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西方国家是世界各国家的救世主。西方国家是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救星。”
相信这种理论的知识份子不是中了洗脑毒素，就是被西方国家操纵的骗子。
格林纳达力量薄弱，美国人不喜欢其政权，立刻派兵推翻，绝不手软。香港的知识份子和传播媒介义务代为解脱。
阿根廷国力薄弱，英国立刻不遵守他提倡的不动武力，用政治谈判解决纠纷的原则，派兵攻占福克兰岛，不需要谈判解决，绝不手软。
香港在战略地位上，无法用武力解决，英国才无奈交还中国。这是战略上的必然，绝不证明英国遵守条约和爱好和平。戴卓尔夫人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公然就英国辩护：如果不是地理因素，英国宁愿安排香港脱离中国独立，决不会把香港交还中国。
这种殖民地霸权嘴脸，香港的民主知识份子视而不见，反而摇旗泣送，声声感谢，句句“彭定康好心得罪恶人”，千番百计替英国抹粉涂脂。
理论是为某一时间、地点、人物而推出的。为了本国利益、本国声誉，不惜利用知识份子、传播媒介。说一千次谎话成真，各国都在不断使用。只有中国，不懂运用。
理论是为手段服务，共产主义和西方的民主、自由，都是为手段服务的“手段”，在国与国之间，绝不是目的。三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以为共产主义是目的，迷惑追求，被人利用。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又以为西方民主是目的，迷惑追求，又被人利用。前段时间利用中国人的是苏联。今天利用中国人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乙）
主张西方式一人一票选举的人，说间接选举，中共式选举是精英统治，是用一小撮人统治大多数人。这一种理论也是手段。是夺权手段。
西方式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人，也是一小撮人，是社会上最会宣传、煽动、演讲、做戏，嘴巴最尖的人，是人群里会讲话的精英。这些精英与间接选举的精英没有不同，与中共式选举的“精英”也没有不同。只不过欺骗说服选民的理论（手段）不同而已。
这些不同，分别只在于他们的实力所在和条件的不同，为了有利自己夺取权力、鼓吹社会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而已，人民绝对不能用一人一票方法，将爬上去的统治者赶下来。只有统治者内部分裂，分裂的另一批精英利用民怨推对方下台，这是比较演技和煽动力的宣传比赛。是欺骗人民的比赛。
任何政府，分别的是“话可以说，但政府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与“话不能尽说，政府的政策是坚决不移的”而已。
民意在政策推行中，永远是大局参考的小部份。因为民意是可以用媒介来引导、来欺骗，来指挥的，这才是真话。
任何迷惑在西方“民主”和“一人一票”口号中的人，从来都是被别人利用的人。是不成熟的政治参与者。
（丙）
近一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从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里汲取教训，走上成熟的阶段，是人类社会另一可怕梦魇的开始。
这是人类社会从未出现的新手法，因此，迷惑、欺骗了大多数自以为有知识、有分析力的人。
最可怕的是，这一种手段是用民主的甜蜜外衣装扮而成的。
他给予你发表意见，有发泄机会，有“独立思考”机会，有“任意作为”的“自由”境界。但这一切，全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一切的判断、活动全建立在“如何活得好”基础上。
于是，人的正义感，判断力、分析力、独立思考能力，甚至形而上学思考上，全根基在现实上，利益上计较。在如何粉饰、夸大形象、美化行为、解释过程上消耗尽全体人类的精神。
这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在其无限量腐败，物质无限量浪费消耗，无限量污染，无限量追求财富和新物质之中，有大量的“自由”、“民主”空间。但这一切“自由”和“民主”空间，全从一个钢模嵌出来的。生活在其中的人类被重复嵌制而成，这是另一个可怕的，全新的专制社会的开始。
在真正的专制、极权的社会被里，人类有反抗的目标，有能够出现抗暴英雄和哲学伟人。在假民主的西方专制、极权社会里，人已经为了眼前看得见的物质消耗尽所有精力……
