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东山小学接触到《新民丛报》的时候起，毛泽东就很喜爱梁启超的文章，这不但由于其思想内容多是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是文笔，也明白晓畅，富有感情，长于说理，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毛以梁文为范本，也是很能写出这种笔法的论文的。

　　进入第四师范，教国文的是袁仲谦老师，学生们背地里叫他做“袁大胡子”。这位清朝的举人，可是不佩服梁启超的文章，跟当年许多老学究斥梁文为“野狐禅”一样，贬之为半通不通。袁老师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只是认为学梁启超走错了门径，这不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主张学韩文，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不论论说驳难记事抒情，无不佳妙；作文以为师法，门径就正了。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唯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老师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要知道旧时的读书人，只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敲门砖在手，不愁找不到饭碗。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儒学代表人物，所谓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实韩愈其人其文，主要还是宋人欧阳修等抬举起来的。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也是过分夸大了的。韩愈本人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反对六朝骈体文，以为华而不实，只是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他主张“文以载道”，学习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由于那时皇室崇尚佛教，他企图以古文来宗经明道，尊儒排佛，尊王攘夷，以儒家的入世观反对佛家的出世观。自汉代受辞赋影响，逐渐倾向骈俪体裁，到了六朝，一切散文、韵文都骈偶化了。当时北方学人颜之推即极力反对，北朝就有过复古运动。魏晋六朝的抒情散文，一直为后人推崇（章太炎、鲁迅都是非常赞赏魏晋文章的），唐初陈子昂等也提倡秦汉散文。各个时代各有其流行口语，时代变迁，几千年前的直言口语，便显得古朴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即是平文（白话文）运动，古文正同骈文对立。按现代学者的研究，唐宋古文和唐宋传奇文乃孪生姊妹，前者鼎盛之时，也是后者风行之时，而古文巨子又多传奇大家。传奇文实是古文运动另一支生力军。陈寅恪说，唐代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韩愈也写传奇文，《毛颖传》即最著名者。风气所及，传奇文成为唐代士子干谒的敲门砖。唐代古文运动有其时代意义，韩愈乃是主将。不过韩愈虽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在宋儒眼里，他仍然是一个相当驳杂的文人。从文章来说，他虽极力推崇秦汉古文，实际上自己不仅能写富有辞采的散文，也能写铿锵上口的骈体文；他继承遗产，融合众体，既不失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有名的歌颂隐者、讥讽豪门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不过600字，骈散为一，偶句铺陈，间夹韵脚，并以歌词结尾。古今论者都称道这篇杰作，实开唐宋古文赋（如《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等）的先河。

　　毛泽东于是来到玉泉街，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韩愈的书不止一个版本，善本价贵，不是穷学生买得起的，毛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工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朗朗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地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①

　　经过理解的诵读熟记，就如钱存在柜中，可以随时取用。“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①

　　《讲堂录》的后部分，有大量关于韩文的笔记，共包括七篇诗、赋、论，即《元和圣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以及有关内容的评介和议论。如《闵己赋》后，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引用韩愈为自己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一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处。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在评白皮书的时候，毛提到韩愈的《伯夷颂》，以为现在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1956年12月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毛又提到韩愈的《送穷文》，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人们听到过的。他对韩愈的诗也有好感。在给陈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文章格局和思想方面的影响，这里就不举例了。

　　和韩愈并称的古文运动柱石是柳宗元，后人以韩柳为古文宗师。柳宗元一生坎坷，因参加“势必失败”的王叔文一派党争，被贬后处于蛮荒之地十多年，死在柳州。他的文章精练整洁，尤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精如珠玉；他的胸襟与视野都比韩愈广而深。章士钊以半生精力研究柳文，于20世纪60年代写成100万字的大著《柳文指要》，从多方面论证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跟韩愈对比，称颂柳“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韩“以民为仇”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书兴致很高，曾通读一遍，还表示过要读第二遍。给别人的信中，说这部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1965年7月18日复章士钊的信中说：此书“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①“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流行过尊柳贬韩的说法：柳是唯物主义者，韩是唯心主义者；柳是“法家”，韩是“儒家”。由于毛泽东的关怀，此书于1971年得以问世。

　　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袁仲谦早已不在人世，他还要求湖南地方当局对袁的遗孀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足见学生对当年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据袁仲谦的后人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家清理旧书时，还发现过当年夹在书中的毛泽东借书、还书的条子。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情形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在学校生活中，老师的关系最大，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往往对学生发生深远的影响。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①；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② 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他家世代书香，外祖父平江向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身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他“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幼年曾受父亲影响，发愤自学，学古人的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持之以恒。1892年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旬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他提倡这种治学精神和读书方法，也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并影响于他的门徒。

