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76年病危之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等人倾诉衷肠，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赶走蒋介石；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足见“文革”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从表面看去，“文革”似乎是对传统文化的破除；但从深层来看，无论是它所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模式还是乱中求治的战略，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下面我们将约略对毛泽东策划、发动和维护“文革”的有关言行作一些论析。
（一）真假海瑞与钟馗
大跃进的狂热，不但带来了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而且也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由于党风不正，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讲真话。一旦领导决策失误，就难以得到纠正。毛泽东为此深怀隐忧。195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看了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找来，讲了一段直言敢谏的故事。接着又在4月初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学习海瑞的问题。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他还说，己把《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他号召我们的革命干部“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并且指出，各级干部不敢坚持真理，无非是“怕”。为此，他提出要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此外，他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
八届七中全会过后，胡乔木将毛的讲话精神转告吴晗，吴晗对《明史》研究有素，便欣然命笔，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于1959木审订。乔木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庐山会议之后，才来得及审读。此时风向丕变，报刊上已开始出现《真假海瑞辩》一类文章，说彭德怀是假海瑞，真魏延。吴晗出于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戒慎恐惧的心理，加上乔木的婉言敦劝，便在文后加上一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尾巴，以示与彭德怀的“假海瑞”划清界限。此文于9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读过这两篇文章以后，就来找吴晗，开始是请他讲海瑞，接着是请他编写剧本。1960 年，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耗费一年心血，七易其稿，写成京剧《海瑞罢官》。剧本全文发表并公开演出后，受到各方热切关注。报刊上由此而展开了关于历史剧、清官问题的讨论，学术界一时呈现颇为活跃的景象。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吴晗曾经把自己的剧本比作一块砖头，说可以抛砖引玉。但这块砖头一旦碰到龙的逆鳞上，就可能惹出大祸来。对这一点，他似乎认识不足。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针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江青抓紧这个时机，在北京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但未成功。
1965 年2 月，江青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密商，决定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文章。姚文元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与“退田”有关，以便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批“单干风”联系起来。文章十易其稿，毛亲自审阅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便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姚文元把《海瑞罢官》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单于风”联系起来，帽子已经扣得很重，但康生还以为未足，他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转引自薄一波《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0期，第63页）此言一出，要害从“退田”转向“罢官”，政治批判的性质更尖锐了。江青便踌躇满志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后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就和盘托出了批《海瑞罢官》的指归。
从1959年初的提倡海瑞精神，到1965年的批《海瑞罢官》，悠悠六度春秋，方向盘已经旋转180°而朝向反面。当毛泽东说“彭德怀也是‘海瑞’”时，彭德怀已然是一只死虎，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彭真一刘少奇。为了推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上窜下跳，使尽了全身解数。后来她在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曾经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泽东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此话未可全信。不过，就批判《海瑞罢官》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言，她的行动的确得到毛的有力支持。
如果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公开发出的信号。那么，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就是对“文革”所作的战略布署
其一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致江青信》1966年7月8日，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6页）这是根据治乱循环的传统历史观所制定的战略方针。1917年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时就写过这样的批语：“治乱迭乘，和平与战争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回归到了这种历史循环论，并决心通过动乱来摧毁他认为已经变“修”了的党和政府机构，然后重建他理想中的最美好最纯净的大同社会。1962年8月，他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要承认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这样的动乱与重建，要重复多次，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为什么不采取和平的方式而要采取制造动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他的回答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1957 年反右以后，他经常讲这类话。直到晚年，还给身边护士孟锦云讲过武则天的故事。据云，一位大臣见武则天经常杀人，就向她提意见：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当天晚上，武则天叫人在殿台下点燃一炉火，四面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嘛！毛泽东多次提倡“鸣放”，又多次发动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同武则天说飞蛾扑火一样，他相信牛鬼蛇神总会自己跳出来。他认为，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天下大乱”为手段，以“天下大治”为目的。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控制动乱的能力估计过高，而对“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估计不足。他发动文革，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打开了宝盒一样，从中飞出各种灾害、祸患和疾病的小妖，造成天下大乱。但毛泽东想尽了各种办法，再也无法把这些小妖收回到宝盒中来，达到所谓“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是他的终身憾事。
