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谈到“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他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段话，如实地总结了党的历史。１９８７年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８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①鉴于历史教训，为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必要深入清理持续二十多年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不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被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唬住，我们就还有可能重犯“左”的错误，再走“政治思想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回头路。
①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２３、２７、３３、４１等页。
“左”的错误之所以根深蒂固，这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错误思想）有直接联系。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历史决议》对此已经作了总结。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还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事实证明，近两年来，确实出现了这种翻腾。不是有人在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必要，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吗？不是将引进外资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吗？不是在问“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吗？不是将改革开放影射为“实用主义”（“四人帮”批邓用的词汇是“经验主义”，“把经济搞上去是一项指示为纲”），说“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吗？还有一种最露骨的说法：现在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搞大鸣大放，搞大运动。所有这些说法，实质上并无新的创造，都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有的连用语都是一样的。总之，对于这些从“左”的方面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时刻不要忘记“左”是根深蒂固和主要危险的论断。
为了加深对“左”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有必要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关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我将自己的初步探讨写出来，算是学习邓小平最近讲话的笔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顾名思义，同现在人们常用的晚期思想含义不同，因后者还包括晚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众所周知，有特定科学含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前进的正确理论体系；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则是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是脱离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左”的错误思想。邓小平１９８０年曾作过这样的区别：“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①邓小平还说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②
①见《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０４页。②同上，第３１２页。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①
①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８３６―８３７页。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重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在几十年内，中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最高指导权威，这是历史诸因素所决定的。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１９５７年开始，直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左右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二十余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国防等一切重要方面，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历史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挫折，都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历史性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就是改革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所定型化的、实践证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结束中国社会长达二十年停滞、徘徊和混乱的局面，拨乱反正，重新走向振兴。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理论工作方面不能不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进行清理和剖析。三中全会冲破了旧的思想藩篱，人们才逐渐认识清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如何导致实践方面的错误。这在《历史决议》中有概括的原则说明。回顾这十年中间，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基本原则等等方面，理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有一些旧的思想框框和旧的思维定式，仍然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唯其如此，深入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及其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还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被宣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其中特别着重宣扬的又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团体，不仅接受其理论而且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作法就曾经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度掀起过波澜，像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红色高棉”、拉丁美洲的“光明之路”等等。这就表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对它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近十来年，许多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视线投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方面，解释庞杂，众说纷纭，派系林立。其中不乏严肃中肯的深刻分析和某一方面的独到见解，但亦有不少简单肤浅的主观臆测，甚至还有别具用心的曲说。面对此种情况，中国自己的研究者责无旁贷，自然更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说明，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将是有益的贡献。
一．简单的回顾
１９５７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界标。近几年，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７年起，犯了２０年“左”的错误，尤其“文革”，是极“左”的错误。现在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以１９５７年为起点。在１９５７年以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有关思想文化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上，后来的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已初露端倪，只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错误。在这以后的２０年中，他一个接一个（当然中间有间歇有起伏）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和设想，以此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思想。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形态。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三年时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１９５２年，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１９５３年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如下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很落后和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要同步进行同步完成，从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就表明，在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贫穷国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没有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稍感满足。新中国还是一个婴儿，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农业国家，他就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根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这种条件，毛希望尽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尽管缺乏经验，最初对过渡时期的设计还是较为稳重的，当时曾设想用１０年到１５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使得他愈来愈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进而认为农民中有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这种积极性就可以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积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私有经济成分，很快便持否定态度。于是，他开始强调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认为“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２页。
这同以前的设想根本不同了。
１４年前，１９３９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８年之前，１９４５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６年之前，１９４７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４年之前，１９４９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１０％，而９０％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从而谈到，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要恰如其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义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二中全会决定的革命胜利以后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明确说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发展，首先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１９４９年新政协召开时，通过了一个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其中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都没有越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范围，仍是五种经济并存，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当时有党外人士建议写入，周恩来还特别作了说明，要待人民群众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时才能提出。据当时报纸上的报导，刘少奇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５０年。可是只过了５年，１９５４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共同纲领》就不再有效了。
还应当注意到，在二中全会报告的前部分，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这个报告是３月５日作的，虽然最后还谈到谨防“糖衣炮弹”的问题，但整个报告给人的明确概念是：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可是，据黄克诚回忆，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是不及格的。①可见“阶级斗争”这根弦，虽然在公开的文件中未加强调，在实践上毛却从来没有丝毫放松过。
①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６５页。
二．战略转轨――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关于如何发展社会化生产力，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家都没有经验。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私人工商业在全国工商业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何况“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论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必须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七届二中全会所据以制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对城乡资本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并没有根本改变，事实上，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任务应当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提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构想，认为“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经济，不能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过早消灭资本主义要犯“左”的错误。１９５０年刘在土改报告中说，保存富农不是暂时权宜之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如此。对这些说法，毛都是曾经肯定的。１９４９年７月，毛在中央团校向毕业生讲话时说，二十年后，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形转入社会主义。１９５０年６月，他在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随后在１９５１年，刘曾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认为“这个阶段大略在１０到２０年之间”，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这个时限和方针也是曾经得到毛的同意的。
土改刚刚完成之时，农民大都成为中农，新式富农很少，不久，在老区开始出现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农民本性要求发家致富，但怕“冒尖”，怕说“剥削”。１９５０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之初，关于农村合作化道路、私有制的保存和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等问题，中央内部主要是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意见。刘认为农村合作化，应先通过农民自愿集资入股的供销合作社，组织并提高农业的生产力，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从小土地私有制过渡到专业分工的社会化生产。基于这种认识，刘批评了当时东北和山西急于组织合作社的做法，认为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则担心农民的自发势力走向资本主义，土改后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应当趁热打铁，利用这种政治优势，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他认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这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城市的“五反”运动中，报纸上曾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种种违法活动，集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丑恶思想。当时的舆论宣传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消极面，有所夸大，其实不法资本家是少数，多数还是守法的。由于当年革命胜利的形势，本身的有利条件，加之政府的支持，国营经济生气勃勃生产情况一般优于私营经济。在农村中，互助组同单干户之间，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为解决日渐紧张的市场供需矛盾，上上下下也就自然认为，加快农村和城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理所当然之事。直到取得“五反”胜利以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周恩来同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还这样谈到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十二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①
①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２３５页。
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能遵循的，只能是马恩列斯特别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苏联的既有模式（当年毛泽东最重视的，也是要求全党仔细研读的经典著作，是斯大林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产党宣言》中讲过，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理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哥达纲领批判》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只能依靠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马克思也不可能具体预见到一百年后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情况），才能建立和发展。离开这一前提就将成为空想。这就是说，同社会主义相亲相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对于这一天经地义和我们自身的天然弱点，我们似乎是明白的，实际上是不承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由于其客观物质性和历史继承性成为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最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决不能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这个前提和基础，前述１９４９年以前关于中国落后的论述，是越来越具体的。但问题在于，这主要是来自书本的比较抽象而简单的认识，且对于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缺乏亲知，远不如一个世纪前在伦敦写《资本论》的马克思，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都无法与之相比。随后的事实说明，毛所最关注的，却恰恰不是这个前提，而是怎样变更生产关系；不是这个基础生产力，而是阶级斗争。根据《联共（布）党史》所说的经验，毛认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他还认为东欧土改由于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恩赐，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因而农业合作化搞得慢。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起，他就在考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引起的必须加快建设的紧迫感，考虑中的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以及他经常所说的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党中央内部的思想认识虽然还不一致，但肯定斯大林和苏联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则是基本相同的。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政治局会议和８月１２日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两次讲话。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讲话中批判了刘少奇等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妨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的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①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１―８２页。
到这年１２月，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界说，又作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开始。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提出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三年恢复后国营经济的比重已占优势，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是现实任务。这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１９５２年国民经济总水平只相当于１９３６年所谓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个社会生产力的起点是很低的，中国还是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农业国。于是，本来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束之高阁了，新民主主义阶段也不再存在了；于是，按照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在战略思想上作了根本的变更，就完全不同于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不认为在中国还必须让资本主义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不认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还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样，就离开了中国国情，同时也表明指导理论是斯大林学说。毛泽东后来证实道：“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①命这件事。”在中国革命长期复杂的斗争中，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彻底批判“左”的错误，从而统一全党思想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在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他却无视实际情况，从主观的革命理想出发，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不断批判“右倾”，逐渐走入了一个“左”的思想误区。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５页。
三．前奏曲――三大改造三年完成
