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写作的动机与目的
毛泽东，现代中国革命之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他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作为20世纪的一位巨人，他的理论，不论正确与错误，他的实践，不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都成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的历史遗产。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种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对他的研究历久不衰。
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整个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现实最为切近，最有意义。毛泽东在1937年把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部分，并比做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毛泽东上篇文章做得很好，他自己也满意。下篇文章开头较好，但整个来说并不成功，他自己也不满意。1956年，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没有经验。毛泽东进行了大胆的艰辛的探索，先是进行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试验”，后又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演习”。他提出的理论和思想，他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胆试验，不论正确与否，成功与否，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近几年来国内国际事态的发展更显得研究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紧迫性。
科学研究是探索性的工作。唯有新的探索才有兴味。晚年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
为什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做得很好，而下篇文章没有做好呢？为什么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在晚年错误愈来愈严重，陷入了悲剧呢？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成绩，是成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认为基本上是抄苏联的，缺乏创造性。他要探索自己的道路，搞得更好些。这完全正确。可是，就是在此之后却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严重错误，反而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搞得好，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
1957年，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可在实践上，反而不如以前处理得好。以前虽然也有扩大化的错误，但远没有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那样严重，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是为什么？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文件上也写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实践上依然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乃至敌我颠倒，这又是为什么？
1958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中发表了不少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尊重群众的言论，有些思想发前人之未发。可是在实践上却陷入了主观主义、唯心论、形而上学，如何解释这个矛盾？他自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从群众中来的，集中了群众的经验，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可实际上却脱离了群众，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矛盾又如何解释？
人民公社化运动明显地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也承认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前进的远了一点。可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却“不怕批评者用马克思的唯物史法宝来打他”。他为什么不怕？他是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原理的？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支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错误地指责彭德怀等人犯了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提法对不对？究竟谁犯了经验主义？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左”的文件，可毛泽东为这了文件写的前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则是正确的，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在此前后，毛泽东提出要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共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的指示。同时，全党从中央到地方，有几百万干部到农村、工厂搞“四清”，与工人农民“三同”，搞调查研究，照理讲对形势的认识应当比较符合实际，可事实上，却越来越脱离实际，最后竟得出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错误结论，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头脑中“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概念是怎样形成的？是哪些国际国内、主观客观因素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
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除了领导上的主观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外，有没有社会原因？如何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如何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一面提倡学习马列（而且也确实组织干部群众读马列的书），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严重背离了马列？为什么一面提倡学习哲学，批唯心论，批形而上学，而另一面在事实上又唯心论泛滥，形而上学盛行？这中间有什么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中翻腾着，弄清这些问题是我所追求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中老年人和广大干部来讲，是极为有益的，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促使我写本书的又一动机是想帮助青年朋友了解毛泽东的晚年。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对毛泽东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一点，多半也是感性的、片面的。有一些人，受“非毛化”思潮的影响，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其片面的、错误的看法，持全盘否定态度。近几年，也有少数青年，由于某些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对毛泽东晚年反官僚主义、反特权、主张搞“大民主”等思想发生兴趣。有的甚至以此为自己的错误行动作辩护。因此，帮助青年朋友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注意，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著作，如英国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国内，学术界对晚年毛泽东的研究则刚刚开始。1988年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毛①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召开了第一次“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讨论。有的刊物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近几年相继出版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晚年毛泽东》、《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轶事》等论文集、回忆文①关于这次讨论会的纪要见1988年5月9日《光明日报》。集和纪实文学。但总的看来，晚年毛泽东的研究，虽然极其重要、极有意义，但仍很薄弱，亟待加强。笔者愿为此效一点绵力。
