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加伦(布柳赫尔)将军，那么作为政府之间的行为，苏联军事顾问最早来援助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了。1938年5月，作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将军便接替德国人出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了。以后依次接任在华军事总顾问的是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从1937年底到1942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人员为止，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超过300人，此外还有技术专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愿飞行员、大学教师、设计师、道路和桥梁专家、运输专家、医学专家等。苏联军事顾问的级别甚高，仅元帅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苏联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而且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宜昌战役等。尽管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国共双方后来对此都很少提及，但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与此相比，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苏联顾问的作用主要是帮助训练中国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及少数特殊兵种，几乎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本身的策划和行动。
最早一批来的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同期苏联顾问在空军和海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但根据上述资料统计，已经达到1500人。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此外，笔者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时看到过这样一份档案文献，即“国防部”第二厅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国大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名单。据台湾的情报说，此期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约8万人(大概是把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人数计算在内了)，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442人(“其中除因原报不甚详实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极大多数未曾查明其姓名职务与活动状况，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类，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建国初期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绝大部分属于军事人员。
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顾问(主要在军事和国家安全系统)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