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在1956年以前，他的重点是在讲唯物论，批唯心论，批主观主义。也许正因为这样，那时实际工作中唯心论、主观主义相对少一些。从1956年起，他转向重点讲辩证法，反对无矛盾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写道：“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1958年更是他大讲辩证法的一年。5月17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管不着，我们是管中国的事，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又说：1958年，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上述自我鉴定？大跃进中辩证法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发展？我认为，对这样的问题很难作是与不是的简单回答。从单纯的理论上看，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深刻的独到的见解，但从实践上看，他的辩证法或者是为“左”的错误作辩护，或者是没有贯彻实行。
一、“两条腿走路”与对立面的结合
毛泽东讲1958年对立统一学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首先是指提出一系列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在1958年12月9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讲话中的第六个问题是“研究辩证法问题”。他说：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年在我这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小土群与大洋群同时并举，土法生产与洋法生产同时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些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有些国家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在我们这里是许可的，合法的。他在另一些讲话中多次讲到，苏联只重视工业，不重视农业、轻工业，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两条腿走路”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其哲学含义是注意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结合，防止片面性。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一系列并举，两条腿走路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比较容易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面结合，他针对有的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生活的倾向，提出了既抓生产，又抓生活；针对只讲苦战，不注意群众休息的倾向，提出苦战与休整、劳与逸的结合；针对公社化过程只强调集体，忽视个人与家庭的倾向，提出“大集体”与“小自由”结合；针对一部分人头脑过热，提出冷与热结合、冲天干劲与科学分析结合等等。所有这些，他认为都是辩证法的推广。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部分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对什么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作了极好的说明。他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以解决了。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机地结合，也要有主导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这本来是老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些同志常常强调这一方面。忘记了那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接着他针对文艺界的倾向谈了文学艺术工作中的两条腿走路问题：“文化艺术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既要结合，又有主导。”；“既要鼓足干劲，又是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主导方面是思想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结合”；“既要学习政治，又要和生活实践结合”；“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既要有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既要重视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客观的可能性与主观的能动性结合起来”；“既要独立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或叫丰富多彩）”。总之，要从思想到工作方法，学会两条腿走路，以便作好我们的工作，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推动我们的文化艺术不断前进。”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提出对立面结合的思想。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物资紧缺，为了振兴工业，列宁主张实行倾斜政策，对国家最需要的部门特别偏重，将重点制与平均制结合起来。列宁承认，要想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概念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①的革命时期，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他指出：“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的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②来。”做到对立面的和谐结合，这是一种领导艺术，需要具体分析、研究对立面的相互关系及结合的条件。关于“对立面结合”，列宁讲的不多。因此这一思想长期没有引起苏联学者的注意。只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们才抓住列宁的一二句话，大讲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对立面结合。
与列宁相比，毛泽东关于对立面结合的言论就多得多。矛盾着的对立面既有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面，又有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一面。“两条腿走路”、“并举”、“结合”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当然由在理论上讲“结合”到实践上真正做到“结合”，需要有一过程。
在1958年，毛泽东在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时，还提出了二个口号：一个是，“发展工业，以钢为纲”；一个是，“发展农业，以粮为纲。”他认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他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时说：我们工业搞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辩证法，也是最近才摸到，过去是不认识、不理解的。又说：“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在复杂众多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两方面中抓住主要方面，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为实践所证明。但问题是：第一，主要矛盾要抓准，抓对；第二，正确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钢铁生产在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并非是主要矛盾，并非是抓住了它，就可以把整个工业带动起来。1958年，以“钢为纲”，钢产量翻一番，1070万吨，全民炼钢，结果，一是冲击了农业，粮食大丰收，
①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412页。②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11～412页。
有些地方壮劳力炼钢铁去了，没有人收。（1958年彭德怀回故乡，平江县一残废红军战士给彭写了一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一是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工业。所以1958年，毛泽东虽然提出两条腿走路，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实际上，却还是一条腿走路，丢掉了一条腿，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严重比例失调。
在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虽然没有能得到贯彻，但体现在“两条腿走路”中的“对立面结合”的思想在理论上的正确性是不容否定的，在实践上也仍然是有益的。
二、关于对立面转化的理论
斯大林在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只承认对立面的斗争，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苏联哲学家不承认对立面之间有同一性，不承认对立面之间可以转化。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3年第1期（中文《学习译丛》1953年第6期）刊登巴热诺夫的《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文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用‘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即对立面的斗争。”文章认为：“对立面斗争”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在