１９５５年下半年，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违反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不满意邓子恢（实际是刘少奇）等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毛泽东终于发动了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走路，即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造成一种声势，一种压力，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很快出现“高潮”。同时，他提出，中国的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完成；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①１９５５年９月至１２月，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以苏联经验和斯大林学说为依据，其中就提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②对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在毛看来，不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是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而政治工作的内涵主要是“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③他举例说明：“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④由此可见，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一个偏差，是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这一判断，带有相当的主观随意性，既未能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同时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①②③④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２３、２５８―２５９、２４４、２４４页。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毛泽东离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超越阶段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以及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的思想，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就有了某些表露。由于领导农业合作化已有相当的实践经验，且跟苏联作法不同，初级社这样的形式农民还是可以接受的，农业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且有所增产；三大改造采取大体平和的途径，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又由于对私人工商业是采取赎买政策，三大改造的某些内容对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援助，及其他各种原因，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所以，毛的这些过激思想在实践中的不良后果，一时也没有很显著地显现出来，而且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关于１９５６年的三大改造，《历史决议》这样论及：“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１９５５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１９５６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的讲话中，说到１５年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①１５年的计划３年完成，当然过快、过急、过粗。这里至少有两点可以指出：一是，过快、过粗就意味着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过早公有化，则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和流通两方面都受影响，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未尽的历史作用，也就消灭了。于是就造成了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局面。二是，应当存在并有发展前途的多样化经济形式被扼杀，单一的公有制，大锅饭、铁饭碗，后来长期带来一系列弊端，不仅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难以在经营管理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管理人才（企业家）也难于涌现出来。正是由于起点低、底子薄，以单一公有制承担工业化任务，这种缺乏物质基础的超前变革，也是导致后来“三面红旗”以及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因。当然，三大改造毕竟在震动不大的情况下，完成了生产关系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经过２０年大起落大折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私有制完全废除之后，急促过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还得努力几十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才能算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现在学术界对三大改造问题已有一些新的看法，应当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８２页。
如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观点来回顾５０年代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来研究：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提得过早了一些？尽管具有种种政治优势，在中国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上，是否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是否应当如此匆匆忙忙消灭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阶级剥削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能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才能被消灭。在没有具备消灭剥削的物质条件以前，剥削也还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是不能绝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为我们今天初级阶段的实践所证明。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段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列宁于此有过切身体会，因为犯过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１９２１年，他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后，就完全否定了那种“直接过渡”的观点，晚年对此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消灭剥削，改组整个社会经济，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大工业基础，否则，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为改造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必须采取“改良主义方式”，通过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曲折迂回的途径，来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晚年不再强调小农生产是资本主义复活的基础，而认为不应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奢望向集体化过渡；要善于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通过商品经济的交换来巩固工农联盟；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大机器将农民改造过来之前，要允许农民的经营自由。此外，他还认为在过渡时期，通过国家的调节监督，在一定限度内，应容许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赛；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学会经商。１９２３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还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不应当再放在政治斗争方面，而应当转向文化建设，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消灭文盲，建立相当的物质基础即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正是由于政治变革、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在一个文化不发达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历史的遗憾在于，我们党对列宁有关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曾不能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所有论述，只是当作恢复国民经济的一种暂时的、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本来面目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政策。而在他开始独掌大权的１９２７年，就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结束了苏联历史上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开始反思几十年的经验教训。１９５６年２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条件。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前面五个讲的是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后面五个讲政治、思想和文化生活方面的矛盾，都初步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针，正式表明他要寻求一条不同于苏联发展道路的意向。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的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①从而探索“适合中国的路线”。②５月，他提出了旨在促进科学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稍后，又提出了处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９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文件表明，当时中共中央是考虑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提法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报告中，都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肯定。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关系、主要矛盾，并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这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中心工作，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八大还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各项政策，坚持了党中央１９５６年５月提出的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据此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此外，还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正确方针。关于党的建设，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６７页。
②《十年总结》（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即对反个人崇拜有保留。不过，众所周知，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当时还是表示赞同的。在八大期间，他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说：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斯大林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１９５７年２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基本点就是用民主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认为，这是他接受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而提出的观点。不过，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仍是阶级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既然有了宪法，是法治国家，处理对抗性矛盾，就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镇压的对象应该只是刑事犯罪分子。大量犯罪分子在人民内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只问犯罪事实，而不问阶级成分。毛的这篇讲话是时代的产物，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关于两类矛盾及其解决方法，是前人所没有论及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毛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历史贡献，当时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
但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仍处于一种矛盾的、动摇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１９６２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①这是真的。例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中，他不再提及八大所明确指出的中国人民现时的主要任务，只笼统地提到所谓“向自然开战”。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就换了新的提法，更表明了他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摇摆和变化。对于他曾经同意过的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又不以为然了，认为我们的经济问题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的前进。于是提出“反‘反冒进’”，强调“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成为经济建设的“促进委员会”。毛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但对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以后，必然出现的大量经济矛盾却又缺乏认识。以上这些先后出现的现象，实质上表明，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急过快，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两者也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对于“生产关系是否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的问题，当时哲学界曾发生过疑问和讨论，即如此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容纳如此高度公有化的生产关系是合理的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吗？可是，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当年没有允许认真展开讨论。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版，第８２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１５页。
关于这个思想的渊源，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１９３７年的《矛盾论》，其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矛盾论》中的这段论述，并没有违反唯物论，且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但是，这里“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反作用”两词，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唯物史观，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表达的十分明确，毫不含糊；他还举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本书为例证，以及《资本论》的许多提示，“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据此从理论上严格说来，《矛盾论》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之下”，两者互易其位，后者也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在这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当然，从文字上看去，两个方面都顾到了，一般说来是如此，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是如彼；但是尽人皆知，在法律条文中，“但书”是更受重视的内容。实践所表明的也正是这样，毛是把改变生产关系放在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地位。早在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问题上，他肯定了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批评了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特别迟缓速度”的观点，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①随着当年国内外相继发生一些复杂的政治事件，更促使毛的思想很快回到了战争年代传统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上，脱离实际情况而陷入“左”的误区，片面地过分地夸大变更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终于从主观愿望出发，随心所欲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搞穷过渡，在高举“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接连“超阶段”，造成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后果。实践教导我们，不顾实际可能的“超越”，实质仍然是倒退和落后。这种错误思想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起劲地大批“唯生产力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被称为“唯生产力论”，而对之加以挞伐和批判。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说到。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８２页。
四．反右派斗争及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后果
苏共二十大将斯大林问题曝光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些波折，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社会动荡，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工人、学生和农民闹事事件。当时毛泽东认为，国内少数人闹事仅仅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察觉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执政党的地位使干部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１９５７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运动。早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就提出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他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①因此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就是要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党中央发出整风运动指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方法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②为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４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提出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要求大家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否则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此外，还谈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拥护共产党和佩服毛泽东的，他们响应了党的号召，一心一意想帮助党整风。例如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傅雷，在出席宣传会议聆听了毛的讲话之后，给国外留学的儿子写信，称赞毛“马克思主义到了化境”。③５月８日至６月３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１３次，７０多人次发言；５月１５日至６月８日，召开工商界座谈会２５次，１０８人次发言。根据中央指示和毛泽东的要求，大家的发言绝大部分是善意批评和积极建议，中间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如学校领导体制、文字改革问题等），许多意见切中时弊，不少人是打破了顾虑才敢发言的。在这些会议上，知识分子发言内容大体有以下方面：批评１９５６年的冒进，保守与冒进何者损失大；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肃反运动和历次运动后遗症的处理；法制建设，应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重视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靠专家学者，党委制还是校务委员会制；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党内外干部一视同仁；加强统战工作，虚心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等等。其中也有很少的错误言论。据李维汉回忆：两个座谈会反映出的意见，都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５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论调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据李维汉的说法，在这次汇报之后，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当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早在波匈事件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一年１月１８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查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④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５月１５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为了清除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便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９９页。
②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１日。
③这种情况，《傅雷家书》１９５７年３月到５月信中有充分反映。
④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３１―８３４页。
《事情正在起变化》首先谈到，共产党内有右派――修正主义者，他们“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①文章中谈到对右派应当扣帽子，但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能扣。“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②关于广大知识分子中包括民主党派中有右派，早在１９４９年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来过：这些人即“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不属于国民党反动派，应在人民内部通过批评斗争，教育改造。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②同上，第４３５、４３１、４３５页。
反右派斗争，从６月８日正式始。当天发出由毛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７月１日又发表他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他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对共产党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猖狂进攻”。并且公开点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硬说成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于是，一场狂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整风初期用和风细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想法，突然转变为狂风暴雨对待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７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会，毛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文中右派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①后来，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归为一类。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页。
对于社会上确实存在的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历史的教训在，一旦搞开了运动，上下一起头脑发热，斗争就必然越来越扩大。各地上报，中央通报，全国右派分子“虾兵蟹将、凶恶鲨鱼”，数量越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１９５８年的统计是从３０万人增加到４０万人；１９５９年中央文件说“约４５万人”；２０年后改正时，复查统计为５５万多人。这个数字，为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九分之一左右。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出现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其严重后果，李维汉说道：“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这一场斗争的后果，还不只是全国有５５万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包括被株连的家属就是几百万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它以强力推行了一系列“左”的观点，使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统性；根据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促使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他概括出这样一系列“左”的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
