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