“我们的哲学著作中所见到的对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达方式的残余。”毛泽东在读了这篇文章后批写：“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在同年《哲学问题》第4期（中文《学习译丛》第11期）上罗森塔尔发表文章作了检讨，并说：“斯大林在表述辩证法的第四特征即发展是通过对立的斗争时，就没有使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对立的同一’这些概念，可惜我们在自己的宣传工作中还没有考虑抛弃这些概念的意义。”在《矛盾论》里，毛泽东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对立面的同一性问题，列举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许多例子来说明对立面的同一性。1954年出版的由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在“同一性”条目中则不指名地批评了《矛盾论》的观点。他们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谁要是认为它们之间有同一性，那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
在1957年，毛泽东批评斯大林不承认对立统一，思想僵化，因而在政治上犯错误；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矛盾论》的批评，说明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之间有同一性。他还在许多讲话中谈到好事与坏事、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等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1958年，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使人们的思想活泼起来，毛泽东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大讲对立面的统一和互相转化。他通俗、生动而风趣地说：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行！做事总要有缓有急。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仗一个仗打，打仗也有节奏。
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
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劳和逸、缓和急、苦战与休整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
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团结中包含着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是因为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他又说：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物转化为死物，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为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生得越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谁喂呢？毛泽东的这些话，初看起来是奇谈怪论，但仔细一想，却是包含深刻的哲理。在一般人看来，男人与女人是无法转化的。毛泽东却别有解释：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当然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毛泽东的这一说明表明，矛盾是千差万别的，矛盾的对立面转化的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要拿一个框子去套。要是男人只是男人，女人只是女人，不能转化，那不仅世界上男女人数不会变化，而且人类也会灭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讲了生产与消费、父亲与儿子、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战争与和平、量变与质变、有限与无限等对立面转化。他说：“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为了启发人们去掉囿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浪漫而富有哲理地提出：我们是不是住在天上？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是不是洋人？一般人因囿于俗见，认为我们住在地上，而不是天上；是凡人，而不是神仙；是中国人，而不是洋人。他则说：不，人们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住在地上。关于是否是神仙，他说：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都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把我们看成神仙吗？关于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说：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他的这些话确实能使人解放思想，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是毛泽东在1946年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顺便指出，把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并不始于毛泽东。1904年5月，在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署名守一的政治小说《痴人说梦》。小说讲的是中国的外患一天紧似一天，不是割地，就是赔款，俄国人占住了东三省，俄国人这样蛮横，不和他拼命恶战一番，中国是万不能自存的。小说针对一部分人恐俄情绪说：“那个腐败的俄鬼，不过是纸老虎，有什么可畏惧他呢？”〔第4期〕，又说：“俄国本是纸老虎，将来必不是日本的敌手”〔第5期〕。1922年3月6日，香港广州工人在庆祝罢工斗争胜利时就形象的将英帝国主义比喻为纸老虎，其后恽代英、蔡和森等在文章中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称作纸老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2月〕中有“戳穿叶灵凤纸老虎”之语。但对此论断作出科学说明并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发生重大作用的则是毛泽东。）全国解放后，他又作了多次解释。但头脑僵化的赫鲁晓夫却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科学论断，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用对立统一观点再次阐述这一论断。他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既是真的老虎，又是纸的老虎，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他进而解释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的吃。……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因此，他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①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他进而指出，我们革命者就是做转化工作的。他说：我们的工作是认识、掌握与运用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②
从理论上讲毛泽东关于对立面的统一与转化的思想是深刻的，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对立面的转化，必然导致思想僵化，陷入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片面性。像毛泽东这样讲转化，在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转化的思想也是他具有的敢想敢说敢做、富于创造和敢于藐视一切敌人与困难气质的体现。
①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
808页。②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808页。
共产党人是做转化工作的，但转化是有条件的。在《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是注重条件的，认为，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不会转化。但在1958年，他讲转化时，已不那么注重条件。在实际工作中，不注意研究转化的条件，因而陷入浪漫的幻想。
三、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理论
在经济建设中，做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核心问题。因此平衡不平衡问题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讲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计划工作中的冒进往往破坏必要的平衡，使正常的比例关系失调。周恩来在纠正1956年的冒进时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必须注意平衡。“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上马与下马，前进与后退，平衡与不平衡。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哪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又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他认为，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经济，那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减少一点，也就没有什么。①“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的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
之后，他又说：“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①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他的这些论述，从一般的理论上讲是正确的。
