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乔木的修改稿。会上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讲了不少意见，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前此在议会中发表的六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二、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
三、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
四、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
五、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时又要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六、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周总理特别指出，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说过的好话。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同意会上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要乔木和我当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第二天用一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3日一整天，乔木同志和我同浦寿昌（周总理的外事秘书）一起修改稿子。乔木同志胸有成竹地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并亲自动笔进行修改。我同浦寿昌同志从旁提些意见请他斟酌。我们从上午9点到夜里9点，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午餐和晚餐都在乔木同志家中。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会上大家只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因为原则意见上次会上已提过，并经乔木同志巧妙地综合在一起了。毛主席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他还要我们在第二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他看。这样，乔木同志同我和浦寿昌同志，5月5日再通读通改一遍。修改不多，毛主席在晚饭前就最后审定了。我在这一天清早，已布置新华社翻译，所以定稿后即迅速用中、英文同时播出，人民日报5月6日登出。
5月6日夜，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5月7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也有一些报纸仍然对人出日报的文章横加指责。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5月8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他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说，文章“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