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试验期间，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并进而在全党进行反右倾运动，把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决非偶然，它是毛泽东及党内“左”倾思想发展的结果。庐山会议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1958年，毛泽东虽然把主要精力转向了经济建设，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他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没有放松，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他的这一估计更是远离了中共“八大”的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结论。毛泽东没有正视：公私合营后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之中，它的成员正在变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他把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划为剥削阶级更是明显脱离了实际的。基于对社会阶级的这种分析，他在4月的武汉会议上讲：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复杂的。如果世界出了大事，中国出了大事，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还会造反，中间派还会起来反对我们。他提出，在斗争策略上要冷一冷，放一放，不冷不放，他是不会出来的。他提醒各省的的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在摸工业、摸农业时，还要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应首先抓思想动态。
毛泽东认为：经过土改，地主阶级搞臭了；经过三反五反，民族资产阶级搞臭了；经过反右派运动，右派搞臭了，孤立了，没有资本了；对知识分子戴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也不行了。因此，阶级斗争的重点发生了转移，由反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转到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成都会议上，一些省自治区的领导汇报了省委里边的“斗争”。根据汇报的情况，他说：省委里的斗争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另一种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的思想动向值得注意。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在这次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的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
“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
毛泽东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是同他未能全面认识阶级与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存在的关系有关。在反右运动中，他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认为在政治上、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在1958年11月21日的武昌会上，他则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问题。他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1936年宣布的，16年消灭，我国16年也许可能。今年9年，还有7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斯大林在1936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1937年还杀那么多人。毛泽东认为苏联知识分子里阶级消灭得不干净。所以他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如何看待他的这一思想？我认为，阶级的划分只能以经济为标准，但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广泛的社会范畴，一个阶级在经济上消灭了，并不等于说它的政治思想影响也就立即随之消失。应当承认，阶级的消灭是一个过程，从这方面讲毛泽东上述话有正确的一面。但是，他得出剥削阶级依然存在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因为不能反过来认为，只要社会上还继续存在着某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残余，就认为某阶级如同以往一样的存在着。也不能因为由于旧阶级中的个别顽固分子（包括新产生的）的存在就认为整个旧阶级也存在。确实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广泛的，要彻底消灭它是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思想上还沾染着某些剥削阶级的脏东西，就轻易地将人定为资产阶级分子。
在1957年以后，毛泽东把人民内部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争论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把不赞成搞冒进、搞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斥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右倾、保守、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在通过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决议的同时，又通过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提出大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大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提倡“拔白旗、插红旗”。就是在纠“左”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有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他甚至认为：坚持不坚持办公共食堂是坚持不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问题。因此，他把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人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解散食堂说成是向党猖狂进攻。可以说：在大试验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成了执行大试验的工具，而大试验又反过来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向“左”发展。
二、“要准备党的分裂”
在1954年揭露高饶反党联盟后，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1958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一再谈到要准备党的分裂问题。
1958年5月17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准备最后灾难”。所谓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说：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
在5月20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
5月23日，他又重复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说：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分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
12月23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
为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突出他讲党可能分裂？这难道仅仅是从哲学上、从党的发展历史上讲分裂是可能的？我想不尽然。除了从一般的哲学意义、党的历史经验上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当时的具体考虑。
第一，毛泽东认为：党内一部分人可以参加民主革命，但不愿搞社会主义革命，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这一点，他在过渡时期反复说到。在1957年，他又讲：“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①是动摇的。”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则认为：有些人是党的同路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乐意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第二，他认为在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上党内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他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人反冒进一直不满，一批再批。总路线形成后，还会有斗争、曲折。所以他从1958年大跃进一开始就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发生了争论。有人赞成，也有人怀疑以至反对。为了推行他的试验，他在北戴河会议上（1958年8月30日）提出了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他说，这几条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
