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批评“反冒进”到“大跃进”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穷二白”。如何迅速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一个牢固的物质基础，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在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出现后不久，毛泽东已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问题。
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两篇序之间的时间问隔虽短，但却反映出毛泽东思想上的重大变化。第一篇序言的中心是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反冒进”。他在第二篇序言中则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已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速度也已解决。因①此，原来“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②在写第二篇序言之前一个月，即1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规定1967年粮食产量达1万亿斤（199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8158亿斤）。
①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远集》第5卷，第221、223页。②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远集》第5卷，第221、223页。
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农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为动力，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迎接“八大”，开好“八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为党中央所赞同。第二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公布了这一设想。他在报告一开始就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①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在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不是知识分子问题，而是讲两种领导方法，是讲慢一些、差一些的领导方法，还是快一些、好一些的领导方法。他讲话的主要锋芒是批评右倾。但同时也指出：计划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不敢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难听。
反右倾保守的结果，出现了急躁冒进。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较早觉察到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危险，接连提出防止冒进。他在1956年5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说：“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预算，议定了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和过大建设规模、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10日，刘少奇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提出的方针。在6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有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周恩来再次作了说明，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头了，现在已经不是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不满，不赞成反冒进。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讲，社论送给他看，他批了“不看”二字。他说：“骂我的，为什么看”。尽管如此，经过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的努力，冒进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中共“八大”坚持了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的注意力曾一度转到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方面。反右斗争高潮过后，他虽然错误地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的注意力仍转回到经济建设上。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他说，过去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他想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搞大跃进。①
毛泽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思想还受到赫鲁晓夫的启发。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声称在最近的将来（最迟不超过1961年）苏联要在牛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宣布：在以后的十五年中，苏联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重要产品的产量。毛泽东受到鼓舞，找英国进
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①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在一些社论里使用“巨大的大跃”、“很大的跃进”等语言，见10月27日、11月13日、12月12日等社论。
行比赛。他在11月18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讲，赫鲁晓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时公开宣布了这一设想。他说：在十五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②过英国。这表明，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明显受到赫鲁晓夫的影响。
毛泽东从1956年的反冒进中感到，他的大跃进、高速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甚赞成。为了排除阻力，毛泽东反复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他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讲：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是偶像崇拜也好，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1956年6月一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又说：由于反冒进，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在三中全会上，我讲去年吹掉三条，没有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一个曲折，右派一攻（注：指1957年整风时有人提出，经济建设中主要危险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冒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他提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他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一个时期内的方针性的错误。他承认党内反冒进的人，心是好的，要搞社会主义，忧国忧民。但他又把反冒进的思想方法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批评反冒进的讲话，使南宁会议空气紧张。周恩来等同志不得不作检讨。
在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的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他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基本形成。
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一次大跃进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的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他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批评不赞同冒进的所谓“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整风反右的胜利，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跃进。他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过程和条件。他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概括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计会主义的总
②见《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