人类真正的追求是“自疚”上，是精神上，是“道理”上。决不是物质上。现代西方繁荣社会否定了前者，肯定了物质。这一种物质式的民主、自由反过来把“道理”“自疚”、“理想”作为骗人、自欺的手段。这是一个可怕的专制新时代，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死胡同。
（丁）
人民的眼睛是真正雪亮吗？当然不。人民是最容易被欺骗的。
现代化的西方统治者、学者心知肚明：人民能够被彻底、长久欺骗。他们懂得谁控制了现代媒介，谁就是“上帝”。他们了解现代媒介的无可匹敌威力，才能建立“民主、自由”体制。
有知识就有独立思考能力吗？当然不。知识份子最容易制造出来，最容易在利益之前被收买。
每一次动乱，胜负的关键，是权力斗争的一方，是否高明的欺骗到人民，在传播媒介发达的今天，更容易把每一个人（包括知识份子）洗脑指挥。不同制度都是一样，没有分别。分别的是高明、圆滑、成熟与否而已。
国家、社会、政府的力量，发展到今天，大多数政府（中共除外，他学不到，甚至奇怪的自动放弃）已懂得通过庞大的媒介力量影响煽动群众，左右群众，利用群众。更懂得用固定钢模，嵌出适合自己制度的一代代新知识份子，使推行政策时如挥指掌。
以一九九七年前的香港为例子，民意不断地被不同的政治团体利用和扭曲，民主知识份子是随时可以被西方国家利用收买的人物。
（戊）
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制度里，两党制是他不断吹嘘“开明”的重要部份。
但这只是骗局，是中国知识份子不能独立思考，缺乏分析能力，愿意被骗就应该被骗的结果。
两党制并不代表制衡能力。关键是两党在思想意识上没有分别。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信奉资本主义，分别只是某些问题上的鹰派和鸽派而已。
英国一样，日本一样，法国一样，德国一样，就算今天的台湾也一样，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在政策分别上也只是保守与急进而已。所以，他们能维持下去，相互容忍。
在英、美、日、法、德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地位与中共制度中，民联、农工党地位一样，是花瓶而已。
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有朝一天壮大，立刻会被这些国家中的相信资本主义的专政力量：中央情报局、ＭＩ六、安全局、军队镇压消灭。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的责职和存在只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装饰品。
我们说过，智利共产党用和平竞选方式上台执政，立刻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智利军队推翻，血洗首都，打死总统。美国那时候全不理会甚么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人民意愿了。
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里，重重政治审查隔阻了思想左倾平民百姓成为公务员的可能性。从古至今，具有“异端”思想的人从来不能成为“自由、民主、人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府里的雇员。
在两党制竞选中，在任何一人一票选举中，在任何政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历史证明）不同的政治思想政党能相互尊重，一起竞选。美国不可能，中国也不可能，香港也不可能。既然在号称民主的美国里不可能发生，为甚么香港和中国的民主知识份子又纷纷配合美国人的宣传，要中共容许相信资本主义，决心埋葬共产党徒的政党与他一起公平选举？这不是白痴？骗子？还是无知？为了眼前的富贵荣禄受人指挥？
波兰共产党必须改名换姓，公告放弃共产主义理论，才能和团结工会并存。如果他露出原共产党倾向时，就是你死我活的流血，没有共存的可能。
当今世界，在西方庞大媒介力量鼓吹下，中国共产党痴痴地期望和西方国家搁置思想分歧，在经济领域合作，这真是世纪笑话，留待后人责骂。怪不得声称全力“埋葬共产主义”的戴卓尔夫人和彭定康一直看不起中国人！
所以说，两党制和多党制只是迷惑人民的宣传手段，是某些“曲解现实”的产品。绝不像普通人脑中被灌输的错误印象。
就像我们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丧失分析力，陶醉在西方的高谈阔论里不肯出来，以为有两党制或多党制就不是极权统治，这一种天真是中国人政治上完全不成熟的最悲痛事实之一。