其一，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①从此，政治思想被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在事实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一种异己的、必须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从此开始执行了一条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同时这也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理论根据。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６１页。
其二，改变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１９５７年６月，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作为已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指导文件发表时，毛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①１０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论断，又写入了第二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里，并作了进一步的强调。
①同上，第４１７页。
②同上，第４１７页。
其三，改变八大对我国阶级状况的看法。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是敌人，右派就是其代理人。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对国内阶级状况所作的错误分析，正式提出我国依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①除被八大宣布已经消灭的剥削阶级还继续存在之外，又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入了剥削阶级行列。
其四，改变党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毛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全国城乡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②八大二次会议对过渡时期的提法更明确，认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③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这个提法，为后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了伏笔。
①③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８页。
其五，提出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某些策略。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都可以用这种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明确表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反右派斗争时，凡属提出不同意见，都视之为向党“猖狂进攻”，采取“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对敌斗争策略。毛曾指示各级党组织，在两三个星期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①这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毛自己十分欣赏，把它称做“阳谋”，认为“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也从此生长。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６７、４６８、４６４、４３６页。
五．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
在毛泽东看来，反右派斗争这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出现的“搞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现在可以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了。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股劲鼓起来了。”①他认为，胜利地完成整风反右运动，“将使我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②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对１９５６年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表示不满，认为下半年这一股风，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明确表示，要恢复被扫掉的这三大件。③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宁会议和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将反冒进提到两条道路原则高度，进行批判。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说他们反冒进犯了方向性错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离右派只有５０米。成都会议上提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断然规定，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能提反冒进。仅仅这样还不够，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大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拔白旗、插红旗”，以“不断革命”的理论，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开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解释：“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同时强调“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对建设速度具有决定的作用。④这个时候，根据战争年代的经验，毛特别强调“政治挂帅”，以政治思想决定、促进经济技术：“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从而批判了斯大林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强调政治决定一切，群众决定一切。这样，总路线就完全将客观经济规律搁置一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很短时间里，“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狂飙骤起，云海翻腾，浮夸风、瞎指挥、高指标迅速泛滥。各地农村争相出现高产“卫星”：徐水县“小麦亩产１２万斤”，“一棵白菜５００斤”；湖北麻城县溪河乡早稻亩产３６９５６斤，等等。１９５８年７月，中央农业部发布１９５８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总产量达到１０１０亿斤，比上年增长６９％。《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说是“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⑤这篇社论的思想被归纳为两句歌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有著名的科学家也在６月份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加以论证，说人类对太阳光能的利用，只要达到若干分之一，甚至比这种神话数字更高的产量也是可以出现的。毛是相信科学家的话的，他甚至一时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样一种新的忧虑。当时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只让１３轮休，名为“少种高产多收”的“三三制”轮作制度。这个想法，写入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在武汉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里。有些地方迫不及待实验，吃了大亏。于是《人民日报》连忙发社论，说这种耕作制度是将来定要实行的，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要急于推行云云。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必然产生浮夸风，反过来，浮夸风又造成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虚假现象。对各地统计的高指标，当时毛是很欣赏的。他认为，１９５８年如果能增加１０００亿斤粮食，哪怕７００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当时，感觉到这里边有问题的人还是不少的，只是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一些人已被打成了右派，剥夺了发言权；另一些人看到几十万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都不寒而栗，干部和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使这一切荒唐事都得以通行无阻。当时报刊社论说，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大跃进”开辟了道路。这倒是确切地说明了这二者的关系。
①同上，第４９４页。
②《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１月１日社论《乘风破浪》。
③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４页。
④《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１日社论《力争高速度》。
⑤《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３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仍在“一边倒”，不能不学苏联。那时不仅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这种“一边倒”的学习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１９５６年论“十大关系”之后，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就逐步构想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毛决心独辟蹊径，寻找一条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在１９５７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①为此，他想出来的不同于苏联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人民公社。１９５８年初，他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二三月间，同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将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公社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４月１５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十分乐观满怀信心地说：在中国这张白纸上，“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②４月底在广东时，同刘少奇谈到公社问题。６月１４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大同书》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毛认为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在“大跃进”时，他多次有过消灭家庭的想法。八大二次会议上，有人在发言时转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谈到人民公社时的具体构想。他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６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４期，刊载了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为纪念建党３７周年而作的一篇讲话：《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第一次公布了毛要建立人民公社的思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８月初，毛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时，看到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感触颇深地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随后，到山东时，他又一次说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③在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条件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民大国，强制地将生产关系变为纯粹公有制，并通过无数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基层单位，靠这样的社会组织，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实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乌托邦主义所描绘过的图景。毛泽东则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他青年时期受到康有为《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等的影响，曾为文谈到建立“新村”的设想，从中可以发现不少他后来的人民公社思想胚芽状态的东西。《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如：设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男女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死则火葬，等等。毛１９１９年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新村”的想法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中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工作之事项”规定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等。④这岂不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的有关大同世界设想，其中哪些可以实现，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毛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之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的年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是一国之主，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还讲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大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斗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７３页。
②载《红旗》１９５８年第１期。
③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报道：《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
④原载《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
１９５８年８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推到了顶点。会议对农业生产形势做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宣布１９５８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总产量达到６０００亿斤至７０００亿斤，棉花产量达到７０００万担左右，农产品产量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按当时生产水平，全国每年至多只能增产粮食１００亿斤，而达到上述数字，１９５８年应比上一年增长６０―９０％，显然无法做到。基于粮食产量的这种荒唐估计，会议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根据冶金部的设想，大办“小土群”，大办小高炉、小转炉，宣布１９５８年钢的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１０７０万吨。为实现这一任务，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以钢为纲”的口号。一声令下，各行各业动员，９０００万人上山，土法上马，耗费巨大资财，生产出大量不合格的生铁，就合格的钢而言，只完成计划指标的３料，倾刻之间，使全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大为减少，乃至名贵树木也砍伐一光，从而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９０００万人上山，也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使得许多地方粮食丰产不能丰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①到１０月底，有７４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２６０００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１．２亿多户，占总农户的９９％以上，于是一两个月内，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北戴河会议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各省的同志回去，还传达了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随口讲的一些话，如：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５―７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
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当年加速向“左”转的一个新高潮的顶点。会议期间多次讲话，都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于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他认为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说：２２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我们要带头把６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伴随着“三面红旗”的无所不在，人们日益陷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梦幻中。北戴河会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于是，不少地方争先恐后，急于进入共产主义。有的把过渡时间定为一年，有的定为两年，有的甚至连几月几日结束社会主义，几月几日进入共产主义，都定得一清二楚。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材料，山东范县１０月２８日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宣布：“１９６０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标准是粮食亩产两万斤。这位书记还形象地描述了进入共产主义后的图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后来陈伯达到范县去过，发现一些问题后，《红旗》杂志社再派人去调查，弄清了实情。（在庐山会议前期，陈伯达反映过范县浮夸情况，后来一批彭反右，陈又大为后悔，并反戈一击。）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不管主观愿望如何美好，理想社会的景象描绘得如何令人陶醉，这种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决不可能达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反而会降低其发展水平，并造成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紧张与混乱，从而受到惩罚。三面红旗运动沸腾了半年，一大堆问题便接踵而至：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全面紧张，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严峻的现实同乌托邦的理想发生了激烈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毛泽东发现了“大跃进”中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公社化“一平二调”共产风等所引起的严重问题，于是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主题就是纠正那些明摆着的“左”的错误。如整顿了公社所有制，对群众退赔，削减一些过高指标，等等，以便放慢速度，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在郑州会议时，毛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废除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上海会议时，他还鼓励人们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不怕犯上。可是，这并不说明毛承认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试验的失败，此路不通。他对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依然采取他所惯用的形象估计：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仍然坚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不容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不断加以纠正就是。毛的认识，也是当时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而且有的负责干部头脑更热，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他花了大力气，才使那些头脑更热者稍稍冷静下来。当然，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也有不少同志头脑比较清醒，开始对运动产生疑问，也从理论上考虑一些问题，对纠正“左”倾错误做法要求更迫切一些。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５９年７、８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中全会。历史的不幸是，庐山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继续纠“左”的预期目的，反而使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发展到更加错误的阶段。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不同意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深究错误根源的态度，力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上书，提出总路线、“大跃进”出现失误，原因在于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传统。张闻天的长篇发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归结到关键问题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他批评过去一个时期，“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①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正确意见，恰恰不能让毛泽东接受。经过康生、林彪和某些人的曲解挑拨，甚至居心叵测地推波助澜，上纲上线，更促使毛认为，彭、张等人的意见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对“三面红旗”的“猖狂进攻”；是对他的领导的挑战。于是，转而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错误批判。
错误的实践又引导出了错误的理论。八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对庐山会议做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②由此，把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提出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两大阶级对抗、两条道路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观点，直接引申到了党内，直到中央。毛泽东把彭德怀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庐山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斗争范围由党外转入党内，矛头日益对着党内领导层，最后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当年危害的后果，更直接表现在经济上。各地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舞下，１９６０年继续坚持盲目跃进，使国民经济更加紧张，社会生产力受到进一步破坏。因此，造成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大跃进”三年中，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工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造成财政赤字大增，通货膨胀，人民必需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大量的饿死人事情。１９６０年同１９５７年相比，基建投资增加了近两倍，积累率从２５％提高到４０％，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１．３倍，农业总产值下降２３％，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５５％下降到３３％。这几年农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不过增长２．４％，１９５９年下降１３．６％，１９６０年下降１２．６％，１９６１年下降２．４％，１９６２年粮食产量降到１９５１年水平。重工业年增降情况：１９５８年增长７８．８％，１９５９年增长４８．１％，１９６０年增长２５．９％，１９６１年突然下降４６．５％，１９６２年再下降２３．６％。
①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０１页。
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