　　杨昌济19岁考取秀才，乡试（考举人）未中，即弃科举。1895年到1898年，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友”。在讲演会上，曾向谭嗣同请教，谭很赞赏他的提问。在“百日维新”发布新政诏书时，他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他认为，农工本性为“朴钝”，“苟无士人为之联络，则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振兴农工之法，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必由“读书明理”之士人倡导，“慨然以振兴农工为己任，则随处聚会，随处讲论，而振兴之策，自日出而不穷也”。谭嗣同为变法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后来在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这样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杨昌济是在留日高潮中较早出国的。他自己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同行共30多人，他的年龄最大。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1909年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外侮频仍，国事江河日下，留学生中多有一种执著的忧国之心。留日学生办的刊物达20多种，杨度、杨毓麟等办的《游学译编》，以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为宗旨。杨昌济将他的部分《达化斋日记》发表于该刊，宣传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理性，“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同时强调变法维新，要以民为主，主张依靠下层“小民”，着力于改变思想：“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变科举，变学校，变之自上者也；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又特别强调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同杨昌济一道去日本留学的陈天华，著有影响极大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革命读物，最后留下了激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绝命书，蹈海自杀，使杨昌济感到极大的悲愤。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惨烈殉国之后，一同在英国留学的同族好友杨毓麟（笃生），也愤而蹈海自杀了。朋友的死，使他更加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以此来报效国家和国民。

　　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

　　同黎锦熙的交往

　　长沙浏阳门正街南边有一所很大的公馆，叫李氏芋园，是清代封疆大吏李星沅的产业，不只是房间多，还有一个精巧的园林，有池塘、假山、柳树，树阴下的石凳便于闲坐。经过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变迁，昔日的园林胜景，已经踪影全无，只有芋园这个地名依然存在，不过成为街道的名称了。现在这僻静的小街两侧，大约就是当年李氏芋园的范围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时候，这里是他星期天常去的地方。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那时都住在这里。毛泽东、陈昌、蔡和森等人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常来这里讨论，请杨昌济指导，黎锦熙有时也去参加他们的讨论。

　　学问学问，勤学好问，这是毛泽东自幼遵守的信条；凡遇积学之士或知名人物，尽管不认识，他也不怕冒昧求教问学，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可举这样一个例子：1917年春，曾积极帮助过孙中山、黄兴革命的日本志士白浪滔天（宫崎寅藏），来到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闻讯即与萧植蕃（萧三）以一师学生的名义，向白浪滔天去信，表示愿见丰采，聆取宏教。这封手书原件竟在异国被保存下来了。信中说：“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黎锦熙（邵西）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后来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不过大了四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只不过是间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共编国文。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于是租用了这李氏芋园作编辑人员的住宅。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当时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以多半篇幅记载欧战和世界大势。因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三期即停刊。

　　4岁的年龄差距，对于三四十岁以后的人来说是不算一回事的，对于20岁刚出头的人来说，却是颇有关系的，就如同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同四年级的学生一样。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讨教。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记下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芋园的事。这日记居然写得极其简略，没有记下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可以看到谈话涉及的方面。他们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指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黎锦熙读了严复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极感兴趣，于是向毛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那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的时候，这当然是他们关心和谈论的题目。黎锦熙日记里记下了他们阅读《甲寅》月刊的事。《甲寅》是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刊物，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毛对这刊物有兴趣，后来还写信托萧子升设法借阅。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也是毛同黎锦熙谈论的内容。

　　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虽极简略，但我们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两千余字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黎的印象，黎同他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所受于黎的影响。毛当年很厌恶学校课程繁多，妨碍他专心致之的学科。大概是由此向黎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谈到除博学于文之外，还须具通识之才，并谈到历史、地理之学，以及设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为美学与技能之学的必要等等。信的开头即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论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是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依送别，那天黎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分别以后，他们还时有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寄去的6封信，现均保存下来。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对故人的关心。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些名流失身劝进。毛泽东不希望黎锦熙卷入劝进活动，1915年11月9日写信劝勉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他希望黎早日脱离北京这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渴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复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毛泽东在下一封信里表示前一封信里说的，是自己的过虑。君子爱人以德，我们可以从其过虑中看出他对黎真正的爱护和关切。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涉及了时局，涉及了教育，涉及了哲学“大本大源”，涉及了体育，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当年毛泽东的思想极其重要的材料。从1920年6月7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虽然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独特的学习方法。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得学拘也是大弊。”“国拘”是严译《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当是指学科方面偏爱偏废导致知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时毛也有过出国留学的想法，后来没有成为事实。那时他的好些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正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很热心地为他们奔走筹款，力促其成，甚至送他们到北京、到上海。他自己是不是也出国去呢？比起法国来，他更加向往经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他当时在写给新民学会女会员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不多久，留俄的想法也放弃了。早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长信中，毛泽东就谈到，同日本（土疆三岛耳）、德国（土地敌吾二广者耳）相比，研究中国学问之难：“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终于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否出国留学，毛泽东求学的目的是为世界和中国尽一点力。而且，实地的调查研究，以增进对国情的了解，甚至是比读书更为重要些。他还认为，必先对本国文化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文化。这些意见今天看来，都是很值得重视的。