路线。”抽象地看，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并不错，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总路线基本点所包含的一系列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总路线忽视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八大二次会议提出：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大跃进并不是毛泽东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奇想，而是当时全党全国普遍存在的急于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思想的产物。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热气腾腾，出现了跃进的大好形势。7月5日，刘少奇在视察石景山发电厂时对工人说：你们谈的很好，我听了很高兴。这样做下去，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穷，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2年3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数算，有这股劲，我看7、8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在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后，周恩来再也不提反冒进。1957年6月，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1956年的经济建设“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是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首次使用“跃进”一词。在1958年，他积极支持大跃进。他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据薄一波回忆：“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很风趣地说，要颁奖章。总理笑了笑，没有说话。同志们讲是周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毛主席很赞赏。”①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次毛主席在颐年堂接待客人，客人走后，毛泽东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泽东边走边谈，议论着形势和工作。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人民日报》上登了。”“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我看看。”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②东认真看了一扁，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总之，大跃进是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情绪的反映。邓小平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③
八大二次会议后，急于求成的冒险主义迅速发展。6月21日，冶金部根据各协作区对钢铁工业“大跃进”的设想向中央报告，1959年的钢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8000至9000万吨。毛泽东批转了这一报告。6月22日，毛泽东在薄一波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3年，两年是能的。这主要的是钢”。
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1958年5月23日）。①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71页。②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公司1989年版，第222～223页。
①正是依据这些设想，毛泽东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1070万吨。
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6月初召开的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华东地区的粮食产量要达到平均每人每年1000斤到1500斤（1957年全国平均每人粮食为406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这种高指标是同浮夸风、说假话相联系的。一般人认为，粮食增产不可能很快，充其量每年只能增产10％。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1958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上表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说：过去广东粮食每年平均增产不过6％，大丰收的1956年增产也不过10％，可在今年仅春夏的粮食产量的增产就达60％。文章认为，广东今年全省实现亩产粮食1000斤的指标是完全可能的；广东一年三造，水稻亩产达1万斤也是可能的。1958年夏天，报纸上不断刊登“高产卫星”的消息。《人民日报》于1958年8月1日报导河北省长风社早稻亩产15000斤；8月9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4200多斤；8月10日报导安徽省高丰社早稻亩产16000多斤；8月12日报导福建省花生亩产8275斤；8月13日，以通栏套红大字报导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多斤”，同时又报导福建花生亩产10500斤。“卫星”比着放，谎活比着说，反正我要比你高。8月14日《人民日报》报导福建花生亩产12271斤；8月17日报导，还是福建出现了花生亩产13241斤；8月22日报导安徽中稻亩产43075斤9两；8月30日报导湖北中稻亩产43869斤4两；9月5日报导广东省中稻亩产60437斤，并刊有新华社记者摄的“13个人站在水稻上压也压不倒”的照片；9月18日报导广西中稻亩产130434斤10两4钱。读者如有兴趣可查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9号上刊登的《今年农产品高产纪录统计表（1958年10月10日）》。这些报导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在党报上大量报导这些假的“卫星”，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在于党中央的许多领导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中说：今年夏粮增长达69％，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成倍地增长。1958年确实是个丰收年，但粮食的产量却是被大大地夸大了。面对丰收的景象，面对虚假的产量数字，毛泽东在1958年8月视察河北、山东农村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写道：“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①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1070万吨，号召全民炼钢铁；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次会议后，一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力主要标志的“左”倾冒险的试验在全国城乡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8页。①《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
由于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批评反冒进（据有人不完全的统计，1958年达13次之多），使得中央领导核心中没有人能像在1956年那样起来抵制他的非常明显的冒进。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过：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脚，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也会站住脚的。恰巧是那次批恩来他们那一部分的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在1955年以前，毛泽东“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的主观①主义”他甚至还说过，“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②机会主义。”但1955年以后，则一个劲地批评反冒进，一个劲地反右倾保守，再也不提反对冒进的主观主义，再也不提防“左”，结果出现了“大跃进”、大冒进。在北戴河会议上曾设想1959年的钢产量要比计划中的1958年的1070万吨翻一番还多，达3000万吨，粮食产量要达8000亿斤至1万亿斤。1960年的钢产量为5000万吨，粮食为1.3万亿斤。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要达8000万吨至1亿吨，粮食达1.5万亿斤。工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2.9～57％，农业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30.7％（《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修改稿）》）。毛泽东在9月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可以二年基本赶上（指总产量，而不是按人口平均）。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①
这里有一个问题，1958年的打破常规的高指标是怎样提出的？是根据对现有经济状况作出科学的分析基础上提出的，还是光凭主观的意志、愿望、直觉、老经验提出的？看来是后者。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虚报的产量而提出的。工业上的高指标完全是凭个人感觉、意志提出的。这里不妨以钢产量的指标变动为例加以说明。1957年我国钢产量为535万吨，1958年的成都会议通过的1958年的计划指标是，第一本账（即公布的必须完成的）为625万吨，第二本账（即不公布的争取完成的）为700万吨。这已是够大跃进了。但有些人还不满足。这年5月，华东地区提出，1958年华东的钢产量达600万吨。根据各地汇报，冶金部推算1959年的钢产量可达3000万吨。6月的一天，冶金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钢产量可达900万吨。毛泽东说：干脆一点，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他问王鹤寿，翻一番行不行？王鹤寿认为，行，上得去。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王鹤寿说，当时我以为搞小土群能上去，“我确实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故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于是8月的北戴河会议正式作出翻一番的决定。不过，毛泽东当时心中也无把握，不踏实。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1958年的时间已过了大半，截止到八月底，只生产450万吨钢。他感到翻一番的目标很可能完不成。这次会议决定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
①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4页。②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5页。①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吨，争取达3000万吨。到了同年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1959年钢的指标太高了，改第一本账为1800万吨，第二本账为2200万吨。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仍然感到指标过高，降为1650万吨。到8月的庐山会议最后定为1200万吨。钢的指标的确定不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和钢铁工业现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而是凭主观的需要，当感觉到指标太高，无法完成，只好一降再降。应当承认，1958年冬至1959年夏，工业上过高的指标有一定的压缩。但庐山会议错误反右倾，结果“左”的思想又再度滋长，1960年的指标仍打得很高。计划1960年工业总值生产比1959年增长29％，钢产量为1840万吨，比1959年增长38％，煤产量为4.25亿吨，比1959年增长22％，粮食产量为5940亿斤，比1959年增长10％，棉花产量为5300万担，比1959年增长10％。到6月，发现指标过高，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指出：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点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指标高了，完不成，要下决心改。他说：奉劝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在各省公布数字的时候，总是要少一点。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直到1960年冬，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无法搞“大跃进”。大跃进的冒险试验不得不被迫中止，转入调整时期。