六．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对“三面红旗”导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毛泽东不是没有认识到的。１９６１年１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九中全会上，他反复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具体谈到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努力，在毛的赞同下，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时间内，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从“全面大跃进”进入了调整阶段。实行这个方针的初期，大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并没有能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切实可行的程度。经过１９６１年８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后，１９６２年１月，为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贯彻“八字方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人们通常说的“七千人大会”），参加者有中央到省、地、县，以及各重要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这次大会比较好地贯彻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中，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由中央承担了责任。他号召大家讲老实话、当老实人，凡对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倒柜而出”。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了更正。他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上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从而放弃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他还说，“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而放弃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他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这些讲法表明，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比“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想法跟实际接近了一步，可惜，他并没有触及自己“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仍然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不容置疑，更不许否定。他把经济建设失误的原因，归结于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取得胜利。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这一点”。①对于“三面红旗”，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和地方的好些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有一些地方负责人公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委婉地表达了对坚持“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②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这种态度，得到中央和地方大多数负责人的支持。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肯定“三面红旗”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毛都根本听不进去，现在这样直接或间接对之提出质疑，按理他更难容忍。可是，国民经济仍在严重困难时期，广大干部满肚子意见，大会又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中进行，于是，毛泽东对此保持了沉默。只有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别具用心，他反复强调，出了问题，造成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２２、８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８３２页。
②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页。
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可以说，推动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保守”同冒进的冲突、理性同盲目的冲突。党内矛盾虽然被暂时掩盖起来，实际上却潜在地激化了。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１９６２年１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稿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不过那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说到，自这次大会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白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说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充分估计到实际困难，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调整的成效客观上是对“三面红旗”，对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的实际批判，毛泽东对此却感到极为不安。这种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党可能变修，国可能变色”。加上当年中苏矛盾重新激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因素的出现，使得毛对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进一步的变化。相隔才半年，１９６２年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又重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说，“阶级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我国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过来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认为刘少奇、陈云等不该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因而指责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黑暗之劲，鼓单干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反革命、党内的坏人就露头了。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前一阶段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支持的，在某些地区农村开始实行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责为“单干风”，进行严厉批判。把彭德怀为澄清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等不实之词，于全会召开前写的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视作“翻案风”，进行批判。于是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情况下，毛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构成了其后导致“十年动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反映在经他审定和改写的十中全会公报①中，有如下两点：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
第一，进一步更改过渡时期的下限，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都属于过渡时期。次年６月，经毛修改定稿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中，发展了“大过渡”的观点，进一步断言：“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①第二，认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据此，毛向全党发出警告：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号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将以上内容确定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不久，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口号。这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断定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无不受阶级斗争支配。这说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更为系统化了。当然，错误的理论又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至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其区分与界限何在，这是没有说清也说不清楚的。以至于后来连农民打柴、捕鱼、卖鸡蛋、种自留地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总之一切以“三面红旗”、兴无灭资为标准，违反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派”。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７日。
回顾历史，这时，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的摊牌，可说正在酝酿中。根据毛的分析和判断，于是十中全会决定开展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①稍后，又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政治批判。这是根据毛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的这样一句话而引发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过来又为错误的判断提供依据，使毛泽东晚年指导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对整个工作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从反右派斗争开始，这种“左”的理论和“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可谓愈演愈烈，党内党外，步步升级，终至于控制全局，无法回头。下面可以排一个八届十中全会后，这种一步步升级的时间表：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时，向全党提出：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②他在另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他认为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
①指在公社和生产队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
②引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
１９６４年２月，他在一次谈话时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包产到户）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１９６２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都抖落出来了。
同年７月，他修改定稿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中写道：“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①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
同年１２月，他在一个指示中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
１９６５年１月，正式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中，令人注目地第一次出现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刘少奇曾反对这个提法），为一年以后揭幕的“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指导理论。
同年６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
同年八九月间，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１０月１０日，他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１９６６年３月底，他同康生等人谈话时，号召“向中央进攻”。谈话要点５月间上了中共中央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毛泽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干部）的分歧，是从１９６２年开始显现的。先是对“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看法上的分歧，随后是在中苏论战中，对修正主义没能作出准确的解释。他将庐山会议出现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定性为对抗性的矛盾。后来又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主张，扣上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帽子，当作修正主义去批判。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①
①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８月版，第８１８页。
“文化大革命”前夕，阶级斗争的注意力和斗争矛头，已经愈益集中到党内和党中央领导层。在这以前，在开展“四清”运动之初，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认为，农村有１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找寻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后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说过这样一段话：“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们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捣什么奖金，等等。”①由此可见，１９６２年以来，刘少奇等主持经济调整工作时的一些意见和做法，已经使毛由不安转为愤怒，决心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以保证中国沿着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终于发动和领导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
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最完整的体现
据前述６０年代前期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他感到过去在农村、工厂、学校和文化界进行过的种种争斗，以及反右倾之后的社教运动（四清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一种更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的运动，来揭发党内党外各个方面存在的阴暗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正本清源，“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样，他便逐渐将注意点集中到党中央内部，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方针路线，是反对“三面红旗”，搞修正主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他所执著追求、为之奋斗不已的，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并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实质上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有不断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才能建设并巩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曾说：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好多次。康生、陈伯达之流的理论家，将这种错误的“左”的理论和实践，尊之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为继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林彪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达到如此严重程度，从理论上考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理解有误或奉为教条。首先，是对过渡时期理论作了错误的理解。马克思最早提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５０年代初，党所设想的过渡时期不是很长的，随后１５年改造３年完成，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之日就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就说明，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上有偏差，忽视了生产力的标准，不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而只考虑了生产关系一个方面，认为只要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就“进入社会主义了”。经过大跃进的巨大挫折之后，认识到经济建设之艰难，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违抗，不能再随心所欲干下去，却又走到了另一面，感到过渡时期不是很短，而是很长了，而且越来越长，要一百年到几百年，乃至包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样，仅仅属于过渡时期的矛盾和范畴，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所谓“小生产每时每刻地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等，统统搬入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公有制经济已占统治或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之后，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化，直到你死我活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出现。
其次，如前所述，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认为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因此，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畏途，否定物质利益和利润效益原则，不断在城乡经济领域中开展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且，受到的抵制越多，就越向“左”转。把党内有关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不同意见的争论，统统归之为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属于两个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的口号被用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人。最后，认定党内已经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在中苏论战导致的国际共运的分歧中，通过“九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左”倾纲领，把他在国内的一些做法加以理论化，要求国际共运接受。他以反修防修为口号，可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提出一个准确的解释。按照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他把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在６０年代初所进行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如：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讲求经济效益，进行物质鼓励等，视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可以认为，那时他所说的“反修防修”，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点的表现。“九评”通过评赫鲁晓夫翻了“八大”的案。“八大”曾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九评”却断言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由于全盘否定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否定了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无形地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扼杀了任何对党的领袖批评的可能。既然“反对个人迷信”成了识别修正主义的一个标志，这就给林彪钻了空子，大搞“句句是真理”的“红海洋”，宣扬对毛泽东光“信仰”还不够，还要“无限信仰”，直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为一个带有严重封建迷信和宗教色彩的造神运动。
毛过去曾多次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斯大林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左”倾思想等。但到斥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之后，又批评斯大林“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见毛亲自修改过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社论）。这就是说，斯大林不是“左”了而是右了。因此，康生就投机迎合，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还不够！最大错误是没有把赫鲁晓夫搞掉。因此，自然要防止再出赫鲁晓夫，一旦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林彪就高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为了找出这个莫须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惜一切代价，把全党全国引入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用“反修防修”的标准来找阶级敌人，按多年来政治运动的经验，首先还是所谓右倾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各界的知名人士或学术权威。因为，他们总喜欢说三道四，“制造舆论”。从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的反映来看，那些在“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鼓励下，讲了一些真话的人，都被认为是对“三面红旗”动摇和持反对意见者。除知识分子外，眼前最危险的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上层（参见同斯诺的谈话）。于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部分人，自然成了主要革命对象。不过，同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撇开党委，直接“发动群众”闹革命。这样，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互为作用，两者本来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壤上扎根就特别深，因而，“造反有理”一声令下，千万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中华大地，一夜之间，恶浪翻滚，千千万万“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坠入史无前例的“群众专政”的无边苦海。