其二是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同上，王年一书）
按钟馗辟鬼之说，始于唐明皇，此后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毛泽东那时就看出林彪宣扬个人崇拜，是想借毛作为钟馗来打倒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当时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毛甘愿充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1963年，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且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的活动满足了这种需要，因而受到毛的青睐。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传统。毛泽东虽不崇拜皇帝，却崇拜圣人。五四以后，他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晚年经常宣扬奴隶史观，但“圣贤创世论”仍蛰居潜意识的深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否决权，这已向个人崇拜跨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当时毛泽东谦虚谨慎，并不滥用最后否决权，因此，革命事业顺利发展，领袖威望日益提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八大也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新的党章删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也不再提毛个人的最后否决权。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发展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并且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
和崇拜个人混淆起来了。马列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需要认识和掌握，运用和发展。但不宜提倡“崇拜”，因为一提崇拜，就把它变成了偶像和教条，尤其不能提“永远崇拜”，因为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一上台，就积极宣扬个人崇拜。首先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又作了别出心裁的讲话。他把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说成是“精神收入”“很大很大”，付点学费是值得的，然后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说主要是其他人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左”边去了。最后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正当毛泽东工作严重失误时，林彪极意为他文过饰非，毛果然十分欣赏。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文革”开始，林彪除了大讲“政变经”“反复辟”以外，还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准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 月8 日，毛泽东给江青信，对林彪的讲话，感到有些不安。但为了共同“炮打司令部”，宁愿暂时当个钟馗。其实，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们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上引王年一书）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上升为副统帅。他的一伙人，得志更猖狂，发明了许多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设“宝书台”，跳“忠字舞”等等。同时又称颂林彪最“高举”。理所当然，群众要“紧跟”，便首先要“紧跟”那举得最高的“副统帅”。对他们搞的所谓“大树特树”的一套，毛泽东渐渐不耐烦了，他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们自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其中涉及到是否“称天才”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早就主张不“称天才”，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与林彪一唱一和，试图以“捧杀”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决定先从陈伯达开刀。8月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上述王年一书）
批陈以后，林彪深感前途叵测，如坐针毡。随着他的武装政变阴谋破产，便出现了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批陈随即转向批林。此时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1966 年给江青的信，表明毛对林彪的野心早有察觉。他们暂时联手，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目的既达，联盟自然崩解。不过，按照治乱循环，“七八年来一次”的理论，打“鬼”正未有穷期。刘少奇是第一阶段按计划被打倒的，林彪是第二阶段因抢班夺权而被摔死的，江青是是不攻自破？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第二天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
中共中央于5月15日将这封信转发全党，并在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个文件下达的第二天，又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按毛泽东的意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主要讲如何破旧，即摧毁已经变“修”了的上层建筑，“砸烂旧世界”。《五七指示》则主要讲如何立新，即展露“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毛泽东的理想蓝图，可说是由来已久。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作过写意的描绘。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大胆实验。这一次的《五七指示》，在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发出，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1958 年发动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些，便于领导。”《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则不但把各行各业合在一起，而且还要取消固定的分工，实行“亦工亦农、亦丈亦武”，以便消灭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见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十分明显，这是以返回自然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它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村社的人们共同进行同一种劳动，当时只有按性别、年龄进行的自然分工，而没有专业殊途的社会分工。后来随着金属工具的制造及其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于是逐渐从农业中分化出工业，乡村中分化出城市，体力劳动者中分化出脑力劳动者。三大差别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将来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但毛泽东却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尽快地消灭三大差别。由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并管理大、中、小学；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劳动；如此等等。从总体上看，《五七指示》正是将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进一步向部队、城市和文教领域推广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提倡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总之，是以向后看齐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构架，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到《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只有工、农、兵、学，抽掉了商业一行。虽只一字之减，但关系重大。