二、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阶段的划分
研究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晚年从何开始？
一个人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阶段。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根据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区分为不同时期。研究者们又习惯于把青年阶段的思想称为早期思想，把老年阶段的思想称为晚期思想或晚年思想。但早期与晚期的划分又非仅仅以年岁为标界。毛泽东的晚年或晚期从何开始？由于论者标准不同，开始期也就不同。大多数论者主张以毛泽东集中思考的主题为划分晚期的标界，具体说，以毛泽东集中思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标界。按照这种标界，毛泽东晚期的上限从1956年开始，以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问世为标志。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含义作了规定：“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正确的思想。”①这种规定是否全面、准确，在此姑且不论。这里想指出的是毛泽东晚期思想从1956年开始与这种“规定”有矛盾。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我以为他的思想过程大致可分四个时期：一是早期，即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思想。二是形成时期，即从1920年12月基本上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夜。三是成熟与展开时期，从抗日战争开始至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问世。这中间有两个高峰：延安时期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主要内容，建国以后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内容。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期。四是晚期，从1957年反右运动至逝世，这是他理论与实践从高峰走向低谷、错误越来越严重的时期。
以正确为主还是以错误为主作为区分晚期标界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之所以构成他一生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同他晚年失误越来越严重这一点相联的。说到毛泽东晚期思想，一定会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失误。在“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对“毛泽东晚期思想”内涵的规定也说明了这一点。对《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评价学术界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两篇著作基本上是好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我认为把它们归到晚期欠妥，而且也与论者所规定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涵相矛盾。
我认为，毛泽东的晚年或晚期始于1957年反右运动，这是他从高峰转向
走下坡路的开始。但研究毛泽东的晚期理论与实践，又不能从反右运动开始，而必须从1956年初开始。理由是，毛泽东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的主要错误（如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等）与1956有联系。
①《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纪要》，《光明日报》1988年5月9日。
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阶段划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讨论会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6年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毛泽东由正确转向错误，提出了一套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第二阶段是196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期间，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遭到挫折，党内外的不同意见有所发展，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激化，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因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修防修”。第三阶段是从1966～1976年，毛泽东对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认为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的第一阶段应分为两个阶段，1956年～1957年，以“十大关系”、
“两类矛盾”、“双百方针”等为标志，主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58年～1962年，则是以“三面红旗”为标志，提出一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同志不赞成把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的一段划入晚期思想。
笔者认为，从1956年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二十多年，大致可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6年～1957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由高峰走向低谷的转折年代。毛泽东为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结合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提出一些十分可贵的思想，将自己建国以后的思想推向一个高峰。但受到国际事件的影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估计，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开始由高峰往下滑，而未能继续上升。
第二阶段，1958年～1960年，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大试验”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他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平均主义、空想思想急剧膨胀并付之实践，致使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刮遍全国。严重“左”倾错误是他搞起来的，起来后，又是他首先觉察的。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纠“左”。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等认真起来纠正“左”的错误时，却又遭到他的严厉批判，致使高指标、共产风再起，直至1960年底，大跃进的试验不得不中止，进入调整时期。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能自己纠正，在纠“左”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
第三阶段，1961年～1965年，是调整阶段。经过三年挫折，毛泽东头脑变得冷静起来，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由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严重困难的局势比较快地得到扭转。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对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的政治状况作出了错误估计。他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到“反修防修”上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日趋严重。这一时期，毛泽东注意从哲学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和对现行哲学体系的改造。
第四阶段，1966年～1976年，即十年“文化大革命”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发展到了极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把自己领导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器打碎、重建。他虽然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也有一定揭露和批评，虽然也纠正过一些极左的错误，但却始终维护“文化大革命”。他已不可能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无力结束“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悲剧。
我认为，这样四个阶段，比较符合1956年以后毛泽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过程，也与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呈现的阶段大体相一致。
