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觉得，老人于种种事情总是和少年立在反对地位。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以至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我觉得少的与老的，所以尚能相处一块，大半是为着利害关系。老的靠着少的供给他的衣食，少的靠着老的供给他的经验和智识。这虽然觉得是“极端言之”。吾国固因制度和习惯的不善，然后乃有此特别怪象。然老年、少年彼此的生活，确有根本不同之处。这道理是成立在生理和心理的上面的。人的生活所以有老年与少年的不同，是因为老年的生理与心理和少年的生理与心理不同之故。吾人的生活，统言之即是生理上、心理上欲望的满足。欲望因性的差别，年龄的差别、职业的差别、信仰的差别而各不同，而以因年龄有别欲望因而不同一点最为显著。这是东西学者业已证明了的。

　　吾人的欲望有多种，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誉欲、权势欲（一称支配欲）等等皆是。各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前者所以维持“现在”，后者所以开发“将来”。而两种欲望当中，食欲无绝对年龄差别，性欲则有年龄差别。

　　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中国则独将这个问题撇开到一边。我在小时看见多人做喜事，我便问他们何干？他们都说，一个人讨亲为的是烧茶、煮饭、喂猪、赶狗、纺纱、织布。我就问道，何不请一个工人省事得多呢？到了后来，才听得讨亲是为的“接后”，我仍是莫名其妙。直到于今，一看社会里面对于婚姻一事，尚寻不出半点恋爱的影子。社会上既不以恋爱为重，于是婚姻一事除开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以外，便只有那下等的肉欲生活。（所谓性的欲望，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老年人既不注意了恋爱，便单注意在“吃饭”一点。于是他的儿子要讨亲，他便说是他讨媳妇。他讨媳妇的目的，便是要他媳妇替他做奴隶的工作。《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２〕，便是丢脱儿媳的恋爱问题，专以媳妇干奴隶工作的铁证，至于有女嫁人，他不说为女择夫，到说是他选快婿。所谓“快婿”，便是只图他快，他的女儿快否，是不问的。甚者多索聘金，则又是只顾自己的“吃饭”了。总之，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资本主义则是深固的结合在一块，而恋是的好朋友便只有少年了。你说老头子与少年是不是立于冲突地位呢？

　　平子君鉴于赵海楼之逼杀其女，极不赞成父母主婚〔３〕，而没有说出所以然的真实道理。其余筠园、纬文、不平〔４〕诸君的议论，对于父母干涉子女婚姻一点，尚多徘徊两可之谈，未明绝对难侵之理。（不平君主张父母作有力的参加人，更说远了。）我特在生理上、心理上找出根据，证明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在子女方面，对于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应为绝对的拒绝。必要做到这点，然后资本主义的婚姻才可废止，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作者原意似拟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的大标题下，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妨碍自由恋爱的两大问题，分写两篇文章，一为本篇《打破父母代办政策》；一为下篇《打破媒人制度》。但下篇见报时，未再用上述大标题。

　　〔２〕见《礼记・内则》原文为：“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

　　〔３〕平子，即张平子（１８８５―１９７２），字启汉。湖南湘潭人。同盟会会员。１９１９年任湖南《大公报》主笔，与毛泽东来往较多。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我不赞成父母主婚》一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　赵海楼，即赵女士之父，见本书第４１４页注〔１〕。

　　〔４〕筠园、纬文、不平三人生平不详。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湖南《大公报》发表纬文《婚制改革问题》一文，主张废除早婚，限定结婚年龄；儿女自行择合，经父兄鉴定；或由父母择合，经儿女许可。同日，该报在《赵女士自杀案的舆论》标题下，发表不平的文章，认为儿女婚姻要志愿结合，父母应做“有力的参加人”，“以便过细发展，不致草率了事。”１１月２１日，该报又发表筠园《我改革婚制谈》，认为青年男女学问没有养成，“抉择力都弱，自由结婚还有弊病”，主张改革婚制从打破“男女界限”入手，实行男女同校，并为他们提供交际机会。

　　我常研究旧式婚姻所以尚能维持的原故，以为这是由于有一种极大的迷信。

　　何以呢？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他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妇之间便应该充满了恋爱。为甚么打起屋大的灯笼，寻遍了全中国的社会，竟看不见半点恋爱的影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竟可以将这种非常势力轻轻挡住，是什么原故呢？

