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战后初期的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总体分析，将有助于理解苏联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有助于了解中苏双方结成同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代表上述两种观点的研究著作――无论是传统学派的还是修正学派的，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断。
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苏美之间的对抗。
这些说法似乎还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的实质，也无法说明中苏结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础。
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可以看到，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
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斯大林这种想法的基点在于战时的盟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美、苏等大国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共同构筑的雅尔塔体系。所谓雅尔塔体系，得名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尤索波夫宫召开的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最主要的结果就是通过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德国投降后，于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此又进一步做了确认和补充。于是，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格拉泽(Mugraze)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斯大林的这一番表白很说明问题。除了斯大林不喜欢的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提到），总的说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诸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宏大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相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逻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
不过，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如果说在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没有国界的概念，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个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在1945年处理希腊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洲共产党活动等问题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
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这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总之，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其次，虽然罗斯福(Roosevelt)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如邱吉尔(Churchill)，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
再次，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而形成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
从理论上讲，如果苏联与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大相径庭，双方都把对方视作竞争的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与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亲苏政府或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惟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
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出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邱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
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做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不满意以及苏联的扩张意图。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显然，苏联在近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行为对西方产生的后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
第二，苏联的外交举措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认同。战后美国地位的上升与英法势力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行为使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威胁，这即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反共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
第三，苏联的外交举措加速了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这两次近东事件终于导致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Kennan)“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的局面开启了一道门缝。
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Tito)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Gomulka)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
与此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Novikov)1946年9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著名的8000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诺维科夫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
然而，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尽管此前不久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但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的演讲不过是在口头上叫嚷了美国将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而马歇尔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同年7月底，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宣布将研究和协商两国间的友好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又严词斥责这一行动是“匆忙的”和“错误的”，并强调它“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
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完全局限在欧洲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它的组成显然是对马歇尔计划构成的明显威胁的反应，而不是在新阶段发动世界革命的前奏。斯大林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
冷战产生的基础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则表现为地缘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走到了世界的前沿。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状态，一举冲出了美洲。从美国本土出发，一面向东，战后经济和政治力量衰落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意等国，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一面向西，战败的日本、懦弱的中国和菲律宾，为美国进入亚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空间。苏联则摆脱了战前的“孤岛”状态，一面向西进军欧洲，通过解放东欧各国而占领了广阔的安全地带；一面向东发展，策动蒙古独立，控制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同时觊觎近东。这样，从地缘政治上形成了美苏两国在欧亚大陆的对峙局面。同时，美国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以美元和美国占领军开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企图按照美国方式把全球带入“自由世界”。苏联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力图把从希特勒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各独立国家纳入苏联体制的运行轨道，领导全人类走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也形成了根本对立的局面。
不过，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并不是同步的，这里有一个从欧洲到亚洲的发展过程。从苏联方面讲，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的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大体上是沿着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这样一道轨迹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策是整体发生变化的。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在欧洲，而对亚洲的政策往往起到对欧洲政策的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斯大林对亚洲的政策并不是完全或同时随着其欧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相反，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苏联在亚洲仍然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保守的方针，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
当然，苏联远东政策的总基调也还是逐步走向强硬和对抗的，以至在“国际形势改变”的条件下，终于使远东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不过，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与在欧洲表现出来的直接对抗不同，美苏两国在亚洲都采取了某种克制的态度，这特别体现在对朝鲜和中国的政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