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除去浮夸部分，工业（主要是地方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钢铁、机械、交通等基础工业的建设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但总的来看，大跃进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应量等）严重失调，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大跃进”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是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不得不作出大幅度的调整。1958年大力批判“马鞍形”［即所谓的跃进（1956）――保守（1957）大跃进（1958）］，而结果不得不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马鞍形。粮食产量1957年为3900亿斤，1958年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降至2800亿斤，直到1964年才达到3880亿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钢产量1958年为1070万吨（合格的好钢为800万吨），1959年为1387万吨，1962年降至667万吨。社会总产值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平均每年增长11.3％；第二个五年计扒（1958～1962）则为―0.4％。年人均粮食1957年为406斤，1962年为329斤，1965年为365斤，还没有达到1952年的395斤的水平。人祸加上天灾，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难。人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肿病，有些地方发生非正常死亡。据1988年《全国统计年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56年为20.50‰，1957年为23.23‰，1958年为17.24‰，1959年为10.19‰，1960年为―4.57‰，1961年为3.78‰，1962年全国经济状况好转，上升为①26.99‰。河南省人口波动更大。河南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1956年为21.85
①《全国统计年鉴》1960年的全国总人口为66207万人，比1959年67207万人减少1000万。1961年为65859万人，比1960年减少348万。这两年的全国总人口数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矛盾。依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1960年全国总人口变为66900万人，比1959年减少307万人，1961年全国总人口应为66457‰，1957年为21.90‰，1958年为20.46‰，1959年为13.95‰，1960年为②―25.59‰，1961年为5.13‰，1962年为29.47‰。这一全国性的人口波动并非其他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波动引起的。
面对严重的局面，毛泽东的心情是很痛苦的，为了渡过难关，他在1960年提出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卫士们回忆，有时他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他上大学的女儿李纳与其他人一样饿饭。他本人也两腿浮肿。他7个月没有吃一口肉。周恩来劝毛泽东为了党的利益吃一口肉，毛泽东回答说：“你不是也不吃肉吗？大家都不吃。”党中央领导同志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大跃进的主观动机是美好的、善良的，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违反了客观规律，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加快建设速度，反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灾难。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看来近乎荒唐可笑的“大跃进”呢？这是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
二、大试验与群众路线
从认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可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大讲哲学，大讲群众路线，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而且有些讲法颇为深刻，发前人之未发。毛泽东的哲学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明显的矛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值得研究。
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他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老年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他要求干部以真正平等的态度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我们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我们的思想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现在的多快好省概念是积累许多经验才形成的。苏联的经验，建国以来的经验，还有根据地的经验。他又说：尊重唯物论就是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然后制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路线。离开了客观实践就不可能制造成理论体系。这次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决不是某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两年后，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说：“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
万人，比1960年增加250万人。笔者对《全国统计年鉴》和许多著作、文章中所说的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锐减1000万和1961年又减少348万表示怀疑。②《中国人口》，河南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确实如此，像“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首先是由河南省提出的，当时指的是农村。毛泽东赞赏这一口号，得到推广，但仍然是指改变农村面貌，后来又推而广之，指改变全国面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是毛泽东在六月提出的，他问冶金部长能不能做到，回答说可以，又问了许多人，也都说可以，于是他也就相信了。这种形式上的群众路线，使得毛泽东搞的大试验显得是“有根据的”，是“反映了群众的要求的”。
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将唯物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人脑是个加工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之于群众，要完整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这也是正确的。毛泽东注重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原料，但他忽视了“加工”这一点。同样的原料，由于“加工制作”的不同，可以制成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产品”。因此，我们不仅要注意认识原料的来源问题，更要研究对原料的“加工制作”，这是认识论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这就是要注重认识主体的研究。一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情绪、意志、知识水平和结构等等都直接影响到对原料的“加工制作”。群众的意见是形形色色的，有正确的，有比较正确的，有错误的。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但又不能仅仅依据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群众也会犯错误。因此党必须对群众的要求、愿望、情绪作出严格的、冷静的科学分析。否则就要犯尾巴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中一时的过急的情绪，或者叫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脱离了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他自以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其实，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才是真正地脱离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误用不仅表现在将群众路线变为尾巴主义，而且还表现在把群众运动绝对化，试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现代化的经济建设。①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所作的经典式的至理名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需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需妄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需要贯彻群众路线，这是毫无疑议的。毛泽东提出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也是正确的。它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以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成都会议发出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1958年3月23日）。问题出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与搞政治革命有不同的特点。他是凭过去的经验，企图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实现大跃进。为了实现钢产量翻一番，开展一个全民炼钢铁运动。结果9千万人上阵，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砌起了土高炉。毛泽东讲：“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他一再批评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错误。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党领导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要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关键在于形成一个真正全民办钢铁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望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实现大跃进的奇迹。在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在有些工程建设上（如农田水利建设）可以采用类似群众运动的方式、大会战的方式进行。但总的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是很难奏效的。