　　有人答：“因为中国的礼教”。但四万万人懂得所谓“礼教”的到底有多少？全中国二万万女子一字不识不消说，全中国农人，全中国工人、商人，他们又认得清几个大字。把他们都除掉，真正懂得礼教的，便只有身穿绿长褂、自称读书君子的一最小部分了。“读书君子”之外，大多数毫无知识的妇女及农、工、商，支配他们的精神界，而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的大护法，来挡住这恋爱要求的横海潮流的，我以为不是别的，就是唯一的“迷信”。

　　迷信最大的就是“婚姻命定说”。一个人刚刚掉下母亲的肚子，便说他的婚姻是已经前定了。年纪大一点，自己发生了婚姻的要求，却不敢自己议婚，一听父母、媒妁来处置。以为自己议婚与父母、媒妁代办是一个样子，横直己〈已〉经前定，无论什么都好。婚姻办了，夫妇团圆，除开挡不住恋爱的自然势力的人，或是毁弃一切，大闹起来，闺房之内，变了两口相杀的战场；或是桑间濮上别有天地，实行他们的秘密恋爱。自此以外，那许多号称家庭和睦的好夫妇，都是脑子里装满了“婚姻命定”四个大字的。所以“世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１〕、“月老牵丝”、“天作之合”等等，便是他们时记着的格言。这样服从命定说的婚姻，在中国社会大概要占去十分之八。这十分之八的夫妇，他们的恋爱滋味都在“莫名甚妙”之中。要说他好，他们又时常发出叹声；要说不好，他们居然是一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屋子，吃饭睡觉，生男育女，好像真正是“天生成”的。有时吵几回嘴，打几次架，气一转过来，想到“世〈百〉世修来共枕眠”、“天作之合”上头，便立时恢复原状，仍旧吃饭、睡觉。因有此命定说，媒人便可不负责任。中国人不论是瞎子、聋子，本都有做媒的资格，人人心中都存想婚姻命定，遇着某家有什么亲事，不论他相当与否，一概照例拉拢，以为要不拉拢，定遭神遣〈谴〉。“婚姻拉拢不拉散”的话到处流传。假若有人“察亲”，询问“亲”的邻家，邻家是照例不说坏话。及至女归男室，便算是“乾坤定矣”，“钟鼓乐之”。无论怎么样不好，都不敢再有翻悔，只好想念着“婚姻命定”罢了。因有此命定说，那极无道理的“指腹为婚”、“襁褓择配”，都从此发生出来。大家到认做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你若问他理由，他的答就是“婚姻命定”。咳，“婚姻命定”，你的力量真大呵！

　　“婚姻命定说”是一个总迷信，其余尚有附着的许多小迷信。

　　（一）是“合八字”〔２〕。中国父母代办子女的婚姻，并不是毫不选择。他们为子女选择婚姻，到是狠费了苦心。但他们选择的标准，不在容貌、性情、体格、学问、年龄上面，只在八字的合不合。所以婚姻的第一步，便是“合八字”。合八字有二样：一是请算命先生合的，一是请“菩萨”合的。只要八字合得来，便是鬼也可扯拢做夫妇。社会上往往有小年纪的女子，配着大年纪的丈夫，或是小年纪的丈夫，讨了大年纪的女子。我们乡里有一白话，“八十公公生一娃，笑死长沙十万家”，便是纪一件一个十八岁的女子，配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生下了一个小孩子的故事。此外，丑夫对着美妇，或美妇对着丑夫，便以“福禄生在丑人边”相慰，也是常有的事。其余性情、学问等项，是一样不算什么标准。

　　（二）是“订庚”。合八字之后，婚姻的第二步便是“订庚”。将男女八字各写在庚书上面，当着“神明”，烧起香烛，祷祝他们“偕老百年”，这段婚姻从此便算成了铁案了。订庚本有契约的意义，但庚书上面并不写什么契约的话，单止写上年、月、日、时等八个大字，所有婚姻必需的种种条件，并不规定一事，要不说他是迷信不可得了。