“大跃进”升温时，毛泽东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降温时又说过，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见《政治经济学笔记》）
但是，经过60年代关于反修防修的反复思索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是一个消灭了商品的、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从《指示》发表，一直到离开人世，他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出现过反复。
“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和“文革”受挫之后，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44页。）他对“文革”没有能彻底“砸烂旧世界”和重新建构一个纯净美好的“新世界”感到深深的遗憾。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和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表明，“文革”在实践中遭受惨重失败之后，他仍然执著地追求最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并从这种理想出发，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作了很深的误解，乃至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看成与资本主义差不多，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比《五七指示》更具理论色彩，但他的语调相当低沉，不复像发出《指示》时那样充满信心了。
活动的时间长达60年。他的著作等身，而最集中地表达其“大同”理想的则莫如：早年的新村计划；发动公社化运动时写的《（张鲁传）批语》；发动“文革”时写的《五七指示》；“文革”后期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等等。将这些文件联系起来思考，可以清楚地看出，追求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是贯串始终的一根红线。
“大同”理想的经济背景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种理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就作过经典式的表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干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篇》的作者，假借孔子的名义，依据古代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互助互爱，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之世。但后来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此，就需要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消弭战乱。禹、汤、文、武、周公、成王都属于这种“小康”之世的圣人。
《礼运篇》虽把“大同”当成一去不复返的“太平世”，但它却仍能激起历代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热情关注和向往。直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孙中山，都以“大同”理想作为激励社会改革和革命的口号。特别是康有为还在《注札运》的基础上撰著《大同书》，详细地描绘了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消灭了家庭，婚恋绝对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独立。由社会设立育婴院、恤贫院、医疾院和养老院及各级学校，来解决人们从幼到老的生活、医疗和受教育等问题。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实行公农、公工、公商，为全社会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它是一个公产的、“无有阶级”的社会。消灭了国家，撤销了法庭、监狱和军队，“大同公政府”由选举产生，它的主要职能是用来管理经济文化和各种公共福利事业。
毛泽东早年一度崇信康有为的三世大同学说。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鸽，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两年后，他撰写《学生之工作》，所陈述的“新村”构想，更反映了《大同书》的明显影响。三十年过去，毛泽东经历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贫苦农民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同，他们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往往用揭竿而起的暴力行动，打破封建统治，按照“平等”“平均”的理想，建立过短暂的革命政权。张鲁的“五斗米道”，以神道治病，设义舍，置义米、义肉维持政权达三十年之久，毛泽东多次加以称赞，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老传统。他自己所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也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诸如军队和干部的供给制，群众中的互助合作，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传统。毛泽东十分珍惜这种新、老传统和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但他愈来愈觉得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既丢掉了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又未能趋赴他所衷心向往的“大同”理想。为此，他不惜发动“文革”加以“砸烂”，按《五七指示》进行重构。直到临危之际，还淳谆告诫全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为身后可能有人起来否定“文革”而忧心忡忡。“文革”开始时，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后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见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毕生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实现无期，这就使得他暮年的心境显得格外悲凉孤寂。
① 毛泽东1917 年的三篇代表作是：《体育之研究》、《与黎锦熙论学书》、《《伦理学原理》批语》。
（三）批孔扬秦与评《水浒》
“九一三”事件过后，江青一伙发现林彪的住处悬挂着宣扬儒家格言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毛泽东由此想到批林可与批孔相结合。1973年春，他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7月5日，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再过一月，即8 月5 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①，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念完诗，毛泽东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8 月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杨荣国作《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发表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先验论的斗争》。这两篇文章为批林批孔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8月24日到28日，中共召开十大。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筹备十大时，江青提出要将毛评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写入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暂不公开发表。但通过十大，江青集团在中央的力量有所增强。他们多方煽动批林批孔来制造新的动乱，影射、攻击周恩来，加快夺权的步伐。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转引自王年一书）
在毛泽东一系列批孔和尊法扬秦言论的鼓舞下，江青指使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林彪与孔盂之道》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