三、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复杂性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正确与错误交织并存。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中间错误和挫折是难免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试验中，从中国来看，历史更短，经验更少。毛泽东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提出许多理论、观点、意见和设想。有的基本正确，但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也包含有片面真理；有的原来基本正确，但发展过程中，过了头，走向反面，变成谬误。1956年～1957年，毛泽东批判斯大林的无矛盾论，强调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毛泽东过分夸大了矛盾，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导致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左”的错误。1958年，毛泽东提出将“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带有空想的性质，应予以否定，但其中包含的在农村发展工业、将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设想是合理的。当今我国农村乡镇工业即滥觞于此。毛泽东在1956年告诫全党要警惕形成“贵族阶层”，这是非常深刻的。在以后他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这也是很好的。但他没有注意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而且过分夸大了党内的阴暗面，到了1964年底认为党内形成了一个与工人农民相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一来一个本来很可贵的思想逐渐走向了反面。他在1957年提出的“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但他提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的论点是正确的。他对“修正主义”有严重误解。但他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有战略思想，不失为一种天才的预见。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要简单化，既不要作简单的肯定，也不要作简单的否定，而应做具体的分析。再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一开始错误思想就占主导地位。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一种是理论正确，实践也正确。从总体上来看，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晚年不多，但从局部来看，还是有的。如，1958年在纠正共产风时，毛泽东提出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能搞一平二调等。又如，1961年初，他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另一种是理论上基本正确，实践上没有能贯彻，或贯彻得不好，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如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关于“双百”方针。还有一种情况是，理论上错误，实践上也错误，不过，在毛泽东本人看来，这并不错误，而是正确，结果是形成了错误理论与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阶级斗争的实践。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引发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反过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因此，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可简单化，需要具体分析。既不能因为理论上、文件上有某些正确的话，就肯定其实践也正确，也不能因为实践上犯错误，反过来就简单否定其理论，认为其基本理论也错误。
第三，个人因素与集体因素的复杂性。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不论正确与否，都不纯粹是他个人的，而是代表了党与集体。不能认为，正确的是属于集体领导的，错误的是他个人的。也不能认为，错误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其他领导人则是正确的。事实上，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毛泽东虽负主要责任，其他的领导人也有责任。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早在1943年3月22日，中央书记处决议，主席有最后否决权。毛泽东在晚年个人专断日趋严重，许多重大决策未经充分讨论就由他个人作出，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错误确实是属于他个人的，或主要是他个人的。不过这种个人因素和集体因素的关系仍是十分复杂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这一文件表达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主要责任在他。但这一文件形式上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得到了中央的赞同，中央也要负责任。至于“文化大革命”如何搞，中共中央未作讨论。从在京中央领导人对聂元梓等人1966年5月25日的大字报态度看，他们是不赞成“四大”方式的。6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未同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就个人决定广播聂等人的大字报，用“四大”搞“文化大革命”，这责任属于他个人。可后来，这种方式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得到了确认。总之，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他个人的因素与集体的因素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既不能因他是第一把手，又有个人专断的缺点，就把所有责任都归于他，又不能因为许多理论、决策在形式上是集体作出的，或集体确认的而为毛泽东开脱主要责任。这里要指出的是，本书在涉及毛泽东的缺点时，有时还涉及到其他同志，这种涉及只是一种历史的再现，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决无要故意贬损那一位同志。
第四，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关系，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国内与国际条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国内因素是主要的，这是不待而言的。但也不能忽略国际因素。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中国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赶上英国的设想，明显受到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在十五年内在主要产品产量上赶上美国目标的影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更明显地与国际形势变动有关。
第五，现实因素与历史因素复杂关系。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也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密切的关联。人民公社化运动既是中国现实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产物，又受到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乌托邦的大同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一方面激烈地批孔，批传统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东西，另一方面他本人又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渊博知识和精湛造诣曾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的话，那么到了晚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酷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成了他身上的一个负担。
总之，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体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切忌简单化、片面性，必须注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四、本书的写作态度与方式