　　（三）是“择吉”。订庚之后，男女过礼，要选好的日子，要没有什么“煞”、什么“忌”方行。普〔通〕是看黄历上的“宜”、“忌”。其次请星卜推算。其次问菩萨可否。这次赵女士求父母更改婚期，他的母亲便说：“择吉已定，万难更改。”要是依着改期，待他哥哥回来，也未必定要葬送在这很好的“黄道吉日”〔３〕哩！

　　（四）是“发轿”。这个更糊涂了。说什么当时商纣迎接妲己〔４〕，在途为狐精换去，后来女子出嫁，恐怕变成妲己第二，所以第一要用坚重的彩轿，第二是将轿门紧锁，第三便请动“喜神”好些将护。有人说这次赵女士若是坐着敞轿，不用金锁重封；外面可以看得，未必便会自杀。

　　（五）是“迎喜神”。一个新女坐在重封乌黑的轿里，已经是闷得谎〈慌〉了，及到夫家轿子放下，还要从容的迎接喜神，说是请他“呵禁不祥”。这次赵女士到吴家，己〈已〉经将要落气，吴家正豫备着迎“喜神”来“呵禁不祥”呢！

　　（六）是“拜堂”。拜堂是拜见祖宗，说是家里添了一个新娘，要请祖宗保佑他“多生贵子”，“裕后光前”。西洋不告祖宗，也要告什么上帝，说你们的恋爱是上帝赐给的，你们夫妇关系是上帝合成的。

　　这一些迷信，只算是婚姻上的一些把戏，不外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做绳索，将他们深深的捆住。从说媒直到过礼，这一对夫妇被迷信的绳索缚的转不过气来，以后便是稳稳当当很和睦的好夫妇了。赵女士的婚姻，除开“拜堂”以外，各种“大礼”自然都是经过了的。他的寻死，这些迷信，一定是“与有力焉”的。我们倡言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讲到这里，便不得不联想到人人会说的那一句老生常谈“教育普及”了。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语见《增广贤文》。原文为：“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

　　〔２〕合八字，旧时男女婚配前的一种迷信习俗，即用天干地支将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写出来，共有八十字。根据这八个字，推算人的命运凶吉、婚姻美满与否。定婚时，须先交换男女双方的八字帖（亦叫庚帖）。

　　〔３〕黄道吉日，迷信星命之说。谓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六辰都是吉神。六辰值日、诸事皆宜、不避凶忌，称为黄道吉日或黄道日。

　　〔４〕商纣，亦称帝辛，商朝最后一个帝，在牧野之战中被周武王打败，自焚而死。妲己，姓己，有苏氏之女，有美色，有苏氏因兵败将其进献给纣，为商纣宠妃。

　　讲到“媒人”这个东西，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把戏了。中国社会里的把戏很多，像那文章啦，科举啦，土匪啦，官僚啦，无非是一些把戏。又像冲傩〔１〕啦，打醮〔２〕啦，耍龙灯啦，玩狮子啦，以至医生看病啦，教员上课啦，男女结姻啦，无非是一些把戏。中国这种社会简直可以称做把戏的社会。结婚这个把戏里面，关涉到男女问题，又生出了许多小把戏，像那爬灰啦，盗嫂啦，养汉啦，争风啦，带〈戴〉绿头巾啦，使仙人跳啦，等等都是。而在婚姻里面，出乎这些小把戏之上，竟可以称为“大把戏”当之而无愧色的，便算那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的“媒人”了。