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所依据的“左”的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两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当时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还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１９６７年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造反派全面夺权。毛泽东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从此夺权之风弥漫神州，各级党委荡然无存，无政府主义横行无忌。在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群众组织之间唇枪舌战的派性斗争发展为兵戎相见的大规模武斗，最终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动乱局面。１９６９年召开的“九大”，全面肯定了“文革”的“丰功伟绩”，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倾错误思想，说成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写入党章“总纲”。“九大”之后，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又引起新的混乱。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震惊，人们从革命狂热转入冷静思考，对“文革”怀疑和抵制的人越来越多，这本是结束这场荒唐“革命”的一个良好时机。但由于毛仍坚持这场“大革命”是正确的，加以“四人帮”的干扰，“九大”的“左”倾路线得以延续下去。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并加强经济管理，以扭转混乱局面。根据毛当时说过的，“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周恩来同时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可是，批“左”怎么能同“左”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相容呢？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四人帮”大兴问罪之师。不久就传出，毛泽东说林彪是“形左实右”，当前任务主要是反对林彪的“极右”。“四人帮”将矛头对着周恩来，大反所谓“右倾回潮”，说批极“左”思潮，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此批林只能批右，不能批“左”。批“左”成为禁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党的“十大”全面肯定了“九大”的路线，规定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在修改的党章中，“左”的东西还有新的发展。毛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他多次提出“批孔”问题，以深挖林彪的思想根源。于是１９７４年，全国开展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毛的目的在借此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以防止“右倾翻案”，出修正主义。“四人帮”乘机又煽风点火，搞所谓“儒法斗争”，批“现代大儒”，实则是：假批孔子，真批“周公”。当时周恩来病重，毛阻止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邓小平于１９７３年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此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从１９７５年初开始，由邓主持党的各项工作。邓小平提出，当时党的各项工作，要按毛泽东最近讲的三句话办事，即：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这是又一次结束“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良好机会。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中，坚决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手扭转“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对工业、交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立即进行有效的整顿，首先是整顿陷入严重混乱的全国铁路交通秩序。他在一系列会议和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和理论：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２５年时间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国家大局。全面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建立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尽快解放老干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要安定团结，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抓规章制度建设；要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科技是生产力，科研落后会拖国民经济后腿。他还特别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掌握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经过各条战线的整顿，全国形势尤其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出现了新的转机。
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又总是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忧虑中国出修正主义。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同周恩来等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认为，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等等都不平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只是农民小生产会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在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而且“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些观点充分表明，毛的“左”的错误思想在经济方面还在继续发展。１９７５年２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这场“左”的理论学习运动，再一次为“四人帮”的反扑提供了机会。他们反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鼓吹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以此攻击周恩来、邓小平。这期间，毛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觉察到“四人帮”继续搞帮派活动。但是他仍坚持“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成绩还是主要的；认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衰年病重的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和混乱局面作全面整顿，他摆脱不了“四人帮”的挑拨，认为邓小平只抓经济这一“纲”，放弃了阶级斗争。随之“四人帮”传出了最高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于是“四人帮”加紧煽风点火，诬蔑全面整顿是“右倾翻案风”，是“复辟”，诬蔑恢复老干部工作为“还乡团”，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再次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复辟派”、“投降派”；攻击进行四化建设是搞“资本主义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十年动乱时期最后一次“左”的错误思想掀起的全国性风浪，不过，它已是完全背离民心与党心的强弩之末了。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覆灭。在这之后，还曾出现“两个凡是”的主张；在对“四人帮”定性的问题上，也有“右得不能再右”一说；党的“十一大”还重申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遇到重重阻碍。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因为已越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此不作细说。从这里也可看出，尽管形势大变，“左”的东西依然阴魂不散，足见其何等根深蒂固。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中逐渐趋于完整的形态。１９６６年５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经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毛对这一理论不断进行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将它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之中。概括地说，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的文章中，正式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它是“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①这个一直贯穿于“文革”始终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然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尤其同社会制度稳定发展极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根本相悖。坚持这一理论，必然混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最终必然发展到认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因而必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荒谬地步，造成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①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可是，这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向往。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他又一次把这个理想蓝图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他给林彪的信中写道：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他在这封信中（当时人们称为《五・七指示》）描绘的各行各业组织雏形和任务，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对公社的描绘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加上了“批判资产阶级”即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一项，以补仅仅是“鼓足干劲”之不足，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这也说明，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他根本不承认“三面红旗”有什么问题，反而以为真如林彪所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办坏了，出了问题，是大家没有照着他的指示去办，是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受到干扰所致。因而一意孤行到底。可是，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向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社会去。于是，６０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此中断，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发展的巅峰，也是它的尽头。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问题在于，他所追求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实质上是一个体现古代农民战争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结合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供给制生活实践经验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闭关锁国的“乌托邦”。为了排除实现自己理想的障碍，２０年来，从反右派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举世敬畏的权威，无比雄浑的气魄、浪漫主义的气质，发动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斗争锋芒所向，党内党外，城市农村，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各行各业，无不触及，造成一时所向披靡的形势。总之，他过分迷信革命，迷信阶级斗争，迷信群众运动，迷信过去的战争经验，以及迷信自己的魅力和控制力，以为可以以此扫荡一切前进中的障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异乎寻常的自信，“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发展到以是否忠于他本人作为分辨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进一步，更成为划分敌我乃至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是，自从“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的“一贯正确”了，他感受到的抵制越来越多，这就使他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恢复并加强党内外群众对自己的信赖，有必要树立并鼓励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同时这也就促使他越来越“左”，最终使得他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比较隐于内心深处的一方面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给毛泽东加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同“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相结合，似乎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圣人“君师合一”、“内圣外王”的身份，而这也正好迎合了毛内心深处的一种追求。后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这四个太多了，愿意只保留“伟大的导师”一个称号。这就使人想起他早年在《讲堂录》中说的，“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百代帝王”可说是他一生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之外求诸于己的另一执著目标。林彪宣称毛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这种讴歌曾持续十年不稍衰。“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当然为他始料所不及，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民主权利破坏殆尽，天下大乱做到了，天下大治却很渺茫。他本人晚年的威望也从辉煌的顶巅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低谷，从而为后人留下惨痛的经验教训。
１９７６年６月，毛泽东行将谢世之前，对身边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这番话，道出了他内心的一种真情，以及对晚年思想和实践的某种自省和忧虑；也可以说，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已经不那么自信了，悲观情绪溢于言表。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临终前，他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这里面确实也存在着他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和他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可是理想世界追求的结果是酿成一场空前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本人来说，就具有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了。
八．以阶级斗争达到理想模式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毛泽东一生的兴趣主要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这一点，初登革命舞台时的青年时代如此，在他的晚年表现得尤其突出，而且，他晚年的实践才能也比理论才能显现得更为充分。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起伏不定的经济建设中，他的过人的胆略和气魄，可说是随心所欲；而理论方面却不能这样说。１９５７年以后，他基本上没有再写过严格意义的理论著作。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文字方面的依据多是他的一些片断零星的讲话、批示等。然而，更重要的是从他晚年实践中，可以探寻出他思想的发展轨迹、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晚年考虑得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上所述，前者的答案是“五七”指示所描写的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而后者的答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的理论。
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核心。看来，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前面谈到，１９５８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就说了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还很短，苏联的问题很多，毛决心走中国自己的路。他首先是设计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他多次谈到过。在前面我们引述过的１９５８年他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那次谈话中，作了具体形象的描述。直到１９６６年５月，他给林彪的信中，展示的仍然是几年前所勾画过的那幅图景。概括地说，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自我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总之，平等、公正、纯洁，是毛泽东晚年执著追求的人类社会目标，至少是中国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他认为属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贯彻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他在１９４７年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阶级斗争”。可以说，毛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１９５５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由他定性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事件草拟了一篇社论，毛在审阅时加写了三段，其中有此一句：“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这表明他在政治上也接受了斯大林公式：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曾一度有所改变，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这一改变反映在八大政治决议中，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１９５７年２月，他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认为，在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可是，时间只过去几个月，反右派斗争又一次改变了他的论断。到６月公开发表《讲话》时，加上了大家都熟知的那个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的①“但书”。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在他看来就正是一场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到１０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仅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并且明确地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
①参看本书第２３９页。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不断革命”。他认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①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是它的领导层内）的确存在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也随着“三面红旗”实践的发展而加深。问题在于，毛错误地认为这种分歧恰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以，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在１９６２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导致继续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步步升级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经过他的认可，更宣称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了。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早在１９２１年１月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就说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是为探索解决国家、社会和人生问题去寻找思想武器，从而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１９２０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后来他回忆说：从此“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和最后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研究社会和改造世界，无论革命和建设，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是不行的，办不好事的。问题在“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而且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执著于这四个字，他的伟大功绩和晚年悲剧，都同这四个字分不开。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１-２２页。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有一些曾被认为是无可非议或很少怀疑的命题，如“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只有农民战争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等等。究竟对不对？是绝对正确、基本正确还是部分正确，在什么范围之内说才正确，甚至并不正确？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内容是无比丰富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哲学、科学、技术、宗教、民族，等等，各有其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发展的规律，也各有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阶级斗争决不能将之全部包括或替代。如自然科学的创造和发展，同激烈的阶级斗争恐怕基本是成反比的，战争年代就严重影响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如此，它们都有赖于社会的稳定。何况有些问题，并不能用阶级斗争就能完全解释清楚，如民族、氏族、家族问题，宗教、宗派、教派问题，整个国家利益、国家联盟利益等问题（包括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就是如此。毛泽东善于抓事物的要害和本质，但是也往往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不顾或轻视事物的丰富性、多样性。我们过去理解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是局限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我们自己经历的历史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基本上只在革命时期起主导作用，和平时期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但决不能靠“阶级斗争为纲”来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前进。今后存在的阶级斗争，是在和平与发展的范围内，在和平竞争范围内，在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过去长达２０年的“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说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夸大了革命年代的经验，也曲解了马克思、列宁的有关理论或者将它当作了教条。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观点，在马恩列的原著中，也并不是前后一致或无可探讨之处的。
回顾这２０年来发生的事变，理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者密不可分。前者是目标，后者是途径；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外壳。两个理论构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主体内容。围绕这两个理论，毛泽东晚年还有其他一系列有关的观点和思想，可举出如下各项：
１．关于政治同经济、精神同物质、革命同生产、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长期艰苦的物质环境与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一个主要经验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依靠政治觉悟、思想教育，引发高昂的革命热情、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江西如此，长征如此，延安如此，从而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这种政治力量、精神力量被认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林彪手摇红宝书，称为精神原子弹）。这种思维习惯化成理论认识，当然也可以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１９４９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深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土壤实际上还存在，并没有随着土改完成而消失，毛泽东却简单地认为，中国人民内外敌人只剩下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将一切他认为同社会主义相抗衡的不利的因素，都归入这个范畴。因此，５０年代以来，一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资本主义道路。脱离历史与时代的具体情况，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等等的对立，统统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打上阶级烙印”。这样一来，百家争鸣实际上不过是两家争鸣。而且总是认为，群众中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似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是经济，不是生产力，而是政治，是大公无私，是一心为革命。认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斗私批修”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作用在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服务、促进各项工作的，因而也是无所不在的，不可或缺的。可是，片面夸大政治思想的作用，甚至无限夸大，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比起发展生产力来，毛泽东对改变生产关系有更大的兴趣。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①从这种基本倾向出发，他总是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他经常引用列宁的这段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他认为，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他号召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他还肯定了林彪提出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的说法；１９６６年初，在全军政工会议文件中全面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整套意见：“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中央随即发出这个文件，说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荒谬口号，他都赞许过。他把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主张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包产到户、集市贸易、个体副业、长途贩运等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打击；经济利益、物质力量、经济规律，乃至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奖金制度等作用，被一再贬斥，完全不重视用经济手段去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此过分夸大政治对经济、神精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这样用精神转化物质，用政治代替经济，用革命贬低科学，用形而上学偷换辩证法，自然不可避免地要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唯意志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规律是可以用人的意志来创造的，而不认为主观能动性是对客观规律、客观可能性的认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和被客观环境决定的。