自1956年反冒进以后，他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并不能顺利贯彻，感到党内有阻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心里有气，说：关于人大代表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他对计划部门不事先通报情况十分恼火。他在1月12日的会上讲：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子流走了。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他又批评说：《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讲起。二月开始谈判，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
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公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的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中有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人拥护我就好了。
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中国党有影响。有人希望借此纠正中国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本是好事，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党内有一些人屈服于苏共二十大的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又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别人崇拜自己。
在党的领导人中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要数彭德怀了。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朝鲜参加志愿军庆祝建党30周年会上听了唱《国际歌》和《东方红》后感到：《东方红》歌中“他是人民大救星”，同《国际歌》中“全靠自己救自己”似乎有些抵牾。他认为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更好些。但这一想法没有向人透露过，只是写进了自己的笔记。苏共二十大后，他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担心党内有人搞分裂。他担心的是谁？在那时，他自然不好明言。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在批评彭德怀时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①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彭德怀）。”也许正因为毛泽东对彭德怀有戒心，所以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林彪提升后并没有立即安排具体工作。毛泽东考虑的也许是万一彭德怀出了问题可以由林彪来接替。
总之，1956年以来，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内部不像以前那样一致了。路线上有分歧，他的话也不十分灵了。了解了这些，就可知道，他为什么在1958年一再讲要准备分裂，也很容易理解1959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了。
三、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悲剧
中共中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于8月2日至16日又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简称为庐山会议，为了有别于1961年、1970年的两次庐山会议，又称为第一次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安排当年和下一年的任务。毛泽东上庐山之前，先到湖南进行了视察，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冲，写了七律一首《到韶山》。诗的后四句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6月29日上庐山。7月1日作《七律・登庐山》一首。诗云：“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诗的最后两句原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这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和心境。从诗中可见他对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认为诗人陶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正在变成现实。
7月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1.读书，2.形势，3.今
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7页。
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太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县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他提出，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的，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系统的编一本。关于形势，他指出：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是根据陪同他在湖南视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看法概括出来的。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1）综合平衍，（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提出，应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改变过去重、轻、农的次序。他肯定陈云同志关于先安排市场，后安排基建的主张。他还提出，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三定政策。从印发的谈话纪要看，毛泽东对成绩没有多讲，主要讲问题和如何纠正，也没有反右倾的意思。会议原定开半个月。
从7月3日起，会议分组讨论十九个问题。讨论中虽然对形势的看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气氛是好的，是“神仙会”。与会者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会议间隙，游山玩水，赋诗抒怀。毛泽东的心情也很好。休息时，与卫士们海阔天空地聊天、逗乐。他还请江西省省委书记的夫人给他的一位卫士介绍对象。7月8日，又请人将在南昌赋闲的贺子珍接上山叙旧。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根据讨论的情况，他指出：对形势的认识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他批评党内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的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讲，确有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出了学费。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对此，他说：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他承认去年以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他提出：把道理讲清，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他希望通过讨论，在总路线下团结起来。毛泽东10日的谈话，明显带有批右的倾向，但仍未提出反右倾。会议仍安排到15日。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谈话的气氛是自由的，轻松的。毛泽东有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1958年提倡敢想敢说，其中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周小舟直言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显出反感和不快。毛泽东也赞同让陈云出来主管经济工作的建议，并引用“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古语。李锐回忆说：“我们三人，从主席处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①
总的看来，毛泽东的思想是：在肯定成绩伟大的前提下，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希望大家统一认识，改正缺点，继续跃进。毛泽东认为缺点正在改正，形势开始好转。他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他的这种思想状态，自然影响会议不能冷静地、认真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会议原定15日结束。正当卫士们打点行李准备下山时，风波骤起。彭德怀在7月14给毛泽东写了信。
彭德怀（1898～1974），与毛泽东同乡，湖南湘潭人。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同年11月，率红五军到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七届、八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作战勇敢，功勋赫赫。1935年10月，毛泽东作诗赞誉：“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又称彭为“张飞”，夸他勇猛顽强，心直口快。彭德怀刚正不阿，以直言著称于党内外军内外。他虽主管军事，但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深为忧虑。1959年4月，他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各国。6月中旬回到北京，6月29日上庐山。彭德怀在去武汉的火车上曾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2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①