　　中国的媒人，有下列各种的怪现象：

　　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

　　一次婚姻总有十分之八以上的说谎；

　　以“神”及“八字”为护符。

　　在中国婚姻上操有大权的，人都说是父母，其实父母虽有主持之名，没有决定之实，有决定实权的便是媒人。中国人人有做媒的资格，且认做媒是一种义务似的。一遇人有子求亲，或是有女要嫁，他左右前后的人，随便那个，都可以寻着这事去干。这种媒人，第一便是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两边游说，心注“成功”，而词旨论锋，总说听你们两下自愿，其实自经他几番饕嘴，做父母的虽有铁耳，早已化成了软绵。我见过多少媒人，成功的总占十分八九。他以为若不撮合，便是我的罪过，倘然合了，使他们两家无亲变为有亲，可算是一件功劳。在这种拉拢主义底下，有离不开的一件事情，便是“说谎”。男女两家，既都不相接近，种种实际，互不相知，女子闭在深闺，更加不易察觉。他就信口开河，造作言语，务使两边父母，听着都能快意。一纸婚书，便构成了这回亲事。所以，往往结婚之后，骡唇不对马嘴。如这次佘四婆婆之摄〈撮〉合赵女士、吴五，便说是〈是说〉谎的好证。甚且变换新郎，或更易新妇，这竟是一个“矛盾对当”，不仅止“些微说谎”了。媒人既已只务“拉拢”，而又“白屁”喧天（乡人谓说谎为谈白屁），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几乎塞满了中国社会。又何以男女两方，竟不闻有无〈向〉媒人开衅，而法庭诉讼，少闻控告月老先生，他反得自在逍遥，礼金丰入。这是什么原故？是则“神”及“八字”之所赐福，责任诿卸到冥冥之中。无论父母是照例不怪媒人，就是子女也只得怨自己前生有过，错已铸成，只好将错就错。这是阻碍正当婚姻的大因，我于上一天本报，己〈已〉经痛切的论过了。

　　媒人既是坏到这样，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媒人这种东西，应该投畀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要理他。倘因乡曲风气未通，一时难尽去掉，也要男女互相睹面，防制他的说谎原因。婚成不对，可向诘责，媒人不能不负责任。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澈底的撤开什么男女大防。这几天新城、毓莹、柏荣、西堂〔３〕诸君，巳〈已〉经详细说明，用不着我迭〈叠〉床架屋了。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冲傩，旧时的一种迷信活动。意在击鼓驱疫，有时还伴有傩舞。

　　〔２〕打醮，道士设坛祭神的迷信活动。

　　〔３〕新城，即舒新城（１８９３―１９６０），湖南溆浦人，时任教于长沙福湘女校。他的《改革婚制先决的一个问题》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３日湖南《大公报》，该文认为“普及教育是男女社交公开的先决问题”。　毓莹，即龙伯坚（１８９９―１９８３），湖南攸县人。五四时期曾主编《新湖南》。他的《一个问题》一文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湖南《大公报》，该文主张男女婚姻如受干涉。或誓死不允，抱独身主义；或出走，谋独立生活。柏荣，即李柏荣（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湖南邵阳人。他的《我对于赵女士自杀后的意见》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湖南《大公报》，主张打破旧式的亲权家庭制和买卖婚姻制，号召男女青年与“恶劣社会”奋斗。西堂，即李肖聃（１８８１―１９５３），原名犹龙，字肖聃，号西堂。他的《论赵女士自杀事》，发表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４日湖南《大公报》。该文反对父母纳贿逼婚，反对媒婆串合隐瞒，建议设立婚姻改良会，以及男女交际机关。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１〕，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就一计划书，今抄出计划书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教诲。我觉得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似可成为一问题，倘有同志，对于此问题有详细规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的很。

　　（一）

　　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应划分每日之时间为六分。其分配如左：

　　睡眠二分。

　　游息一分。

　　读书二分。

　　工作一分。

　　读书二分之中，自习占一分，教授占一分。以时间实数分配，即：

　　睡眠八小时。

　　游息四小时。

　　自习四小时。

　　教授四小时。

　　工作四小时。

　　上列之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之一个要素。

　　（二）

　　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列举如左：

　　（甲）种园。（一）花木。（二）菜蔬。

　　（乙）种田。（一）棉。（二）稻及他种。

　　（丙）种林。

　　（丁）畜牧。

　　（戊）种桑。

　　（己）鸡鱼。

　　（三）

　　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现时各学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练习手眼敏活，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此为手工课之优点。然多非生产的（如纸，豆泥，石膏，各细工），作成之物，可玩而不可用，又非实际生活的，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

　　在吾国现时，又有一弊，即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不乐农村生活，尚有其他原因，今不具论。）此于地方自治之举行有关系。学生多散布于农村之中，则或为发议之人，或为执行之人，即地方自治得学生为之中竖〈坚〉而得举行。农村无学生，则地方自治缺乏中坚之人，有不能美满推行之患。又于政治亦有关系，现代政治，为代议政治，而代议政治之基础筑于选举之上。民国成立以来，两次选举，殊非真正民意。而地方初选，劣绅恶棍武举投票，乡民之多数，竟不知选举是甚么一回事，尤无民意可言。推其原因，则在缺乏有政治常识之人参与之故。有学生指导监督，则放弃选举权一事，可逐渐减少矣。

