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周密考虑和妥善处理与这两个方面关系的措施。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点考虑：
第一，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尽管斯大林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后，斯大林也只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而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
1950年6月20日，就在北朝鲜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筹备时，什特科夫给莫斯科发来一封特急电，电报说：“金日成同志请求转告：为了发起攻击和登陆，需要军舰。已有两艘船抵达，但船员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请求派遣10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我认为这种请求应该给予满足。”但6月22日葛罗米柯回电的答复却是：“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
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从斯大林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避免给美国提供干预朝鲜问题的借口这样的思维逻辑分析，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斯大林决心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不是出于对抗美国在日本实施的政策的考虑。尽管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引起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大国的不满，苏联在对日本管制以及对日和约问题上也与美国争论不休，但1949年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总体说是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而美国给日本以独立地位以及在日本驻军合法化均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事情。苏联控制朝鲜半岛，就其结果来说当然有利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向亚洲大陆的发展，但就其动机而言，斯大林决不会有意刺激美国改变其收缩政策。除非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仅仅出于对日本问题的考虑便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而进攻日本必然要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违背莫斯科的既定方针的。反过来说，如果斯大林考虑到苏联的决策将导致美国的干涉，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
在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
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中提到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时是把韩国排除在外的。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Tkachenko)回忆说，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这个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斯大林显然相信了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的计划。
此外，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Songchol)直接参与了北朝鲜作战计划制定的全过程。他在90年代初回忆说，苏联军事顾问团认为北朝鲜的作战方案行不通，便自己起草了一个以反击南方入侵而进行军事演习的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包括给各部队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命令，以及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文件。进攻部队分为两路，以金雄(KimWoong)为司令的第一方面军作为主攻部队直取汉城，以武亭(MooJeong)为司令的第二方面军为侧翼部队，实现从南面对汉城的包围。总之，计划的目标就是拿下汉城。当时他们按照惯例认为，只要夺取了首都，再加上南方的起义，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了。后来的事实表明，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后其军事行动确曾一度停顿下来。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莫斯科的估计是，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是不会或者至少是来不及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保证条件，斯大林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第三，如果美国进行干涉，则需要中国站出来支撑局面。
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批准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斯大林才会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据贾丕才回忆，在斯大林与金日成1950年4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他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当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安排秘密来到北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遭到质疑时，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紧接着又补充说“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在强迫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其根本用意是在万一美国出面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来承担援助朝鲜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斯大林才能应付自如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
面对东北亚的紧张局势，莫斯科在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时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
第一，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亚洲成为苏联与美国对抗的盟友和先锋。
第二，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这就是说，斯大林在考虑朝鲜统一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两相比较，斯大林当然会认为首先解决朝鲜问题对苏联更为有利。其理由在于：
(1)就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10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1950年1月11日刘少奇向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报告说：“关于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给你了。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此点”。但斯大林担心苏联出动空军会引起美国进行干涉，这一点，他在与刘少奇和毛泽东会谈时讲得十分明白。
(2)就苏联与平壤和北京的关系而言，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朝鲜的行为可以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苏联虽然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也不放心。
(3)就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而言，由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当然符合斯大林此时对东北亚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考虑。而新中国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亚洲的地位以后，毛泽东将怎样行事斯大林是没有把握的，说不定将来中国还会对苏联构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进行决策时解决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矛盾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力量和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那么，毛泽东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计划？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苏联相矛盾？斯大林是否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这是在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理解斯大林在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前提。
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首先，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其次，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
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了解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援助的情况。毛泽东答应帮助金日成，但并不主张金日成主动采取军事行动。
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Il)秘密访问中国。金一先到沈阳与高岗会面，并与中共中央进行了联系。在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