①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２９页。
２．关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平衡和不平衡、破与立、乱与治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它的核心――“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这是须作专门研究的学术问题；这里只是就其在实践中造成重大影响的这几个观点，作些粗浅论述。
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动”与“斗”，是毛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直言不讳：差异就是矛盾，矛盾无所不在。这可说是其斗争哲学的核心。他认为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这样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从而导致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认为世界事物无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之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以致最后实际否认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毛晚年常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８０高龄仍在说：“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么？”。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这也是产生于中国――封建主义历史悠久的农民大国的独特经验），为实践斗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只要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人多势众，力量大，见效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而且认为政治运动是使人净化，达到灭个人（小我）、重集体（大我）的最好途径。从而搞斗私批修，人人过关，洗脑筋，换思想，受教育。这也贯彻了他的实践哲学理论：唯有实践出真知。从除四害到反右派，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无不通过搞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来实行。所选择的这种最佳方式，从理论到实践，他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大独创，既顺乎国情，也符合马克思主义。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开国以后，为什么运动一个一个接连不断。在对“无冲突论”等进行批判时，往往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理论著作中，作者并没有论述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何在。如果说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则应当是非对抗性的，以同一性为主。人类社会发展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不论何种社会、何种年代，斗争性与同一性总是共存的，不过随实际情况主次轻重不同而已。固然，所有的统一体内部都包含着斗争，没有毫无斗争性的同一性；可是从逻辑的先后来说，却是同一性先于斗争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也就不会有斗争性了。我们在同内外不同政治主张打交道时，不是还常说“求同存异”吗。在斗争哲学的统治下，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
平衡与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互不可分。平衡反映一种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质的稳定性，否认相对静止和相对平衡，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生命运动，天体运动，无不如此，都必须保持平衡，都是平衡中的不断运动。社会经济活动也是如此。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企业内部之间，都互为条件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同其他部分脱离和独立发展，都必须平衡地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发展中的平衡称之为“经常趋势”、甚至“自然规律”。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平衡，不是不平衡，必须力求经常达到平衡，否则经济活动就会不正常乃至遭到破坏。对待平衡与不平衡矛盾，毛泽东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①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绝对化，以此来说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不平衡的，这是对辩证法的一种曲解。经济活动的规律总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循环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如新技术、新产业等不断产生，旧的平衡不断突破，自要求建立新的平衡，否则国民经济就不能正常发展，甚至会遭到破坏。不顾客观实际，人为地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只能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大跃进”的深刻教训。在“大跃进”时期，就曾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为指导思想，主观造出所谓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把留有缺口的平衡说成是积极的平衡，以为缺口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大鼓干劲。于是，一时放弃了计划工作中的综合平衡。在８０年代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多次大起大落，都同这种人为地破坏平衡规律有密切关系，都同处理发展速度、各种比例关系（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生产、基建与生活等）中没有保持好平衡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的不平衡，靠价值规律（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在破与立和乱与治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而引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说。不仅用这种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也以此指导“大跃进”这样的经济活动。而且，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生活各方面，统统持这种观点。总之，一切都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些形而上学哲学思维，确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变动、不断革命和不断斗争，使得整个社会经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过去老百姓常说，“共产党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就是这个意思。
３．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的讲话中曾说：“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这句话（及其后的一大段话）在后来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可以说，全国解放以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逐渐同两个概念联在一起，一是资产阶级，一是“右倾”。５０年代曾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胡适、梁漱溟、马寅初，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等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对知识分子政策一度出现转机。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工农业更快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１月，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认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都有赖于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第一次提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尖锐地指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错误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作用；还具体谈到对知识分子应当信任、支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提高他们的待遇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同年３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集中优秀科学家２００多人，经过半年努力，制定了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７年的１２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同年５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的“双百方针”，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时有“春天来了”之感。八大期间，他还说过，将来中央委员会要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来的正确判断立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终于伤筋动骨。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１９６３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可见，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新的革命内容，要找到新的形式，“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②用这种形式“可以避免出波匈事件”。这种办法随之同“大跃进”纠缠在一起，于是不断反右倾，反保守，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１９６２年３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又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继１９５６年的报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新的说明，并嘱陈毅讲话时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这就是有名的“脱帽加冕”礼。可是又好景不常。随后９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１９６３年开展的对修正主义的公开批判，加剧了对待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对文艺和教育的估计上。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相继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解放后的教育制度质疑，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于是批文艺“黑八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迭起。从批《武训传》开始，一直到打开“文化大革命”缺口的批《海瑞罢官》，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实际是为政治批判揭开序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宣称：这“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必须进行这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以“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千百万群众“奋起”，许多群众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也是就农业社会化的困难而言，但他并未采取过实际步骤。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发扬平均主义、唯上命是从的品质。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过去战争年代的好传统。但凡事过犹不及，问题是如何结合今天的实际予以贯彻。如果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置，认为唯有体力劳动最为可贵，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且是相对立的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属性的分析，毛泽东晚年更是走向极端。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如前所述，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１９５８年，他评断国内阶级情况时所作分析的结论是：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其中，第二个剥削阶级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因此，全国解放以后，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一代到新一代，各行各业，无日得宁。在他的心目中，电影、戏剧、小说、史学、哲学、理论、经济、军事……无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都可以被利用影射反党，直到李秀成也难以幸免，最后宋江成了代表“投降派”的靶子。“文革”时，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据此得以肆意践踏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造成无比严重、不可弥补的令人痛心的损失。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０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８０页。
４．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从历史上考察，毛泽东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就表示过重视民主的意思。井冈山时期，尤其是在１９２９年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在军事建设上坚持贯彻民主精神。延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制度”的新中国而奋斗；发动整风运动，也采用了发扬民主，以统一党内思想的提法。他历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成”。从在野的地位变成了执政的地位之后，他就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强调民主问题了，更从不提及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１９５７年７月，他曾希望通过整风反右，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可是随着而来的大大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个美好的愿望就一直搁下来了，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亲手造成了与此目标完全对立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于有着同一信念、同一奋斗目标，而且每个成员都是自愿宣誓加入的党来说，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由具有不同信念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民主集中制的适用性就值得考虑了。而且，毛对这个原则的解释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点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既包括民主又包括集中，但集中是应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的，并非高于民主的东西。可是，人们常认为民主和集中是一对矛盾，而在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集中日益脱离民主而存在，首长负责制变为个人集权制，一言堂、一锤定音、鸦雀无声等等，成为生活的常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最后蜕变为个人独断专行。当然，长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与渊源久远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难以充分贯彻民主制度的客观原因。延安整风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组织上也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策权：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推定他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时，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②这种规定自然同党内几十年的曲折发展有关，当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由于预见到革命斗争复杂而艰巨的形势，中央其他领导人基于对毛泽东的信服，认为必要时他可以作决断。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种个人决断之权，应当说，在客观上已失去其必要性。上述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前后，有关三大改造尤其是农村合作化道路问题，直到１９５６年批“小脚女人”走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存在过原则性的不同看法，可是这种不同意见并没有很好展开民主讨论，而是由毛个人作出决定，或者只是一个批示，全党就习惯地一致执行了。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５６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
从党同国家政权关系这个大范围说，党政不分，一元化领导，在战争环境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是这种经验用之于执政党领导建设的时期，也就不尽妥当了。随着强调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解决，在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时，毛泽东逐渐习惯于集中与专政。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①“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②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实质上类似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属于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遗产之一）：如“便民”、“利民”、“为民作主”、“民贵君轻”等，这些同权力归属的民主，其实并不相干。毛晚年很欣赏“大民主”，这并不是表示他对民主感兴趣，而是说明他对法制不感兴趣。他对一切规范的东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抵触似乎越来越大。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③他是奉为圭臬的。他正是要这样做，并且用中国的民间谚语来表达这个思想，说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并以此感到自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谈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因此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制衡和监督机制的问题，多年来不仅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相反，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是所谓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削弱了法院等作用。１９６０年开始，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取消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也取消了各司法机构间的制衡作用。民主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甚至不能起到一种手段的作用，于是仅仅成为一种装饰品和宣传口号。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看到当时的形势，可能因感到党内缺乏民主带来的后果，毛专门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可是，紧接着在十中全会上，他又随意批判党内当时许多正确的作法，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日益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日益严重的个人专断作风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相结合，民主其表，专制其实。于是，整人者不受监督和约束，被整者难以申诉和辩护。按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尚且以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更何况普通公民，哪还有最起码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言！“文化大革命”是对民主和法制最彻底的破坏，乃至砸烂公检法，终于导致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无政府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泛滥。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６８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３页。
③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０月第二版，第６２３页。
５．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商品经济问题。毛一生向往平等，反对等级，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陷入了思想误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同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所谓“公正、平等、纯洁”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自然格格不入。他这时多次借用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来否定社会主义必须贯彻的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除分配关系以外，他还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他认为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以不平等态度待人，不是靠能力吃饭，而是靠权力，等等，以至于社会生活领域中一切不平等现象，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都是“资产阶级权利”。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里，“法权”一词的旧译是有缺点的，因为原文并未含有法权或法律规定的权利这种意思。后来改为“资产阶级权利”，这仍然是不准确的译法。正确的译法应当是“市民权利”，它是同中世纪“封建特权”相对应提出的一个范畴，也就是《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平等的权利”。而等级森严、居高临下等等，正好属于封建的等级观念，正是同“平等的权利”或“市民权利”相抵触的。而毛却把所有这些东西，甚至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等等，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而要加以限制或取消了。