　　欲除去上文所说之弊（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鹜于都市而不乐农村），第一，须有一种经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论大小多寡，皆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现今社会普通之要需。第三，此种工作之场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必为农村之工作。

　　上述之第一，所以使之直接生产。第二，所以使之合于实际生活。第三，所以养成乐于农村生活之习惯。

　　（四）

　　于上文所举以外，尚有一要项，今述之于下。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其言固为不错。然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家庭之人无知识，（家庭之组织不善习惯不善等从之。）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柄〈枘〉凿，其结果只有二途：一则被融化于家庭，造成一种孝子顺孙新旧杂粹〈糅〉之乡愿。一则与家庭分张，近来“家庭革命”“父子冲突”之声，所由不绝于耳也。社会亦然。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社会之组织不善习惯不善等从之。）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柄〈枘〉凿，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隐士之隐，多为社会与其理想柄〈枘〉凿而然。）故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

　　虽然，欲依现在之情形，由学校之力，改良家庭与社会，由办学校之人，同时为改良家庭与改良社会之人，其事果得为乎？此吾可径答之曰不可得为也。盖依现今之情势，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其关系，非为有机的而为无机的，非为精神的而为形式的。形式尽相结合，而精神上则常相冲突。今以学校对于学生之目的言之，为“养成有独立健全之人格之人”。而家庭对于子弟之目的，则为“养成可供家庭使命之人”。（例如父兄只责子弟赚钱养家，却不问其来历。）社会对于个人之目的，亦非以社会为个人之发展地，而以个人为社会之牺牲品。（例如工厂奴使工徒，又各种机关下级人员之生活，多感痛苦而不觉愉快。）此岂非精神上相冲突之明证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家庭，学校，社会，将相违日远，焉有改良之望哉！

　　今请申言吾人之意，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盖所谓改良家庭，改良社会云者，无非改良“生活”，而旧的家庭生活，与旧的社会生活，终不可以改良。此等之旧生活，只适用于旧时代。时代已更，则须别有适应此时代之新生活。且伊古以来，几曾真见有改良其旧之事？有之，皆创造其新者耳。近人知旧剧之不可改良为新剧，而岂知各种旧生活亦皆不可改良为新生活也。今试征之家庭与社会之事实，与现今之家长言子弟人格独立，与现今之工厂主谋与工徒分配平均，尽人而知其不可能也。故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

　　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前节所云“生产的工作”“实际的工作”“农村的工作”，即新生活之大端也。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夫论政治革命之著明者，称法兰西；论社会革命之著明者，称俄罗斯，所谓“模范国”是也。论街衢之修洁者，称柏林；论商市之华丽者，称巴黎，所谓“模范都”是也。吾人于南通县之自治教育，亦艳称之，则又所谓“模范地方”也。所以然者，效验既呈，风树乃树，世人耳目，咸集注之。诚欲转移风化，自宜养成一种势力，而此种势力，宜抟控而切忌涣散。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宜按实。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２〕。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３〕，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４〕。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五）

　　第二节所举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

　　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玉〕蜀黍等亦可间种。粗工学生所难为者，雇工助之。

　　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

　　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

　　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

　　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六）

　　各项工作非欲一人做遍，乃使众人分工，一人只做一项，或一项以上。

　　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去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

　　（七）

　　依第三节所述，现时各学校之手工科，为不生产的，所施之能力，掷诸虚牝，是谓“能力不经济”。手工科以外，又有体操科亦然，各种之体操，大抵皆属于“能力不经济”二〈之〉类。今有各项工作，此两科目可废弃之。两科目之利，各项工作之中，亦可获得。　（完）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湖南教育月刊》第１卷第２号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今春回湘，指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２日离京赴沪，４月６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２〕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１８８５―１９７６），年轻时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东京创办《白桦》杂志，提倡人道主义。１９１８年，创办《新村》杂志，宣扬乌托邦思想，主张建立新村，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他还买地建立了第一个新村，从事半工半读。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３〕工读会，指留美中国学生工读会。成立于１９１４年，初名勤学会。１９１６年改为此名。其宗旨是“以半工半读为助成学业之方法，以节省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

　　〔４〕勤工俭学会，指留法勤工俭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１９１５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为目的，号召中国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主持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