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古与今的关系，除了发出过“厚今薄古”的号召以外，还提出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前者只对人而不对己，是内外有别的；后者既对人又对己，是表里如一，内外一体的。
“古为今用”，要求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着眼于为现实斗争服务。建国以来，毛泽东往往通过评论历史人物与作品的方式，来推动现实斗争。或以古人为范式，或以往事为殷鉴，或推陈以出新，或引古以筹今??其事例繁多，此处只能择要陈述。
（一）批《武训传》与《红楼梦研究》
1951年春，电影《武训传》上映，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进行批判，这是开国以后第一桩震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事。
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一部历史故事片。主人公武训实有其人，他生活在清朝未年，主要事迹是行乞兴学，一生历尽屈辱艰辛，办起了三所义学，最终获得清朝皇帝的嘉奖，敕封为“义学正”。在武训身上既体现了贫贱者不甘愚昧无知而渴求提高文化的善良愿望，也反映出在长期封建统治下扭曲而成的自卑自贱、乞求恩舍的奴才性格。这部电影在1951年元月放映以后，两个月里报刊发表影评四十余篇，绝大多数给予好评，后
毛泽东一向关心文化事业，《武训传》上映不久，他就看了这部影片和报刊上的有关评论，并自告奋勇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
社论劈头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事隔四十年之后，重读这篇社论，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的确是眼明手快，开篇就揭破了问题的实质。全文析理分明，有助于人们分清“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的眼光深透，与鲁迅晚年的杂文《难答的问题》（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69―570页）可以媲美。
然而，毛泽东的身份和地位与当年的鲁迅截然不同：一个是旧社会的叛逆者，一个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是只能化名用曲笔撰写杂文；一个可以用社论的形式向全国发号施令。他们同样批评武训，但作用和影响大不相同。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就提出了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批评资产阶级需要抓典型，毛泽东首先抓到的典型就是《武训传》。由最高领导人发话，各级组织层层传达贯彻，一开始就形成了高压的政治气氛。由于将学术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因此，汹涌的批判潮流，既难免伤害一批《武训传》和武训的赞扬者；也必然要淹没一些专家学者有学术价值的批评意见。接着，又根据毛的指示，组成了包括江青在内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带着框框到山东省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并写出《武训调查记》，此调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最后得出结论，说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这个结论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在当时一面倒的形势下，谁能道半个不字？
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看法，有独到的见解，对文艺界与学术界很有启发，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将评论电影和讨论文化问题当成推动政治运动的工具，却使文化艺术事业迈不开健康的步伐。此后，每逢领导要发动什么运动，也多是到文化界抓典型，然后推广开来，上升为政治运动，此风有一发不可复收之势。
继《武训传》风波之后，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一经问世，就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美谈。晚清以来，学术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简称“红学”。“红学”大体上有两派，原先着眼于影射的索隐派，称为“旧红学派”。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称为“新红学派”。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受胡适影响，从考据入手，但在艺术分析上深入了一步，他是“新红学派”的佼佼者。1923年俞作《红楼梦辨》，是“新红学派”代表作之一。解放后，他将这部书修改、增订，于1953年更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同时，又把他在各报刊发表的有关评论汇编成册，题名《红楼梦简论》刊行。几十年来，俞氏潜心“红学”，对《红楼梦》原稿和各种版本的考证，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以及人物形象的探讨等等，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为
1954年，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突破各种困难，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俞作的根本问题是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来分析和评价《红楼梦》，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并将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除此以外，批评还涉及俞作对《红楼梦》的风格、传统性以及“色、空观念”“钗黛合一”等问题的理解，都是与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自来好读《红楼梦》。李、蓝的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进红学领域，他感到十分高兴，不但细心研读，并随手在文旁划了不少圈圈、杠杠和各种记号。他在批语中称赞《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1954年10月16日，他还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支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与古典文学，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为新生力量撑腰打气，并将斗争的矛头引向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但是，在具体分析上他注意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共同性，却忽视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性，俞平伯与胡适同属“新红学派”，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适是“自叙传说”的首倡者，但俞平伯早在1923年的《红楼梦辨》中就说：“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有的。”这与胡适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曹家“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显然有所不同。1925年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俞氏申明“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自序传这一句话”。并且说，文学创作是“经验的重构”，“既同出于经验里，又非同经验的重现”，经验在创作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非单纯的回现”。这些话，表明他那时就已不赞成胡适的“自叙传”说，而且他论述文学创作与经验的关系比较客观全面，如果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有些问题都不难通过反复辩难与商榷，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但当时一经最高领导人作出归属胡适唯心派的定性判断，俞平伯的研究成果就一律学术界虽然在报利上发表了连篇累犊的文章，但都形同“奉旨申斥”，调子基本一致。
通过批判《红楼梦研究》，形成了一条从文化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惯性轨迹，接下来，对胡适与胡风的批判，便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更大高潮。这里不必一一细表。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爱好和关注历久不衰。一场批判过后，他还屡屡谈到《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提到《红楼梦》，显然带有一种自豪感。1962年1月，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还分析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经常讲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产生《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而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如何反映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