江泽民组织中共民主党，朱榕基组织中共共和党，李鹏成立中共保守党（比美国还多一个党！）这三个党四年一次来一次竞选表演，全国搞得上下热闹，是否就是民主了？互相制衡了？
（己）
知识份子对国家和政治的认识和感情，大部份建基于本身利益得失上。受迫害的知识份子永远仇视迫害他的社会制度，这种感情和判断力不能以公正与否来衡量，这仇恨也无法用教育和改造去改变。
那些因北京六四事件反叛中共的留学生停留在西方国家，在战略上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他们的反叛不是因为受中共迫害，而是感情创伤或要求环境改变。他们因为六四事件而能停留西方国家。将来，其中只有小部份能爬上去，大部份人将在西方社会里体验到被歧视、挫折等“迫害”，当中国情况有所改变，当中国在政策上有所需要时，他们在西方各国的存在，是中国战略上的好棋子和好帮手。
世界上不同意识的斗争，根据过往的历史经验，是二十至四十年一次循环。六十年代东方压倒西方，九十年代西方压倒东方，中共如果能在今天教训里汲取经验改变，坚守一步步来，不急进，有可能走上富强之路。
今天，西方国家得意忘形，一面倒形势下，因为“人权”卫士形象，不得不收留大批由少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成长的人，西方国家将自食其果。
少年的教育影响人的一生，这批中国留学生也一样，无法摆脱分析方式、判断尺度、道德标准。何况他们所以能出国，大部份本来就是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心还是中国的。
六十年代，西方国家一片混乱，中、苏、东欧得意忘形，自以为占尽上风转为内斗，争权夺利，给予西方国家自省、改过，重新架构、计划的机会，走上今天的成熟、深沉制度。历史是不断重覆的。
以上的例子，说明战略上要看得远，不在一时得失，而在能否汲取教训，并知大势所趋的必然性。
（庚）
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因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注定站在不败之地。
刚刚过去的历史证明了香港“民主派”说英国会为香港市民争取民主、自由……是一大堆自欺欺人的政治呓语和白痴想法，对支持南非种族隔离，不许爱尔兰人自决的英国政府的效忠只能替“民主派”交换到彭定康赐予的立法局议席的富贵荣禄。
在战略上，一九九七年前“民主派”任何反共和反华行动，或要求与中国隔离和对抗，确立香港人不同中国人的想法或举动，都是有意或无意为英国利益服务。
香港人对政治的不成熟达到白痴程度。为了感情上的激动，自甘投向豺狼怀抱来反对自己的父母，在西方国家看来，不但可笑，而且可喜。
在战略上，一九九七年后，中国已经可以不必理会这一批所谓“民主派”。香港在国际舞台上已是中国统治领土。任可国家不能对其施政异议。美国、英国议员再不能像过去一样的口大吞象，将大批“惠而不实”的谎言送给香港。
英国任何策略、任何手段，以及亲英“民主派”这一批人任何手法和对抗，都只能在九七年前有用（对英国谈判利益有用），九七之后，主宰从英国转到中国的手中。就像一九九七年前的英国一样，中国不必正面干涉，就可以运用间接手法，左右香港民意风向。
这是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善于运用的方法。所以，中国必定坚持有象征式驻军原因在此。
在战略上，英国布下了这一批亲英人物给中国统治者。这批人物如果在六○年代有今天的勇气和口气，一早已被港英政治部抓起来送入集中营了。
在战略上，香港的前途是控制在商人手中，如果大乱，香港人会怪责这批“民主派”。如果不乱，商界一定要控制权力，才放心投资及繁荣，这是一种必然。
在战略上，亲英“民主派”代表的“民主派”在一九九七年前是英国的筹码，一九九七年后是商界控制手中向主权国（中共）讨价还价的武器。他们的价值在此。
当然，亲英“民主派”不甘心终生成为别人棋子，他们在直选上的煽情，利用反共而不理性的媒介煽动市民，都是想在九七年后摆脱商界控制，要反过来控制商界。
他们当然希望在立法会选举前“洗底”成功，在继续亲英的媒介帮助下摇身一变，从亲英变成“亲中”的“爱国人士”。千番百计的希望没有人去回忆、翻查白纸黑字记录下的历史。
但是，如果他们控制香港，商人一定鸡飞狗走。在此必然之下，日本利益不会答应，美国利益也不会答应，甚至留下的英国商人也不会答应，他们会反过来与中共联手，把这批人控制在掌中。
这是战略上的必然，他们的一切挣扎，走不出被玩弄的命运。当然，在某一程度上，他们也玩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