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向维辛斯基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金日成的通报说，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对于金一提出的这三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援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个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在朝鲜，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毛泽东说：“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苏联就在旁边，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关于东方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在毛泽东的通报中，关于成立东方情报局和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的问题与金日成的通报基本一致，但谈到朝鲜局势时则有很大不同。根据这个通报，毛泽东说，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当金一说美军撤出南朝鲜后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时，毛泽东劝他们进行反击，但如果有日军参加就要慎重。毛泽东还说有可能出现敌人占优势的情况，并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但毛泽东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从这两个通报都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当时是担心朝鲜北方会受到南方的攻击。但是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没有提到毛泽东反对主动进攻，而在中国通报中毛泽东则明确地劝告金日成不要主动进攻。至于哪一个通报更为准确，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金日成谈到朝鲜半岛的军事局势时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显然，金日成后来的说法同毛泽东的通报是一致的。托尔库诺夫和乌尔姆采夫在研究中已经注意中朝这两个通报之间存在差别的问题，他们认为这表明了中、朝、苏三方之间的微妙关系。
总之，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1949年春天并不赞成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那么，中国把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转交北朝鲜是否就证明支持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呢？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部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实际上，在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武亭便率领由1000名朝鲜族士兵组成的一个团回到朝鲜。在中国内战中也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
朝鲜族部队大量回国是在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关于回国的人数和时间，过去的研究中有不同说法。根据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做出判断：1949年5月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共有三个师约37000余朝鲜族官兵分别于1949年7月和1950年4月回到朝鲜。
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回国时，164师实员10821人，166师实员10320人。
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1950年1月初提出来的。当时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人民解放军中有由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人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随后，中国政府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表示同意，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KimKwanghyeb)到中国洽谈此事。只是由于朝鲜驻地有困难，朝鲜政府希望这些部队在4月以后再回国。最后，这支部队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并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当时赞同和支持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1949年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战争时期在中国已经过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问题。因此，怀廷教授很早就做出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现象。
关于中国在朝鲜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苏联领导人是知道的。如上所述，斯大林从平壤和北京已经了解到毛泽东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至于中苏领导人之间，根据现有的材料，还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经与斯大林本人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而且当时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不主张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时是否已经商定将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过去曾有很大争论。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除了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外，斯大林与毛泽东共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1949年12月16日、12月24日、1950年1月22日)和一次小范围关于艾奇逊演说的声明的谈话(1950年1月下旬)，而这几次会谈均未涉及这个问题。在12月2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可能讨论过朝鲜的局势，但也绝没有提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对自己支持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及邀请金日成来苏联磋商一事，斯大林对他的中国客人却只字未提。
当然，人们会想到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可能还进行过秘密会晤。关于这个问题，韦斯塔教授对笔者谈起了一个情况。韦斯塔曾为挖掘俄国档案在莫斯科工作了6年，在此其期间他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据贾丕才透露，斯大林的确曾两次邀请毛泽东到他的私人别墅会晤，双方都没有官方人员出场，斯大林只请了一位他在军事情报部门的私人朋友担任翻译。在2月15日的第二次私人会晤时，斯大林与毛泽东谈到了朝鲜问题，但具体内容不详。不过，下面将要谈到的在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使存在与毛泽东的秘密会晤，斯大林也肯定没有向他提起自己的决定。
金日成在1950年4月从莫斯科回国后，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国“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
金日成一行5月13日飞赴北京，于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因此当时中断会谈，并连夜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泽东提起过金日成的要求和计划。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综上所述，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知道：第一，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因为中国空军学校毕业的第一批速成飞行员是苏联专家培养的，而且中国不断催促苏联加快提供空军和海军装备。1950年4月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要求苏方在1950年夏天或至迟1951年春天前发来中国。第二，中国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或紧张局势，因为中国军队大部分都集中在南方，当时在东北的部队加上集体转业进行开荒的42军总计不足20万人，而在东南沿海为解放台湾已经调集了16个军。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大林在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对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考虑到在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其二，考虑到中共在亚洲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希望将来中国为朝鲜问题承担责任，斯大林在与金日成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需要向毛泽东转达这一决定，求得中国的同意。
其三，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以及在美国不干涉朝鲜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不需要中国介入，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
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
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和安排，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一句话，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的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