毛泽东十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他批评反冒进、不允许反冒进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反冒进是向群众泼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采取原谅、迁就的态度。他在1959年说：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来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庐山会议上听到彭德怀等同志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时就坐不住了，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说：1958年大跃进很有必要，但同时也必定带来各种不协调。不用反冒进就好了。……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①以。他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写了一个语气极其激烈、尖锐的批语。他想用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列宁对待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来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辩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般不宜搞群众运动，但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不贯彻群众路线，可以不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并以适当的形式去组织和实现这种积极性，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三、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
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理论上主张主观决定客观、意志决定一切。相反，如前面提到的，他在理论上是主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正确认识这一矛盾对把握毛泽东晚年的认识论思想至关重要。
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①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里
①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①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4页。
毛泽东把右倾保守当作主要倾向加以批判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了他的急躁情绪。但从纯粹的哲学理论上讲，毛泽东讲的是全面的，既反对脱离客观条件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心论，又反对忽视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毛泽东敢想、敢说，富有浪漫的气质。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曾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②此。”从发展看，在未来要使农作物产量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于现在，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就现实而言，要使农作物产量在短时间内实现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则是脱离实际的一种幻想。1958年的许多高产“卫星”，就是依据这一幻想制造出来的。而这种“卫星”的出现，似乎又反过来证明毛泽东在1955年预言的“正确、伟大”。
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提倡多快好省，但同时也指出：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唯物论的言论。他在3月25日的讲话中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完成。他又说：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在成都会议上，他一方面鼓动大跃进，但同时也感觉到党内有虚报、浮夸的问题。因此，他也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能办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他又说：我很担心，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他提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计划指标要切实可靠，要留有余地。他告诫大家：“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既然已有虚报、浮夸的台风，为什么又不去挡呢？因为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若公开去挡，就会给群众泼冷水。
1958年4月，他在武汉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除“四害”不要轻易宣布“四无”，将来变成“四有”城怎么办？做事要留有余地，宣传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
②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2页。
这反映毛泽东虽然头脑已经很热，但还是有冷的一面。
在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升温。毛泽东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干，要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爆发出来。抽象地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他在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时忽视了科学态度，在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时忽视了实是求是的精神。结果破除了科学，破除了起码的常识，陷于浪漫的幻想和盲目的蛮干。他说，过去的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化不容易啊”，总之对搞工业化有很大的迷信。我是不迷信工业高不可攀。原来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但到了1958年5月，他认为，只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我国七年就能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在大跃进中，人民群众中创造了许多“豪言壮语”。其中有一则说：“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毛泽东认为这两句话很好。他说，高山嘛，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要你让路，你还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这两句话富有诗意，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河山的气概，毛泽东的说明也富于浪漫的色彩。但要真正到“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则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让河流改道，可以移山填海，移山造地，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难于做到的。毛泽东在1956年就指出，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他在1958年进一步解释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①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一穷二白。这是很对的。但他在克服一种片面性（把“穷”“白”单纯看成是坏事）的同时，却走向另一种片面性，片面强调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面，忽视了“穷”与“白”带来的困难，忽视了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犯大跃进冒险错误的重要哲学根源之一是夸大了精神的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认为，经过反右整风，经过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由此必然出现大跃进。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中第二条说：“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力争高速度》的社论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总路线的灵魂。加快建设速度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有着非常伟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开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钥匙。”
在大跃进中，有的农民提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一口号，作为群众的一种豪言壮语，是无可多加指责的。但这一口号，不符合唯物论，不能提倡，而应加以教育纠正。可《人民日报》却加以肯定和提倡，并大批所谓条件论。8月3日，《人民日报》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的社论中说：“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①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