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性的课题。笔者所持的态度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一条说来容易，做起来颇难。首先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理论工作者要批评自己崇拜过的领袖在晚年所犯的错误，这在感情上是一件痛苦的事，在政治上也要冒点风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严肃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又不能像剥削阶级的史学家那样搞“尊者讳”，掩饰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现在出版的一些著作，对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的理论，大多只讲其正确的一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面，而较少讲（有的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他失误的一面、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一面。这样的著作读后使人感到，你讲的毛泽东正确的理论，确实没有错，但与历史实际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你讲了毛泽东在理论上有那么多发展、贡献，可在实践中却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错误。这种回避的做法，不能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①
毛泽东也常说：错误是难免的，错误有两重性，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晚年正确的理论、思想固然是宝贵的财富，他的错误理论、思想同样是花了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遗产。
与回避错误相反的另一种倾向是：有极少数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以善意的态度批评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而是站在敌视毛泽东的立场上，全盘否定毛泽东。他们往往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方法。他们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并不是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避免重犯类似错误，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态度当然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我们是要批评的。但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我们只能站在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去批评。其次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论是对成绩还是对错误，一是一，二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前所说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是同他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但决不等于说，研究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只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对于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正确的、合理的成分必须加以充分注意，否则会犯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一起被倒掉的错误。再次，不仅要指出错误之所在，更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在写作方式上，本书采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全书分探索初始时期（1956～1957）、“大试验”时期（1958～1960）、“调整”时期（1961～1965）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四章。每一章又按历史的顺序分若干问题。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能比较清晰地再现毛泽东晚年思想理论发展的轨迹，揭示毛泽东晚年思想理论发展的动态过程。但这样做，弄不好也可能发生前后重复，因为他有些理论前后变化不是很大。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在前面讲得较为充分，后面只是略为提及。本书对历史的叙述，既有宏观的勾画，又有细节的描写，以期引起读者的兴味。本书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虽然有的为一部分人所熟悉，但为了保持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整性，还是做了必要的论述。
毛泽东的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本书写作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既讲毛泽东的理论、思想、观点，又要联系他的实践，分析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这样做不仅可以使人完整地了解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更主要的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作为当前的借鉴。本书采用述与评相结合以述为主的方法。为了让读者尤其是一部分青年读者比较客观地了解毛泽东的思想，本书主要的篇幅用于客观的叙述，在叙述过程中略作一些必要的分析、评论。至于叙述是否真的客观、评论是否恰当，对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分析是否符合实际，有待于日后实践的检验和读者的明鉴。
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产物，这是没有问题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历史唯心论。但也应看到，一个人的性格、气质会对他的思想与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有重大影响。否认这一点，就会把历史唯物论的运用简单化，就不能显示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个人特色。毛泽东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自己①“性不好束缚”。“性不好束缚”确是毛泽东一大个性特点。与毛泽东不同，周恩来在1922牢3月致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②“天性富于调和性”确是周恩来的一大个性特点。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青年时代的这种个性的不同，对他们两人后来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影响。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试图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做一点个性性格与气质的分析。在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中除了“性不好束缚”及由此引申为“奋斗”、“挑战”、“自信”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性格是：厌恶特权，向往平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民主革命时期，又长期辗转在农村，进城后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厌恶等级、特权，希望尽快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毛泽东这方面的性格对他晚年的思想和行动有重大影响。
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是笔者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起用心搜集所得。笔者也充分引用了近几年来在刊物上、书籍中披露的材料及研究成果。关于“双百”方针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不过是对几篇文章的综合。对于一些重要事件的历史叙述主要参照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①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②周恩来：《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致谌小岑、李毅韬》，《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至于其他一些重要的参考书和文章则在书中注释里提及。
本书动笔于1988年秋，草稿成于第二年夏。1989年春夏间我国的政治风波和同年秋冬东欧诸国的剧变使我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1990年春，对草稿作了初步修改。7月，打印了10多份，分送一些同志审阅。1991年苏联解体，更使我思想受到不小的震动，又有一些新的看法。1991年寒假，再次对稿子作修订，成了现在的样子。
毛泽东晚年思想所涉及的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美学、新闻、科学、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毛泽东或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或提出了令人深思、富有启发的问题。笔者才疏学浅，主要从哲学上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作一初步探讨。对于本书存在的缺点错误，敬请同行与读者批评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