对于官僚主义、以势压人等等这些为群众所不满的现象，毛泽东极为厌恶和反对，应当说，他的初衷是好的。这也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能迅速发动起来的一个原因。但是他提出采用“大民主”的办法，“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反有理”，这就适得其反，造成天下大乱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他曾一度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工资制有很大弊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这就是希望首先从分配和消费上来实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张春桥迎合这种思想，在上海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长文。毛为之写了“编者按”，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转载于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时，毛还同意“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文革”时期，他把对待“资产阶级权利”，即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的态度，看成是识别“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一个重要依据。１９７５年，他再次提出：“资产阶级权利”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导致全国城乡不断地“割资产阶级尾巴”，彻底堵塞了繁荣经济、勤劳致富的道路。这种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还导致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认识，认为无论形式上和实质上，这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温床。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毛还搬用列宁就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情况说的话，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也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还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基于这些错误认识，毛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和“过渡”，对任何发展作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必要补充的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都一律加以排斥，给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造成严重困难和重重障碍。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发展，无疑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
这里可以附带提一下，毛泽东晚年还有“穷则革命富则修”这样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与人谈话时曾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而一旦富了，就一定会发生问题。他这种想法，不仅同观察西方革命渺茫有关，还鉴于当年东欧波匈等国农业合作化难以发展。可是，这个关于“穷”与“富”的论断，岂不完全陷入了一种悖论么？革命的目的在发展生产力，变穷致富；然而，富了又走向修正主义！那么，革命又到底为了什么呢？又如何自圆其说？总不能说为革命而革命吧。这一论断同马克思主义可说毫不相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目的在不断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以满足人们在这两方面不断增长的要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愈发展，生产力愈强大，社会主义因素便愈多，向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便愈成熟。毛晚年自以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穷”与“富”这个相关联的判断上，同样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基本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党的领导集体，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原理，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和实践道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当然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还有些正确的思想是与错误思想和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他的错误等同起来。这些就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了。
九．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形成之时，正是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进入空前的新的发展之时；时代也在呼唤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新的实践应该产生新的理论。
５０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以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这场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许多国家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酝酿着经济的起飞。整个旧世界的生产结构和市场服务，逐渐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和社会各阶级的结构也相应在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强大对手的挑战，可是囿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僵化体制的矛盾更为突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乃至发展速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尽管在某些领域中，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但这常常是不顾高昂代价得到的，因而无法稳定持久地保持这种优势，结果是总体差距越来越大。尽管以下这种对比不一定完全合理，仍能借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７％，１９８０年下降为２．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相当日本的１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超出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仅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２０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１２００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５０００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３０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６５００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６２００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３０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的激增等，即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言，由于资本主义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因此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基础上，同资本主义相比，必然创造更高的生产率，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结果，却表明并非完全如此。现实曾迫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这种改革趋势的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就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固有矛盾。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国内外情况的估量，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想超英赶美。１９５８年１月，他曾经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①１９６３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还提出科学实验是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之一。②可是将阶级矛盾、两条道路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和高于一切的任务时，这种重点转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确实是历史的不幸，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毛没有能在正确的思想发展轨道上坚持下去。如前所述，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单纯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公正的、不科学的。应该看到，任何思想学说的产生，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都烙有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印记。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穷本探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和尤其落后的中国，先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存在一个客观物质基础即经济与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这恐怕是苏联也是我们党历史上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的客观原因。穷则思变，越穷就越想快点富强，于是“穷”与“左”结下不解之缘；于是客观上越没有根据的东西，主观上对之反越坚定不移。以下从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②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３９页。
（一）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首先应当谈到国际形势即时代的影响。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１９４７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对世界形势曾作过如此乐观的估计：“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从这样一个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出发，从而制定国内政策，这也是毛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这个论断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早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即判定人类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重点放在后者。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当然更加夸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一步加深。可是，时代的发展却出现了曲折变化，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并未“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反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在１９４８年就发生了“南斯拉夫问题”。以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摆脱苏联模式的最早信号。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各国共产党开始从“斯大林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由改革引起的骚动。３０多年之后回头来看，大约人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曾迫切要求突破苏联的控制和干涉，改革从苏联照搬的政治经济体制，克服党和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错误，从而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论后世史家如何评价，实际上，波匈事件是国际共运改革潮流中涌起的第一个巨浪。
虽然对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曾给予一定的赞许；但苏联批判斯大林的浪潮和波匈事件的发生，终于引起他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忧虑。在１９５６年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伤感地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共产党也批评苏联……。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在毛看来，苏联、东欧正在起步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并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①毛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看得很严重，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②毛发动反右派斗争，也同他对匈牙利事件的思考有关。他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③从此以后，他错误地把社会上的一切可疑动向，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党内的一切跟他的意志相违背的分歧，也视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国内阶级斗争视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于是，形成了用阶级斗争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基础。到了“文化大革命”，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达到不分青红皂白草木皆兵的程度。由此最后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２１-３２３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３３４页。
③同上，第４３２页。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
中国山多地少，交通阻隔，自古以来为单一的小农经济。群雄争霸，农民起义，实质上都是土地战争；有人有粮就有兵，积粮为称王的基础。历代帝王兴修水利，奖励生育，励行屯田，重农抑商，走以粮为纲的老路。这种经济结构，阻碍分工，抑制交流，更谈不上科技进步。水利工程，常修常毁，毁林开荒，毁草种粮，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土壤不断沙化碱化，几千年来，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直到近代，社会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育的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据前述七届二中全会的估计，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９０％；１０％的近代工业多属具有浓厚超经济色彩的官僚买办资本。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阶级分化。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而农民小生产者则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处境，希望建立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进步寄托在自己所崇拜的偶像身上。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反映农民的这种理想社会思想，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太平天国、康有为和孙中山三次有同有异的理想社会思潮。在毛泽东思想引导下，中国革命是一场东方独特的、新型的农民革命。但是暴力革命只能带来政权的突变，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突变。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能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也立即翻身。事实说明，我们过去几十年，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后来的公社化）等三大改造，加上国家的财政援助，尽管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有这十多年来，实行了改革开放国策，才有望于２０００年时达到小康水平。从经济方面深加追究，也正是由于这种同封建主义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只能产生以家庭和土地为依托、以自给自足为理想的凝固而封闭的经济结构思想；所谓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加以客观上，过去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长期封锁，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来也主要是政府间的简单记帐贸易），使我国经济长期处在高度集中和政府统制的计划经济结构中，“文革”十年更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古今内外的影响，也使得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可能超越这种社会存在。我们不能苛求他的经济思想能同现代国际经济运动、开放发展的格局相协调相一致。１９５６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倒是我们现在应当很好继承和发展的。
当然，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长期的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农民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党员和干部大都出身于农民，农民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在党内不能不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思想土壤。此外，白区党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以及共产国际和苏共高度集权的影响，也使得党的民主生活难以健全，而容易形成家长制、一言堂作风。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几次整风运动，也没能得到解决（在那样一种体制下，也不可能解决）。相反，战争年代必要的一元化领导经验，发展到“书记挂帅”，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大家习惯于以“人治”代“法治”。此外，在我们这个根本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中国革命胜利与毛泽东个人威信的高涨同时到来，使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也难得摆脱传统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个人崇拜的既成事实。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最后促成毛泽东可以随意实行个人专断。可以说，这种中国特有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以及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势力（它们容易产生英雄崇拜和个人迷信），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三）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体制上曾长期存在的问题是过于集权。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习苏联，我们沿袭了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照搬了苏联集中计划的产品经济体制，并建立起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对外关系体制等。按照苏联模式，把国家所有制、指令性计划、统一调拨产品、轻视市场经济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把对科技、文艺等领域实行的行政干预和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集中管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内在要求。这些日渐僵化的体制，一方面障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文化艺术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干扰着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党政各级缺乏制衡与调节的机制，这都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实践发展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形成日益严重的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这里应当着重一谈的是，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正确解决领袖同党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执政党尤其重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为批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领袖同党对立起来的观点（所谓“领袖的党”、“群众的党”），有专门一章论述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文中强调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指明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里讲的是一般政党政治的原理，并没有论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这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列宁着重讲了领袖的重要地位与党和阶级的一致性这一面；而没有讲到另一面，即领袖必须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不能高踞于党与群众之上，尤其是领袖也有可能犯错误，同样必须受到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列宁很注意贯彻民主的集中制（他强调民主前提下的集中制），以避免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同马克思一样，很厌恶别人对他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他特别重视党政分工，防止党政机关犯官僚主义。可是，斯大林没能继承列宁的民主传统，却把列宁关于垄断权力的一些想法，发展到极端，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领袖终身制，高度集权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终于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关于领袖与党的关系，列宁已经有所侧重的不全面的论述和斯大林的集权专断，对我们党都曾长期发生过影响。我们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皇权高度集中、习惯定于一尊的国家，正如《历史决议》中说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过去在长时期中，我们惯于把领袖说成只是一个人，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革命理论只说成是个人的智慧，不讲还有集体的贡献；把一切成就归于个人，不讲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神化，说成绝对正确，而不讲领袖也是凡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误；到毛泽东晚年时，尤其形成一个坏的习惯：在任何场合，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曾以为反封建的任务也已经完成。长时期中，我们只注意了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同一切崇洋媚外的思想作斗争，却放弃了同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种种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自不是偶然的。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方面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①文中具体谈到过去在政治、思想和体制等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情况：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③
①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版，第２９５页。
②③同上，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④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版，第２８９页。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①“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②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①“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②
①②同上，第２９０-２９１页。同上，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①长。”
①同上，第２９１页。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
①见《邓小平文选》，第２９２页。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①
①同上，第２９３页。
上面摘录这么多邓小平讲的话，是以其权威性来说明我们过去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和肃清其残余影响之难。这个问题同上一节“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一回事，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中国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恐怕得几代人的努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在１９２０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毛泽东长时间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包括科举时代的必修课四书、五经、纲鉴等，也包括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小说、笔记、野史、杂集等。这两个方面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和内地长沙的毛泽东，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不多，只不过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的转手中有所涉猎，如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之类。他从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远不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了。笔者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为多。“大跃进”失败后，他才着意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早年到晚年，