在封建时代，所谓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就是反封建的“民主性”或“人民性”。1958年，毛泽东在审订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补进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对《红楼梦》的民主性或人民性作何理解呢？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能理解作者及书中的主人公对大观园中被奴役、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们的深切同情。1961 年12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将《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他还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话，对研究《红楼梦》与《金瓶梅》的继承关系，发掘它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精华，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向“左”转。1963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三人。写奴隶，如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接着，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同几个哲学工作者更具体地谈到如何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转引自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已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他无需乎再像1954年那样借助文学评论的形式来打开阶级斗争的缺口，缺口早已打开，他的这番红学谈话不过是阐述基本路线的辅助手段。因此，当时在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没有引起什么新的风波。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总纲或主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读？人们的视角不同，看法容或不一。毛泽东以小说为自己的政治观点作论证，信手拈来，自然成趣。即从学术方面来说，他也确有独到的见解。只要不把他的话当作真理标准，作为“红学”一家言，何尝不好？不幸的是，毛泽东的这些话流传到“文革”时期，一概变成“最高指示”。特别是在1973至1974年的“评红热”中，抓住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不少人写文章计算大观园一共死了多少条人命，贾府有多少血泪帐，每天挥霍了多少银子；用“交租单”“高利贷”“吃、穿、住、行”等经济细节的罗列统计，代替了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这就引向了庸俗社会学的歧路。至于将第四回作总纲，也有相当道理。因为第四回“护官符”揭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环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果不着意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奥秘，只是在环境上兜圈子，那就难以升堂入室。
1973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两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说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是掩盖的。此说一出，梁效和大小报刊，便纷纷为此作注疏，将爱情划为禁区，硬说曹雪芹“千方百计用‘谈情’来掩盖书中描写的政治斗争”，还说这是《红楼梦》的“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实，借男女写君臣，借爱情写政治，原本是索隐派的故技，如此反复转悠，岂不又落入了“旧红学派”的窠臼？！
（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早年崇信圣贤创造历史，他把人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等，称颂“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到晚年，他虽然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保留着圣贤创世说的深刻影响，但在显意识的层面上，却按照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将人们划分为贫与富、贵与贱、长者与少者、大人物与小人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积极宣扬“奴隶史观――造反有理论。”《贺新郎・读史》就是这种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他在成都会议（3月23日）上说：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他历举外国的释迦牟尼、耶稣、马丁・路德、达尔文、马克思，中国古代的孔子、颜渊、屈原、贾谊，近代的康有为、章太炎、邹容等一大批人物，说明青年人一旦抓住真理，就敢于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在同一时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兴来时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语。其中除考记王勃的经历以外，还把王勃的文学成就同其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片。”王勃的早逝，触发了他更多的感慨：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才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这段卷头眉批强调“贫贱低微”受压抑的地位是形成“生力旺盛”“敢想敢说敢于”的创造精神的内在动因。它继承了“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传统学观念，而又把它扩展到文化创造的各个领域，终于作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独特论断。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常讲“破除迷信”，就是要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稍加分析，似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①他认为新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一连举了十件事来论证“东风压倒西风”。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还运用思辨的方法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的道理：“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在这里，毛灵活地运用了他所擅长的辩证方法，阐明矛盾双方――天上和地上、神仙和凡人、洋人和土人――的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由此得出结论，洋人，包括帝国主义在内，并没有什么可怕。
第二，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1956年，苏共二十大系统地揭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和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并力图从中吸取教训，另辟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57年，两类矛盾大量暴露出来，毛泽东由于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自此以后，毛的思想急遽向“左”方倾斜。一方面，提出要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决心否定苏联模式，通过土法上马和大搞群众运动来发动“大跃进”。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对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相当系统的批评。当回溯过去的历史时，他说：“中国革命是违背斯大林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8 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① 此语出自《红楼梦》人物林黛玉之口。
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一个重要转折，“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于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他还提出“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批判斯大林，解除了长期以来的精神压力，使他感到高兴。但反对个人崇拜，可能削弱他的领袖地位，也可能还与他潜意识中的“圣贤创世论”相抵触。因此，他又为这种新的压力而感到担忧。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而这两个问题又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上说：“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外国人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方面都受到来自苏联的广泛影响。经济领域的计划工作、重工业建设、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照搬苏联经验，尤为突出。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迷信洋人。缺乏独创精神。他提倡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认为，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他反复强调要打破各种束缚创造精神的规章制度。
第三，破除对专家学者和教授的迷信。