　　关于留学问题的这些观点和议论，毛泽东也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杨极看重国文和国学知识，认为这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精神财富。外国语再好，不知道国情，又有何用。他在《劝学篇》中说：“盖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即令不去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

　　黎锦熙一生从事教学与著述，为有名的语言学家。他珍藏的毛泽东早年给他的六封信、三集《新民学会通信集》以及1920年平民通信社（驱张运动时，毛泽东在北京主办的）的十多份通信稿，于1952年清找出来，后又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资料作了说明。

　　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一年，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1980年，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修订2版，才开始涉及这一点及有限的资料。

　　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民间流传的徽号则为“曾剃头”，反清志士叫他“卖国贼”。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主要记述他这方面的功罪。他在这一方面的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爱之以其道”，教子有方的《曾文正公家训》，在旧时代的风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深受这种影响，一时对曾国藩可说倾服备至。现在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有关思想资料，就此作些说明。

　　那时，毛泽东十分重视梁启超的意见。请看梁启超怎样评论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①

　　“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②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从毛当时的听课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讲堂录》中提到了曾国藩的文章《圣哲画像记》，这是曾在军务倥偬之际干的一件大工程。三河兵败，弟弟曾国华战死之后不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给三个弟弟，除了报告清廷对国华的优恤和介绍战局之外，信中还有这样一段{1}：

　　“吾近写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个，次大楷四十八个，后小行书二千余，中间空一节，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大楷之前。”“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

　　信中说的，就是这《圣哲画像记》。文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

　　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韩文、庄子嗜之成癖。其治学方法兼容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出入百家；笃守程朱，不废陆王；宋学汉学并行不悖，于清朝大儒，特宗顾炎武与王念孙。其为人做事，以诚、实、勤、敬自励，尤重力行；治身要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要如管商之严整；治事则广采各家，存乎一心，实事求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广事交游，师友极多，大都学识兼备，相互切磋，“守道救时”。晚清西学东渐时，他开创风气，成为积极推行洋务的先驱。他的散文出自桐城而高于桐城，且工诗词，论者多谓曾氏散文堪称清代一流大家。王船山的进步爱国思想大彰于世，同他在南京印行《船山遗书》分不开。

　　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其中谈到的33人，有好些在《讲堂录》中出现了。看来毛泽东是在这一提示下，认真注意了这些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

　　除开师法这些人物外，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的家书中，也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孙）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渐悔。”①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2}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推崇笔力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壬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庚申十月）“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壬戌九月）毛泽东的喜读韩文，看来不仅是因为教员袁仲谦的提倡，其中也有曾国藩的影响所在。如1919年写的《祭母文》，为当年塾师誉为“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至性流露”，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氏家书。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湘生信，这样谈到治学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毛这里说的，是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① 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他拿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认为自己过去不重视学校的功课，是错了。不过，后来对学校功课过多仍力加非议。

　　曾国藩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家书》各种版本，在旧社会极为流行。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家书》，系光绪年间传忠书局的木刻本，现韶山纪念馆尚收藏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芝珍藏”。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些见解观点，我们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例如：

　　“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曰起而有功。”（同前书，第367页）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第382页）

　　“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第527页）

　　曾文正八本：“（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第662页）

　　“刚”为曾国藩身体力行的伦理思想，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有曾氏影响。

　　“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然自馁也。”（第1328页）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显然是把这些当作格言摘录下来的。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深，后来在延安，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讲堂录》里还注意到了曾国藩的日记。例如庚申九月日记：“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富贵无所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浅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毛在这些话的下面作了一点发挥。“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愈。”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毛泽东也评价甚高，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文章家，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桐城派古文影响清代300年，直到民国不衰。笔者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沙读高中时，国文老师是一位与袁仲谦同时在一师任过教的举人，用的教本便是这部《古文辞类纂》，他是绝对不允许学生做白话文的。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书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是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看来，毛在锻炼身体方面，也有师法曾国藩之处。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的长信中，提到一个“大本大源”问题：“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呢？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在信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几年来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而且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军的战争，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曾国藩本来是个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湘军出境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湘军同太平军作战中，打的败仗很多，因而曾不止一次要自杀。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