郭嘉忠诚善良，智慧渊深，品性美好，通达事理，过绝于人。有人曾非议郭嘉“不治行检”，郭嘉泰然自若，曹操见其有大丈夫意气，愈发敬重他了。郭嘉智慧渊深，通达事理，十余年为曹操出谋划策，动无遗失，过绝于人。赤壁战败，曹操又想起了郭嘉，叹息道，“假如郭嘉健在，我不至于落得这等地步！”更加深刻的领悟到了智谋之士的重要作用。历史上智谋之士大抵有三种人生作为：一是为帝王之师或帝王谋臣，出谋划策，辅主成功，姜太公、张良、刘伯温是也；一是为帝王相将，躬身实践，匡扶宇内，曹操、李世民、曾国藩是也；一是为布衣书生，著书行世，人不知其详，黄石公、李筌、赵本学是也。郭嘉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智谋之士，他的十胜论几乎涉及了中国兵法思想的各个方面，切中要害，言简意明，博大精深，古今罕成。毛泽东还指出，我说郭嘉是借郭嘉的事来说我们的党委书记，不要多端寡要，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毛泽东就是一位集古今智谋之大成的

　　　　　　

　　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资治通鉴》记载：“初，越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合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毛泽东读此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

　　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初次北伐时蜀军先头部队与魏军的一次交战。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冬，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叛乱后挥师北上，集结汉中伺机北进。转年春，诸葛亮声言由斜谷道（今陕西省眉县西南）进攻眉城（今陕西省眉县），命赵云、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北）以作疑兵，自己则亲率大军直赴祁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北）。在蜀军声势的震撼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降亮，关中由此震动。魏明帝曹睿闻讯命大将曹真增援箕谷抵御赵云，命张合西进街亭（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抵御蜀军先锋马谡，自己则亲率大军坐镇长安，企图一举歼灭无险可据的诸葛亮。赵云不敌曹真，战败而返。马谡与张合交兵于街亭，马谡据城弱不敌强，上山占据险阻以待诸葛亮大军北进。张合攻山不下，绝马谡水道，马谡断水兵败。诸葛亮大军行至祁山未与魏军正面交锋即无功而返，杀马谡以责其街亭之败。　

　　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中国兵法强调，战略指导者要估量敌我强弱形势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敌人展开决战，战胜敌人。诸葛亮北伐之际，蜀汉的总体实力弱于曹魏。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诸葛亮本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大军直取长安一举平定关中。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大将魏延集中兵力攻取关中的建议，而是以赵云、邓芝为一部攻打箕谷，以马谡、王平为一部攻打街亭，自率大军驻足祁山，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攻取,把本已相对强势的蜀汉兵力进行分散，变强势为弱势，致使马谡兵败街亭。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

　　诸葛亮对于自己的失误内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合 追之。合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合右膝而卒。”时评点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自街亭之败，诸葛亮已经吸取了教训。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诸葛亮也曾说：“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两处战败，一人之责。一人者谁？亮自身也。诸葛亮初战失利的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过于强调战争手段，主动进攻，穷兵黩武，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平定天下中作用的认识。这一深层的原因不仅决定了诸葛亮初次北伐的失败，也决定了他整个北伐战争的失败。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诸葛无谋，马谡冤死。

　　马谡，刘备之谋臣，从荆州随刘备入蜀，被任为绵竹成都令、越　 太守。诸葛亮南中平叛，问计于谡，谡筹策征服南人之心。亮采纳马谡之策，纵孟获而南方平定。及马谡被斩“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蒋琬也指责诸葛亮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令其孤军深入敌境，马谡上山是败，守城亦败，诸葛亮非任之也，弃之也。马谡是一位难得的智士谋臣，诸葛亮不能量才器用，裁定失中，“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北宋时期的兵法博士何去非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毛泽东从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开始研究战争问题，以一介书生投身革命战争，他从不讳言自己曾经打了许多败仗，不能带兵。遵义会议后他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从此导演了一幕幕战争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