多快好省。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定了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在《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中说，早稻亩产36900斤和花生亩产10500斤的“卫星”，“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8月27日，该报又以“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为标题，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省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报导。有的理论工作者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条件论”，论证“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这句话不是“主观唯心论，而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8日曙光的《立足现实，大胆想象――谈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有的人还公开提出，客观规律可以人为地消灭和创造（见1958年《理论战线》第9期德麟的《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在大跃进时期，公开起来抵制、批评唯心论的理论工作者屈指可数。杨献珍在1958年11月19日的座谈中说：“大跃进中，一些人也冲昏了头脑，他们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杨献珍指出：“不讲条件就是唯心主①义论。”。第二年6月12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他指出，去年的浮夸风把我党多年培养起来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冲垮了，这比丢在地里的粮食损失还大得多。①
在民主革命时期，弱小的红军为了战胜强大的白军，弱小的人民革命力量为了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毛泽东特别强调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从前面所引的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第二个序言中可看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惠能和尚发表了一通评论。他说：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从毛泽东的这一番评论中多少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倾向。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1958年毛泽东与李达在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一次，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会面，谈话中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观点，如：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毛泽东则以为：“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则说，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两人争了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
①杨献珍：《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杨献珍论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5页。①杨献珍：《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批唯心主义》，《杨献珍文集》第2卷，第184、185页。
利。他还举了各种发明创造，都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这是错误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李达认为：“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胆子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毛泽东则回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①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从纯粹的理论讲，毛泽东不会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限的”，李达也不会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但就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一口号是肯定、还是否定来说，真理在李达一边，而不在毛泽东一边。从争论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
党的报刊登载的许多高产卫星，不少人是相信的，甚至有的科学家也受了骗。在有的报导中，不仅有省、地、县的干部参加“验收”，而且还有农业科学家参加“验收”。有一位不是搞农业的著名科学家受了高产卫星的迷惑，在《中国青年》发表短文论证高产的可能性。这位科学家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倍。②这位科学家的这种理论推算虽然可以启发人们的思想，在遥远的未来，也许可以变为现实。但在1958年，在今天，以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只是一种科学幻想。但这位科学家的文章引起领导者们的注意。
陶铸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就提到这一短文。毛泽东对这位科学家的文章也很感兴趣。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展览会时见到了这位科学家，并谈起短文。这位科学家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了一声”，“你的看法在主要方法上是对的。”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李锐曾问毛泽东，为何轻信亩产万斤粮，毛泽东说：“×××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亩产万斤，因此①就相信了。当然，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决不是仅仅受了一位科学家文章的影响。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到，1958年大跃进的出现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很深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归之于毛泽东个人。
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大跃进起来后，浮夸风、高指标愈演愈烈。对虚报、浮夸，毛泽东持什么态度？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时，县社干部的说假话已十分严重。如有的社长说，每亩麦棉保证1千斤，争取2千斤。有的讲，试验田的玉米计划争取亩产2万5千斤，水稻取亩产4万斤，而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从报中看出，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感到粮食吃不了。那么毛泽东真的相信粮食亩产几万斤？那又不是。1958年8月13日，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38～240页。②《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78页。
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又说，这是省农村工作部长亲看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②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批评徐水县把猪集中起来，让参观的人看的做法，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浮夸。在同年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他讲：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现在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下面作假，而且在我们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领导相信就危险了，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要打折扣，三七开，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假。当时有人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是有9千亿斤，毛泽东讲，最多7千4百亿斤，把1千6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其实这也是大大夸了的，实际只有4千亿斤，可在1959年4月14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中却说：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千5百亿斤，比上年增长了一倍）。他提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要把作假这个问题单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感到许多干部头脑太热，订的指标太高。为此，在武昌会议上，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勿务虚名而获实祸。他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铅、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很多人，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广西死了人，×××不是撤职了吗？死5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千万吨钢，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下面的干部，有些人听不进・139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他还指出：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有的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
在11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热衷于搞翻番的同志说：你们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通我才能通。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准备作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
②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38页。