从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写文章批孔已经是家常便饭，不秦呢？直接的诱因，是林彪集团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名，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对林彪集团的攻击，毛泽东不是反驳，而是打收条，并又举而扬之。为此，对毛与秦更有进行一番对比研究的必要。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秦始皇的封建阶级专政，阶级基础截然不同。但两人都是一定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开创者，他们的功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政体而言，两者都是高度集权的专政体制。就历史地位而言，秦始皇战胜六国，建立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大帝国，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毛泽东通过长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代表着社会变革的新方向。就思想体系而言，秦始皇钦服韩非，重用李斯，行法家之法，反对据古非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提倡“尊法批儒”，主张“厚今薄古”。
秦始皇最著名的暴政是“焚书坑儒”。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有战国时代的遗风，好议论时政。“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卷88，《李斯列传》）为了抑制非议，李斯建议采取专制手段，禁止私人讲学。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和秦国史记以外，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集中焚毁；下令后三十天不上缴所藏私书者，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示众，是古非今的人灭族。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法令。焚书的第二年，在秦始皇严命之下，秦御史对在咸阳的方士儒生进行了审问，并采用互相告密的办法，揭发出“为妖言以乱黔首”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将他们统统活埋在咸阳城郊。
早在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厚今薄古”时，就称赞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林彪在旁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讲这番话正在1957年反右以后，反右一次就揪出55万个右派。迨至“文革”时期，被送进监狱、“牛棚”和下放改造的知识分子，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当然，毛的策略是：保存肉体，改造灵魂。这一招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其真实意图，既不在批判已经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要为秦始皇做翻案文章。他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即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江青集团积极煽动“批林批孔”，其目的与毛有相同的一面，即要求进一步肯定“文革”，防止“右倾翻案”。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他们通过搞影射史学，塞进了“批周公”的私货，妄图从乱中夺权。毛泽东既鼓励江青一伙推动“批林批孔”，又不允许他们“迫不及待”地夺取最高权力。为此，运动一波三折，恍惚迷离。直到1974年底，江青“组阁”阴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运动遂戛然而止。
但“批林批孔”余波未息，评《水浒》之风又起。
1973 年12 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当时，他为了要肯定“文革”的成果，己在发动批林批孔，反对“复旧”。同时，又对各军区司令员进行大调动，防止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干部拥军自重，雄踞一方。他所说的“接受招安”、“出修正主义”都是指否定“文革”的倾向而言，与批林批孔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1974 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批林批孔已告一段落。但党内外对“文革”的态度，仍然存在着分歧，这个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无时或释的一块“心病”。1975年8月13日，毛在同奉陪诵读古诗词的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获谈话时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 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8月14日，芦获将毛有关《水浒》的谈话整理成文，送姚文元看。当日，姚文元如获至宝，立即给毛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未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了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毛泽东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信。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从此，依据毛泽东的旨意而写作的评《水浒》文章，便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有的还塞进了“四人帮”的私货，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1975年9月20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进入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即此可见，评《水浒》对他的压力是何等沉重！毛泽东喜欢讲“两点论”，他经常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文革”后期的评《水浒》，主要是从防止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看到它的反面。但在此以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则主要是看它的正面。甚至可以说，毛的一生事业部与梁山英雄的造反精神分不开。少年时代，他就好读《水浒》，崇拜那些上山扎寨的绿林豪杰。1917年中秋节在湖南一师的后山上与青年朋友们讨论救国之道，毛泽东提出的办法地的中国式革命道路。1944年1月，《逼上梁山》在延安平剧院上演，他带着兴奋的心情写信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都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不但旧剧舞台变了，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也变了，毛泽东成了新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但他感到头十七年演出的第一幕缺乏新意。“文革”是别开生面的第二幕，以闹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帷幕未落，已群情佛然。1975年评《水浒》的视角转向于批判投降派，是他料到身后将会出现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修正主义”或“投降主义”，先下手打一次预防针。
《醒世恒言》中有一首诗：“世事纷纷一局棋，输赢未定两争持；须臾局罢棋收去，毕竟谁赢谁是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文革”局罢棋收，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
《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
.《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毛主席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3。《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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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
《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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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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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