他分在西北组。在小组会上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直率的批评。他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但不要埋怨。他也指名批评毛泽东：错误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万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毛主席和党在中国人民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不行。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六。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经问过主席，你了解怎样？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①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经验教训总结、分析不够。他又感到有些话不便在小组会上讲。于是他经过12日的酝酿，在13日晚14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2页。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84～285页。①见赵林森的《毛泽东与彭德怀‘误解’真相》，刊于《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日晨给毛泽东写了信。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中说到：“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以来的基本建设过多了一些，发生了比例失调，“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人民公社中的缺点，基本上已经纠正。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信的第二部分标题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指出，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信着重分析了主观原因。“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彭德怀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具体指出了一些“左”的倾向，并认为，纠正左的错误要比反掉右倾思想困难。信的最后部分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信的末尾引了毛泽东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后写道：“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奋牛，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封信的态度是诚恳的，分析是深刻的，没有过头之处，没有夸大之词，没有一点恶意。事实上对1958年以来存在问题和工作错误的批评的言词语气，远比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要缓和得多，今天看来，如果这封信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还是在基本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的意见和分析。但毛泽东在收到信后于16日冠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
从毛泽东对信加的标题并印发到会者讨论一事看，他是不赞成信的内容的。对信的性质是什么？他在开始时没有讲。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看过信后，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毛泽东带着苦笑的表情①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些消极材料，尽给我说消极材料。”中共中央常委决定会议继续进行，广开言路，扩大民主，让人讲话，把各种意见摆出来。17日，会议传达了刘少奇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的话。7月17日，下午五点到晚十点，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去谈话。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李锐认为，大家谈的很融洽，一起吃饭，一起喝茅台，还敬酒，谈笑风生，“主席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还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②
彭德怀的信，在会上引起了争论，完全同意的和基本反对的只有几个人，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49页。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8、92页。
多数同志基本上同意。（另一种说法，有许多人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会议的气氛还不很紧张。晚上的舞会照常举行。据李锐回忆：7月2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在小礼堂的舞会上，李锐问周恩来总理，对彭总的信有什么看法。他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情①况，因为每次中央会议总要印许多传阅文件的。到22日为止，会议还是“神仙会”，交流情况，各抒已见，座谈之余，继续游山赋诗，心情愉快。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要是那时会议空气紧张，批判彭德怀信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张闻天可能不会发言。即使发言，也不会一讲就是半天。所以我认为。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最初对彭德怀信的态度是可信的。毛泽东不同意信的内容，但也没有当成太大的事，只是希望通过讨论，统一大家的认识。
张闻天的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我党所犯的错误及所犯错误的理论、思想根源作了系统、深刻的分析。发言首先肯定“成绩伟大”，“总路线正确”，然后指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他发言的重点在分析产生缺点的原因。他指出：“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②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他认为，在处理政治和经济关系上，光讲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可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从党内生活上讲，他认为，党内民主作风不好，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拨白旗，有些浮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他不同意“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的说法，主张缺点要讲透。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①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他明确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最后，他认为，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是一比九的关系。张闻天的发言很有理论分析，对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尤为精辟，讲到了问题的实质。
过了两天，即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据卫士回忆：有一天毛泽东开会回来，情绪显得有些异常，吃了三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特别是几位中央首长来汇报什么之后，毛泽东更显出烦躁。虽然躺着，却总是看书，看材料，无法合眼。忽然，他问道：“你知道彭德怀原来②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德华，就是要得中华。”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一致回忆：每遇到大事，毛泽东经常几天几夜不睡，思索问题。在23日讲话前，他一夜没有睡，在室外来回踱步，抽烟。可以说，23日讲话是他思索一夜的结果。他认为，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愿听坏话；一种是在路线问题上有动摇，方向有问题。看来，毛泽东这一夜想得很多。他把党内党外、会内会外、现实历史联系起来思索。
①李锐：《总理在我心中》，《怀念廾篇》三联书店1987年10月版，第46页。②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1页。①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张闻天选集》第501、503页。②见权延赤的《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
1959年5月，江西省80多个县委干部在省党校开会，讨论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人民公社的方针。在会上，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3）人民公社是“早产儿”，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4）、人民公社没有高级社优越性，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5）中央通过的两个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
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这是彭德怀提供的）反映了“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报告列举了少数干部讲的“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1956年好，1957年较好，1958年成问题。”“公社成立的太快，太早了，不合乎规律。”“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且带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等等。报告说，讲这些话的人“政治上一贯落后”，“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象”。党外一些民主人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更大。章伯钧说，58年搞错了，炼钢铁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①