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他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他还指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他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讲了冷热结合的问题。他在12月1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①慢热起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降温作用。但是，从总的看，毛泽东本人是爱热不爱冷，而且对冷热标准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武昌会议虽然唱了个低调，降低了北戴河会议订的1959年的指标，但会议并没有提出反对冒进，而是继续搞大跃进。
1959年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为1亿担。正因为这样，武昌会议后，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展。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成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又说，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比例。毛泽东自以为在作翻案文章，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毛泽东作为旁观者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可作为当局者，他实际上不仅没有改正斯大林“讲得很多，但不照着去做”的毛病，而且在1958～1959年间犯的错误比斯大林更大、更严重。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他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毛泽东对主观能动性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主观主义而发的。
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命令风，毛泽东于4月29日向全国的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发了封信，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①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8～809页。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6月13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的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记不可定高。会议把1959年的钢指标降为1千3百万吨。
以上事实表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发热了的头脑变得稍为冷静了一些。与党内多数人相比，他唱的是低调，是总的高调中的低调。他头脑中的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在打架。他在纠“左”时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思想。
四、大跃进与好大喜功②
“成绩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虽然能认识到成绩具有两重性，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避免成绩带来的消极作用。由于一连串的伟大胜利而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是他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原因。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一直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了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进入北京时，他又提醒自己和全党，防止胜利冲昏头脑，“决不当李自成”。建国之初，由于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他小心谨慎，强调向苏联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出来后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经过专门班子研究后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认为工业每年增长20％、农业每年增长7％的速度过高，过快。建议工业每年增长14～15％为宜，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注意克服冒进情绪、局部观点和依赖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但毛泽东不满足，决心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希望比苏联搞得好一些，快一些。
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曾指出：在胜利面前，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犯了错误。但毛泽东未能吸取斯大林的这一教训。他过于自信了，不谨慎了，总以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他本人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情绪在滋长，但党内外一些感觉敏锐的人已在1956～1957年时就有所觉察。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之时召开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为毛泽东代拟的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
①毛泽东：《党内通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12、813页。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
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在“八大”的讲坛上发出的这一番话应当说是很及时的，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但也许正是因为开幕词是请人代劳的，所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一真理虽然在一般的党员和群众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印记。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真理在取得伟大胜利之时的意义。
1957年整风时，党外人士曾尖锐批评共产党有骄傲自满情绪。张奚若指出：这种骄傲自满情绪主要表现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铭枢也批评说：共产党“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罗隆基则说：1956年以来经济建设中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冒进。对这些逆耳之言，毛泽东不仅没有认为是“忠言”、“良药”，以此引起自己的警惕、自戒，反而视为右派言论，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多次批驳。1958年1月30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好大喜功”，看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成都会议（3月22日）上又说：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这些话，抽象地讲，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毛泽东的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
在成都会议上，他广征博引，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中也说到，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要有势如破竹的风格。在八大二次大会上，他又说：马克思写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在毛泽东的启发下，1958年夏，王任重写了一篇《学习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王任重在文章的末尾讲：本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个题目。但有的同志不同意（按：李达就不赞成），才改成现在的题目。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争论。1959年，王任重就这个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站在发展论的立场上讲上述话的，学生超过先生，后来者居上，这是
①毛泽东一般不请别人代为自己写讲稿，偶尔代劳一下，也要说明，从不埋没别人劳动。在致完开幕词后，
在休息室，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见逢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倾向看，自信、大胆有余，谦虚、谨慎不足。他赞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有势如破竹的态度，但也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有些破烂了”。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本人过于自信，也有破烂了的。他为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为假象所迷惑。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此时的毛泽东有点飘飘然，他想创造奇迹，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而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也正在重演斯大林的悲剧。可他丝毫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吃过急性病的亏。希望中国革命早一点胜利，快一点胜利，抽象讲，这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种主观愿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同这种“左”的急性病进行了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急性病又一再发作。日子稍好过一点，就头脑发胀，经济形势稍一好转，就犯急性病。这一顽症，毛泽东临终时似乎有所觉悟。他给华国锋的三条指示之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确实，无论在经济建设上、社会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牢记的真理。这样讲，并不是说越慢越好，而是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