五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接连发动了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采取的是解剖麻雀、教育一般的办法。只有胡风等极少数人划入敌我矛盾，多数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从中接受教育，改造思想。1957年的反右采取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办法，给几十万人带上了取不掉的政治紧箍。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于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分析了阶级状况，认为中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右派，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无心无意”；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同年11月12日，他又在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为了从政治思想上消灭剥削阶级，首先就得把那些“无心无意”的右派“搞臭”，在他们彻底孤立以后，再加以分化瓦解。1958年4月6日他在汉口会议上提出的办法是：“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30万人口以拉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他想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把其中少数人分化过来。
至于那些“半心半意”的专家和教授，则是团结的对象。但要团结和改造他们，首先得破除对他们的迷信。
1958年3月23日，毛在成都会议上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的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不能忍耐了。”
为了破除对教授的迷信，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诸如：领导干部到大学当兼职教授，与书斋学者共比高；中央和省委办理论刊物，搭班子写理论文章；各级领导种试验田，做出高产样板；炼钢土法上马，大搞群众性的炼钢运动；层层办红专大学，培养又红又专人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标新立异；插红旗，拔白旗，辨明前进方向；发动采风掘宝，人人写诗作歌；??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心情特别愉快，话也讲得特别多。单单成都会议就作了六次讲话，插话还有不少。但千言万语，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解放群众的能量。正如1958年5月5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首次讲话中所说的：“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一段话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他致力于破除迷信和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三）《张鲁传》批语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从小目睹旧社会贫苦农民在封建统治下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悲惨处境，早就立下了要以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按平等与平均原则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宏伟抱负。五四前后，他有过无政府的梦想，作过“工读互助”的尝试，还设计过建设”新村”的详细方案。革命战争年代，他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他觉得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生活。进城以后，以苏联为榜样，改行薪金制、军衔制，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消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试图构思一个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构思的过程中，早年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又重新浮现在眼前。大同理想如何实现？最新最美的图画如何着笔？他的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搞人民公社。
早在1955年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时，毛泽东就有将农业社规模加以扩大的打算。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又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4月，根据他的意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5―6月，由河南遂平县、平舆县带头，将农业社归并为六千户至九千户的大社。
7 月1 日，陈伯达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中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就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月16日，陈伯达又在《红旗》第四期发表了他在北京大学为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八周年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传达了毛的重要指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8 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1958年8月13日）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呼声响彻全国上下，各地都出现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月底，有的省便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方甚至声称他们的公社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会议所作的讲话中，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出现了大办公社的热潮。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于是，接连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共产风”。这几个会议都是降温的会议。全会并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然而，降温的幅度是有限的。相反地，在这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连就《张鲁传》作了批语和谈话，所吐露的恰恰是“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的急切心情。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
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内部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由来已久了。
这是第一次提到张鲁，着重讲“吃饭不要钱”，称赞那是由来已久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作风。
同年12 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翻读《三国志・张鲁传》，并于7日留下随手批写又随手涂掉的一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多了。
在这里，他把张鲁的神道治病同人民公社的群众性医疗运动，“置义舍”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写上又涂掉，可能是嫌这段话还不足以准确地表述他读《张鲁传》所引发的许多思绪和联想罢！
三天以后，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又重读了《张鲁传》并作了近三百字的一段批语：
我国从汉未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吏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如，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待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这一段批语，看来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小农经济土壤心内容与根本线索。虽然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有所警惕和批评，并曾采取措施，纠正已经察觉到的某些明显失误。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却仍然对历史上的五斗米道有着衷心向慕与依恋之情。他力图从那种平等与平均的理想出发，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这种“左”倾理论与政策1959年遭到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统统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纠“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前段“左”倾错误作了较为认真的反思，毛泽东又疑窦丛生，自此逐渐滋长了对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的不信任感。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主要矛看的提法出现分歧。此后，中央一线的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遇到问题不再与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通气，而是积极支持林彪的“活学活用”与江青暗中策划的写作活动。中共中央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体，但实际上已开始走向分裂。这种分裂，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权力斗争。应该看到。权力斗争的背后，的确有思想路线和文化取向的分歧。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失误，毛、刘都负有责任。大跃进和公社化失误以后，刘少奇等开始进行比较认真的反思与纠偏，毛泽东却仍然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恋恋不舍。矛盾与分歧有逐渐加深之势。如何解决矛盾，清除分歧呢？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苦思焦索，终于决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