到了1958年，毛泽东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思想有所变化。在他看来，过分注重平衡是右倾保守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过分强调了不平衡的作用，忽视了平衡的意义。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称：“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环节都进到高一级。”当大跃进刚起，一部分人担心国民经济的平衡遭破坏，搞乱了整个经济秩序。《人民日报》在2月28日发表《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批评所谓消极平衡，提倡所谓积极平衡。社论认为，以压低过高指标，求得的平衡是消极平衡，提高落后指标和定额向先进看齐的平衡是积极平衡。社论说：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跃进了”。这种说法抽象看来似乎不错，问题在于“高指标”是不是符合实际，低指标有没有向先进看齐的可能性。那时“高指标”就是先进，“低指标”就是“落后”。在这种空气下，指标越来越高，完全脱离了实际的可能。当然，从理论上讲，毛泽东也不是完全不要平衡。在成都会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314页。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译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议上，他讲：“平衡理论问题，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但他没有展开讲。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们很紧，都要大发展，这是好事。他的这些说法显然是过分偏爱不平衡，忽视了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平衡与不平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状态。它们本身是对立统一的。平衡与不平衡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平衡中包含不平衡，因此事物才能不断发展，这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不平衡中又有相对的平衡，因此事物才能存在，才可能发展。恩格斯指出：任何特殊相对的运动，都是为了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努力。“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①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这一点为毛泽东所忽视。他把不平衡看成是普遍规律带有片面性。“平衡――不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说法比较全面。应当承认，毛泽东在1959年夏已开始认识到平衡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把“综合平衡问题”列为会议的十八个问题之一，并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又说，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对1958年大跃进引起的比例失调的一种反省、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理论的说明趋于完整。苏联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毛泽东认为，这段话写的不对，它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他又说：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他认为苏联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他说，“物之不平，物之情也。”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通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我们对必要的比例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因此，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了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他的有些话抽象地看是不错的，问题是这些错误不是不可避免的，有些错误犯得如此之大，能不使人痛心疾首吗？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3页。
苏联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结果虚假的平衡掩盖了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等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对这种错误，毛泽东是认识到了。可他又走向另一极端，以“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为由，搞冒进，从另一方面，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当然，从哲学理论上认识平衡不平衡的规律，到实际上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达到平衡、协调、稳步的发展，这是一个过程。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整就是为了求得平衡、协调的发展，发展、调整、发展这是与平衡、不平衡、平衡相一致的客观规律。
四、“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毛泽东在1958年和1959年间讲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把这一问题单列为一条。他写道：“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紧接着，他又写了另一条：‘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抽象地讲，毛泽东的以上论述不无道理。但他在这时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是为了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认为，“反冒进”的同志采用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没有弄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他请大家看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会上印发了）。他解释说：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作了反驳
（长得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老师所教，好色无此事）。宋玉反说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五个孩子，你看好色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他讲，宋玉的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两千多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3月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把支流当做主流，没有抓住问题本质。5月17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讲：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1956年反冒进，就是忘记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的这种批评明显是错误的。第一，1956年反冒进是正确的，冒进是脱离了实际，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周恩来等批评冒进，并没有否认当时经济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并不是使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到了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初，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已非常突出，非常严重，可毛泽东在1959年2月2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依然讲：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他又说：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心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一片黑暗。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是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要警惕。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认为彭德怀等人颠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采用的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脱离了实际，把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公式化。抽象地讲，“只要路线正确，工作中成绩总是主要的，缺点总是次要”的说法，未可厚非，问题是路线正确与否本身需要有实践来检验。他虽然承认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总认为自己的路线是不会错的，是正确的。所以当人们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批评指导思想上有错误时，他就指责别人区分不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甚至给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对于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事地加以科学分析，成绩是几分就是几分，缺点是几分就是几分，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不能从路线是正确的这未经证明的前提出发，将九指头和一个指头（或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或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作为一个公式，到处去套。