①同上，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７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有几处摘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之外，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引文，斯大林的引文稍多一点，而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总不下几百上千条，即此也可见中国旧籍对他浸润之深。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生主要的思想原料，这话并不过分。我们说，在毛泽东思想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为靶子的。因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①
①见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夫子的这一笔遗产还是应当继承的。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①因此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要清楚地讲明他究竟认为孔孟有哪些“真理”，这是困难的，特别是晚年他已把孔孟当作没落奴隶阶级的代表。毛对孔孟学说，更多地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随时摘取某些语言，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比如，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讲到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时，这样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②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实际上，毛常常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①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②参看本书第３２-３３页。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作法就其好的一面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了下来。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
比如，早年读的《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以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儒家的影响。与此类似，前述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又如，毛不止一次地以刘邦、项羽作对比，批评项羽不能像刘邦那样从谏如流，结果最后垮台，闹到演出“别姬”一幕。就其本意，是教育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但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民主政治，远非古代用贤纳谏所能概括。如果领导人仍以居高临下的“纳谏”便是民主，那么，民主不过是恩赐，不过是点缀，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毛泽东自己，确实没能摆脱这种“君临”的思想意识，没有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建设起现代意识的民主生活。
再如，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①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①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２８页，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一生酷好读史，到老不衰。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阳儒阴法”，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
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的个人威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而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于是需要“大权独揽”，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了。“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他就由反对个人崇拜转而主张个人崇拜。１９５８年３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大跃进”时，柯庆施等人迎合邀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康生等人更是极力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尤其“文革”十年当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这一事实，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三面红旗”的失败，一系列政策措施越来越不得人心，天下大治甚为渺茫，党内党外对他的信赖越来越少，疑虑却越来越多。为了维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不得不借助于“大树特树”。将必要的权威与个人崇拜混淆起来，这种人为培植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从大政方针到日常小事无不遵循“最高指示”，而且“传达不要过夜”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就不可避免地加深失误和灾难，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个人崇拜必然助长个人专断。晚年的毛泽东是听不得任何批评意见的。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他自以为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的模式和途径，因此，不管谁对“三面红旗”提出什么意见，他都予以严厉驳斥；即令同中央集体发生严重分歧，他也固执己见，认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或一个人手中。从八届二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批判；庐山会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驾凌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无情的历史说明，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是：领袖犯了错误，必然导致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再思三思的。
（六）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不但搞阶级斗争如此，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等等，毛也习惯于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接连不断，政治上伤害干部和群众，经济上劳民伤财，给民族留下累累伤痕。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毛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是的，在２２年无比艰难的条件下，革命军队由小到大，小米加步枪，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了中国，最后终于消灭了由美国武装的八百万国民党军。这种战绩与经验，可说是史无前例的。难道到了１９５８年，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把经济速度加快一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可他恰恰忘记了古人之言：“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他也忘记了，他的这些伟大胜利并不仅仅是靠着军事力量取得的，在他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军队只是三大法宝之一。他似乎也忘记了，对于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尤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必然规律，还是很不熟悉的，远没有认识清楚的，还是“不自由的”。这层意思，他在执政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说过，后来却忘记了。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如“元帅升帐”（钢铁、煤炭、粮食三大元帅）、“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一马当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及“大兵团作战”、“挑灯夜战”之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毛对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过的军事共产主义十分留恋。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他多次谈到，我们党是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家长式的），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他曾多次表示，要逐渐取消薪金制，实行供给制。他还企图把各种社会组织都变成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高度集中的准军事组织；认为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创造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社会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建立人民公社和后来的“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五七工厂”等等，就是尝试。战争年代被敌人分割封锁，各根据地必须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引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于是不论农村、工厂，一县、一省，都提倡“小而全”、“大而全”，万事不求人。这种封闭式的经济，自然同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毫不相干，背道而驰。
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不顾条件的变化，到处照搬照用，必然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此路不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带有这种浓厚的狭隘经验主义色彩。
晚年毛泽东对待马恩列斯的理论，常以对他有用与否为取舍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段话，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至理名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这是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而且在书中明确指出，他这里所提出的是带有旧社会痕迹，仍然存在市民阶级权利的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也许把这个过渡阶段看得较短，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提出的过渡时期，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曾一时看得过短，一时又看得很长很长，由此在政治上产生一系列“左”的方针和政策；在经济上则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前面已经谈到，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观点，以及列宁提出的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论断，也都特别重视，借以为自己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作说明。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把“资产阶级权利”从本意的分配领域扩大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并把抽象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旧制度下有实际含义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由此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撇开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具体情况，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补充下，更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毛从实用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话，直到临终前，他还要求全党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误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令人极其痛心的历史悲剧，曾同“左”的教条主义作过长期坚决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而受到全党全民爱戴的领袖，晚年也陷入“左”的教条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灾难性的后果是违背他的主观愿望的。
从这个历史教训来说，我们后人应当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何等重要的历史责任！
十．结束语
本文有关部分已经说过，为了对自己实践中的每项措施和对策作出解释，毛泽东使他的晚年错误思想逐步具备了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态。其主要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概括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发展到极端，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文化大革命”。下面再简单概述一下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
１９５６年，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的问题后不久，在毛的主持下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一个最大原因。当时的一些论者，包括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把它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其实这并不是斯大林独有的现象，不善于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人，尤其手中有权的政治家，一般都很难避开权力的腐蚀作用。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必须受到民主和法制的制约，否则，权力能使人冲昏头脑，骄纵放肆，智力衰退。一个西方学者说得好：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难避免，斯大林的专制行为引起了特殊的震动，毛泽东的晚年也终于出现了类似的悲剧。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受批判的几个人中曾议论过“斯大林晚年”问题，当时只不过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隐忧，不幸的是隐忧终于变成了事实。
同权力的腐蚀伴生的是骄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漫长的２８年中，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尤其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那时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过于强大，还有斯大林的干预，等等这些决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风，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似乎客观失去任何制约，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尤其党与个人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客观的迷信与主观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确实有了骄傲的本钱，使得毛泽东不再谦虚谨慎了，日渐高傲而随心所欲了。
从历史上考察，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党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传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都宣称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这方面也有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邓小平认为，１９５７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１９５７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同时也为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运动准备好了舞台。这时知识分子不是箝口结舌，便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对“大跃进”、“吃饭不要钱”，不是没有人议论，但只能窃窃私议，有些议论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敌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内部。这也就是党内存在“走资派”、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伏笔。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打开了。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总是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问题在关键时刻，何者处于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概，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这是他本人也是全党的轻车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个百分比，谁都有辫子可抓，根本不要学，不要读书，也不要调查，而且“一抓就灵”。直到“文革”时期，关于经济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方针，走不出“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迷宫。
马克思说过，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对历史的发展常起某种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本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一下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并且侧重在同政治实践有关的思想，而没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气质等问题。其实性格与气质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大有关系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诗词作品足以方驾古人。他喜欢屈原，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可说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非凡天赋的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些诗句读来真令人神往叹服。应该说，伟大的革命家，不论马克思或者列宁，也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不然怎么能睥睨一世，在旧世界看见了新世界，并且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呢？浪漫主义气质同革命事业可以相容，有时会相得益彰的。一首“北国风光”的《沁园春》，曾经风靡重庆，在大后方多少高人雅士乃至官宦名流中引起震动。可是，在从事经济建设活动中，却容不得多少浪漫主义。“高峡出平湖”是好诗，但当年如果把这诗句当作必须立即贯彻落实的建设计划，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开头即提到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这就是说，凡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必不畏任何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的伟大人物必备的品质，毛泽东则表现得更为特出。但不容拂逆变为一意孤行，那就成大问题了。这种问题自随主人公的地位、权力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后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态，饿死了那么多人，大乱到那种程度，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于非命，难道他都无动于衷？这似乎只能从他自己所说的虎气与猴气中找到解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千钧棒之下误伤难免，可是玉宇却混乱不堪了。毛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还有这样一句话：“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一把钥匙呢？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心态也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喜欢读三赋：《恨赋》、《别赋》和《枯树赋》，从中是否可以讨到一些消息呢？
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过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一些年月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能纠正）。可是到了１９５６年，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到了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张，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在近２０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以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逐渐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深深的“左”的印记。毛泽东辞世已经１６年，可是“左”的影响，并未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到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①这种“左”的习惯势力至今还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障碍。近年有些“理论家”，还经常在报刊上、讲坛上散布这样一些“左”的论点：如改革开放引进来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囿于过去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还当作真理。因此，今年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能不再一次发出“主要是防止‘左’”的警告，要求我们把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难道我们能够再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吗？要真正纠“左”的习惯，就有必要认真清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因为“根深蒂固”的根子主要在这里。这样才能端正思想路线，从历史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与拨乱反正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得来何等不易，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深刻理解，我们才不会重犯“左”的错误，才会对“左”的东西具有辨别力和免疫力。
①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第２７页。
在最后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①历史是最公正的。百年千年后的历史，必然会同我们现在一样，公正地景仰地看待毛泽东，像后人对待古圣先贤一样，从他身上，从他的言行中（不论正确与错误），吸收养料，推动历史前进。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就有助于避免重蹈覆辙，可以使我们党和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版，第３６６页。
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命运正经历着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也碰上一个百年难逢的良好机遇。我们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抓紧时机，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往前发展。毛泽东终其一生，究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学，探治乱之源，求大同之境；他曾经唤醒民族，同内外敌人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使神州大地走上社会主义大道。他的许多思想遗教，他常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将启迪后世；他晚年来源于“左”的教条和主观盲动的错误，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无法为之掩饰，正好引为鉴戒。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