根据以上材料，毛泽东在23日讲话开始时就说，现在党内外右派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了天安门，要垮台了。党内有一部分意见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湖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他主张把右派的言论都印出来。
针对听不得不同意见，“一触即跳”的人，毛泽东说：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义务。长个耳朵就要听。他要讲，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愿意听坏话，好坏都是话，都要听。他劝这些人，要“硬着头皮顶住”，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一塌湖涂。神州不会沉，天不会塌下来，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他反复劝大家，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二两个星期，再反击。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原则。
在批评了“触不得”的倾向后，毛泽东接着指出，另一部分人在这样紧急关头是摇摆的。有人虽然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化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那一边？向那一方面讲？他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彭德怀等人讲的。他继续说：有些人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不坚决。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
①以上材料均见《庐山会议实录》第55～56、57～58、60页。
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他又翻起了反冒进的老账，说：1956、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就反冒进。这一次，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右起来了。他又说：他们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
针对缺点要讲透的观点，毛泽东说：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都登出来，登得完登不完？结果又如何？我们的国家会垮台，那时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那也要灭亡了。
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从一般上讲没有错。党的报纸，应以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工作中的缺点可以掩盖。缺点要讲透，也不是说，报纸天天登坏消息，而是说，对存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的地认识，是三分就是三分，是五分就是五分，是七分就是七分，不能固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或七分成绩与三分错误的框框。
毛泽东往下又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公共食堂办不办，会上有争论。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已。食堂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他批评中国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该调查组认为食堂不办为好），学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关于人民公社，他说：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关于大跃进，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里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有管，还说什么英明？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始作俑者，无其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一个儿子发疯。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结果9千万人上阵，2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他带着情绪讲，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一条叫人民公社。在重大问题上需要谨慎。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总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是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有一个过渡，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针对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说：他们（按：指群众中百分之三十的积极分子）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意搞，你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他承认“共产风”，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他认为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他用马克思来为自己辩护，说：要说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讲话：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你们有话就讲出来，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住班房，甚至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①
李银桥认为，毛泽东23日的讲话，先批“左”，后批右，两边摆平。我认为，这种评论恐怕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毛泽东的所谓批“左”，不过是指一部人不愿听不同意见，不愿听坏话，一触即跳，并非是批工作中的真正的“左”。毛泽东在讲话中确实还没有将彭德怀的信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也没有把彭德怀看作右派，认为只是“讲话方向有问题”，是路线上的动摇。但毛泽东讲话从总体上看是针对彭德怀的，是批右，而且带着一股不满的情绪，要算旧账。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尖锐的，不过还是留有余地的，承认彭德怀是好心，忧心如焚，犯了与1956年、1957年反冒进同志同样性质的错误。
毛泽东23日的讲话，对一些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好提缺点的同志是一当头闷棍。周小舟认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毛泽东的讲话是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要到黄克诚处谈谈心里的话。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私人感情很好，有人称他们两人是“父子关系”。庐山会议时，黄克诚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庐山会议第一阶段未参加，是17日上山的。上山后与彭德怀同住一所房子。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没有直接谈彭德怀的信。他说他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和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他在发言中主要讲缺点。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黄克诚稳重，踏实，开头不同意周小舟等人去他住处。由于周小舟的坚持去，黄克诚同意了。黄克诚与周上舟、周惠、李锐一样，对毛泽东的讲话也想不通，心情沉重。但他劝其他三人，不要激动。说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想想，可以作检讨。他劝慰大家有意见还是当面见主席谈。在周小舟等将起身走时，住在房子另一头的彭德怀到了黄克诚的房间，没有多说话，周小舟等三人就回去了。回去路上，周小舟碰见了罗瑞卿。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均是湖南人，思想倾向相近。不久会议传出“湖南集团”的说法，追查右倾活动。最后推导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活动。7月26日，毛泽东在对李云仲信的评论中对这次争论的性质作了明显的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50页。
上纲。李云仲原为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写信时（6月9日）是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在信中，李云仲认为：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大炼钢铁损失很大，毫无益处，是一条失败的经验；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大办水利也有问题，“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信对计划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李云仲在信中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毛泽东对李云仲的信写了近三千字的评论。他在一开头就指出，李云仲“几乎否定一切”，“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但毛泽东称赞作者“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毛泽东肯定作者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很中肯”，