“观察的客观性”是辩证法的第一要素。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对辩证法的主观主义运用就会将它变成为诡辩的工具。毛泽东由于过于自信，由于主观主义的运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辩证法又一次走向了反面，成了为错误辩护的工具。这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五、若干工作方法
领导是一门艺术。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就提出注意工作方法问题。到了延安时期，他更自觉地将哲学运用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写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样的名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新的领域。1958年，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了总结，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智慧，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他在前言中说：“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政治情况的需要。”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虽然其中许多内容是正确的，但从总的倾向看，它是为“大跃进”作准备的，带有“左”的印记。
1959年4月，针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左”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先是提出“工作方法九条”，之后作了补充，搞了一个“工作方法十六条”。他指出：“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他又说：“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他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工作方法有问题，因此，“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他提出的工作方法主要有：“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要当机立断”、“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多数人”、“要历史地看问题”、”要解放思想”等。《工作方法十六条》是为纠“左”而提出的，因此许多内容至今看来仍有价值，但由于纠“左”只涉及到工作中的具体缺点，而没有触及指导思想，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的痕迹。
这里我们不可能把毛泽东在1958年和1959年提出的工作方法一一介绍，这里只能介绍若干方法。
（一）一切经过试验通过个别典型试验，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倡导的工作方法。在1958年，他重新提出“一切经过试验”。
1957年湖北省红安县的干部，走出办公室，同农民、技术人员一起搞科学试验，种丰产试验田，取得经验，指导和推动广泛的群众生产活动。毛泽东对此种方法十分赞扬，并加以推广。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红安县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其后，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写道：“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令人遗憾的是，在大跃进中，种试验田不仅流于形式，而且出现了假的、虚报浮夸现象，助长了高指标、瞎指挥风。为了“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毛泽东提出：“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但在实际上，“一切经过试验”，被抛之于九霄云外。许多地方的苦干成了无根据的蛮干。放手发动群众成了一哄而起的运动群众。人民公社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无不是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情况下，立即在全国全面地铺开的。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的。我们要有朝气勃勃，但是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的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敢想、敢说、敢做’的那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①的事，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刘少奇的这一总结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这里还要讲一下如何对待典型经验问题，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个别中包含着一般，个性中寓于着共性。但个别不等于一般，个性不等于共性。任何典型经验都是个别与一般的结合。因此，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时要注意那些有普遍适用性，那些则没有。在学习、运用典型经验时，不可生搬硬套，
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8页。
要善于将普遍的东西与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极不平衡，各地、各单位、各部门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事情、有的任务，在有的单位、地方、部门可以办到。而有的单位、地方、部门则暂时还不可能办到，在这方面决不可作这样的推论：既然某某可以办到，其他地方也一定可以办到。
（二）抓两头，带中间
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发展较快，有的发展稍慢。有的个人、单位、部门、地区的工作做得好些，有些则做得差些，有的则处于一般。先进与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为了做好工作，毛泽东提出“抓两头，带中间”的领导方法。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先进和落后，中间状况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与落后，就抓住了两个对立面。”抓先进，是指要善于发现先进，帮助、培养先进，总结其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中间与落后向先进转化。抓落后。是指积极帮助落后。做好工作，使之转化为先进，并总结后进变先进的经验。抓好落后，对先进和中间也是一种促进。先进与落后是相对而言的，先进并非一切都是先进，也有落后之处；落后也非一切落后，也有积极因素可利用；先进并非永远是先进，弄得不好，会转化为中间以至落后，无论对先进，还是对落后，都应采取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态度。
（三）设置对立面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工作方法。今天许多论者对“设置对立面”持否定态度。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一方法，我将尽可能地介绍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
3月9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他批评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指出：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
3月10日，他又讲：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
3月22日，他讲：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
3月25日，他说：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
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讲了设置对立面的问题。在5月8日的会上，他说：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于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置对立面。整风反右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了大字报，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他进一步解释说：设置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上不存在而去设置。所谓对立，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在5月20日的会上，他再次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他说：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
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另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但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办法设置对立面。抬高水的位置让它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的制造，但要有物质基础。
1959年3月27日，他在党内通讯中就关于如何召开县和公社会议问题上指出，县召五级（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干部会，每一级都要有人参加，而且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毛泽东这种建议，为的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求得正确的、符合广大群众的政策。
3月29日，他在党内通讯中又指出：城市，无论工矿企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在庐山会议上，在7月11日夜，他对人说：他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毛泽东关于设置对立面的意见正确吗？1978年以后，大多数论者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二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不正确的。（一）对立面在没有发展到一阶段，是不能用‘拔苗助长’的方法过早暴露出来的。（二）客观事物中不存在的对立面，是不能人为设置的，人为设置对立面给我国造成严重损失。（三）“设置对立面”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①性，是唯心论。我以为这种评论失之偏颇。毛泽东用设置对立面的方法搞阶级斗争（如1957年反右斗争），搞党内斗争（如1959年的反右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极其有害的，对此应当加以否定。但由此全面否定“设置对立面”这一命题就值得商榷了。
从前面所引的毛泽东的论述中，所谓“设置对立面”的方法包括以下含义：（1）客观上有对立面的才能设置，客观上没有的，不能人为地设置；（2）所谓设置，其实是自觉地把对立面暴露出来，揭露出来；（3）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讲，自觉地设置对立面，可以有比较，有辩论，可以防止片面性。这一点连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懂得，朝廷设谏官，专门提意见。我以为“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不应否定。1987年7月17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①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设置对立面”的方法不仅在领导工作中，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过程中经常运用，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广泛使用。反衬法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①李秀潭：《“设置对立面”命题质疑》，《光明日报》1980年3月6日。①陈云：《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思想方法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1～492页。
（四）多谋善断这是针对大跃进中有些同志少谋武断而发的。毛泽东指出：“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谋是基础，有多谋才有善断。谋就是要同人商量。多谋，就要与多方面的人商量，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看各方面的材料、各种方案。他批评有些人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特别强调要听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认为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正确。他指出，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不拘形式，也可以跟秘书谋，与左右干部谋，与工人、农民谋。
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所以不仅要多谋，还要善断。光谋不断叫做优柔寡断。三国时有个郭嘉，先在袁绍手下当谋臣，他感到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深得曹操的重用，为曹操出谋划策。曹操平定天下，郭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曹操痛惜。毛泽东建议大家读一读陈寿撰的《三国志・郭嘉传》，学习郭嘉多谋善断。1959年6月，毛泽东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谋是断的基础，多谋才能善断，但多谋并不等于善断。如何才能善断？这就需要“多思”，“善思”，即对谋得的各种意见、方案、材料加以科学的抽象，加工制作改造，从而作出正确的决断。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当然，谋与断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谋中有断，断中有谋。
善断，不仅包含断的正确与否，而且还包括时机。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指挥战争中，抓住战机尤为重要。故作为统帅、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直很重视时机。他把“当机立断”作为
“十六条工作方法”之一。他解释说：“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
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时候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五）留有余地1958年的高指标，弄得很被动。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他认为，这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因为指标订得很高，实现不了，就挫伤群众积极性，
在国内外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因此，我们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的，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过去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丢掉了。留有余地也是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他说：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两条经验；第一条留有余地；第二条是抓住重点。
留有余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就讲过：指标要确实可靠，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是替自己留余地。但实际上，成都会议后，高指标不仅没有压下来，反而变得更高。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下面发生的对群众生活不关心的问题，“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于一点就被叫‘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虽然明确地把“留有余的”作为工作方法提出。但庐山会议反右倾，又出现高指标。要留有余地，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果是主观主义的计划，即使是留有余地，那也还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实际的，是自以为留有余地而实际上仍然是过高的。
（六）波浪式前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亦即螺旋式上升，而不是直线式前进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一点，毛泽东早就有不少论述。针对大跃进以来一些人头脑过热，犯有直线性的毛病。他把“波浪式前进”列为一条工作方法。他说：波浪式前进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不能老是翻一番。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但不能天天搞高潮，美国从1860到1958年的99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每年都是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
波浪式前进，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经济建设也不例外。建设的速度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不可年年一样。计划工作做得好，发展过程中的波浪起伏就可能小些。计划工作做得不好，发生比例严重失调，就必须进行大的调整，波浪的起伏就大些，甚至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在经济建设中，在社会制度的改革中，都要防止直线性、片面性，自觉运用波浪式前进的工作方法，以防止因主观主义失误而造成的大起大落的波折。
（七）红与专的结合，政治与业务的结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过去我们是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科技。从今年起，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我们一定要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技术革命的任务。同时，他又指出：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他解释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①到邪路上去。”1958年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过分夸大政治思想的作用，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经济、脱离技术的“左”的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3页。
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需要加以纠正。但是，我们在纠正这些错误的同时，不应否定毛泽东的上述论述。
为了做好领导工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法和逻辑”。他甚至“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程度。”他自己感到自然科学知识不足，需要补课。1958年9月，他在视察途中还读科学技术方面的书。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与毛泽东一起视察的张治中发现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技术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我认为：毛泽东关于学习的建议十分正确。要做好领导工作，领导者必须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懂得必要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懂得必要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文化。1958年工作中的失误，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者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经济发展的知识有关。
以上的工作方法，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有的并没有能真正实行，有的实行中走了样，但就其基本的内容和精神而言，是正确的，至今仍有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