“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毛泽东建议将信发到中央和省两级，并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益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他肯定自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批判错误，改正缺点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已迅速地见效和逐步的见效。紧接着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是得失相当论者”，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我们不怕右派的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当前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他认为，根据党的38年的历史，“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毛泽东的以上这些评论的意见，大体已在23日全体会议上讲过了。但毛泽东在评论的最后写道：“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门在革命时期的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明确地表明，他把与彭德怀等同志的分歧、争论看成是一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大争论，已将彭德怀认定为错误路线的代表者。不过，此时毛泽东还没将彭德怀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继续认为“他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还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问题。
26日，各小组传达了毛泽东以下的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天上午，周恩来对刚从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讲了前一段会议的情形和对形势的分析。他说，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四个星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周恩来说：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23日后，尤其是26日后，一些人在小组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尖锐。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批评彭德怀。两次会主要是毛泽东讲，也有彭德怀的自我批评与申辩，也有其他人的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几次路线斗争中，彭德怀都是摇摆的，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三十年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自己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这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反党，写信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群众，组织队伍。彭德怀有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即出在这里。彭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等等。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彭德怀想利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进行篡党。
对毛泽东的有些批评，彭德怀是接受的，如：承认14日的信有缺点；路线斗争中有动摇；个人英雄主义；经验主义等。有些则不承认，如不承认有野心，不承认自己是野心家、伪君子；不承认写信是为了争取群众；不承认这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反党；不承认搞非组织活动；不承认与外国党有关系；不同意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三七开，认为是对半开，等等。彭德怀虽然作了解释、申辩，但没有发生效用。
为了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开展反右倾，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讲：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没有了，实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攻的大问题。毛泽东认为，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确实存在，但已经纠正。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脱离实际的。虽然有几个月的反“左”，但只是纠正一些具体工作中的极“左”东西，而并未触及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东西。因此，正确的做法就应是继续反“左”、纠“左”，而不是反右。再者，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并没有完全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们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意见，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工作做得更好，根本不是什么向党、向六亿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8月2日，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信，指责张闻天“陷入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指责张闻天“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结成反党集团。这一论断是毫无根据的。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斗争又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向“左”的方向发展了一大步。8月10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要“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他认为，“这个党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
8月16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又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正是依据这种看法，他认为，有些人“昨天还是功臣，今天成了祸首”。这里，毛泽东把党内斗争极端地简单化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会有反映，但这仅仅是党内斗争的一个方面。党内斗争大量的是由认识上的原因引起的，是认识上正确与错误，或比较正确与比较错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尤其是如此。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不加分析地把党内不同的认识上纲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其结果导致更加严重、更加尖锐的党内斗争，最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彭德怀的一封信会掀起一场这么大斗争，改变了庐山会议原来的宗旨呢？毛泽东关于庐山会议斗争有必然性的论述是错误的。但庐山这场斗争也不纯粹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毛泽东1957年后以下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1）阶级斗争扩大化；（2）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冒进”；（3）骄傲自满，个人专断的作风，总以为自己总的来讲是正确；（4）思想上的经验主义。从更广的背景上看，错误批判彭德怀与党内（主要是高级干部）普遍存在“左”的情绪有关。可以说，若没有党内“左”的思想的推动，毛泽东不至于把彭德怀的信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至于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彭德怀、张闻天的批评远没有毛泽东自己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对“左”倾错误的批评严厉（如前所说；他认为“共产风”是冒险主义，“左”的修正主义。不改正将会如同秦始皇、隋炀帝那样垮台了）。毛泽东在8月1日常委会上也说：“我们讲了九个月，批判了九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①超过了我们讲的？”彭德怀、张闻天的批评也没有李云仲的信尖锐。毛泽东虽不同意李云仲的意见，但不仅没有说李云仲是反党，反而称赞他“越衙上告”的精神。可是毛泽东却把彭德怀的信上纲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并认为彭德怀反党篡党，里通外国。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有一些极为复杂的情况。
第一，毛泽东与彭德怀有历史旧账。如前所述，毛泽东赞扬过“彭大将军”，也委以重任，但对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其实有些是误解，有些并不是像毛泽东所想象的那样严重）是一直记着的。在1956年彭德怀批评个人崇拜后毛泽东对彭德怀存有戒心。他认为，他与彭德怀有疙瘩，要解开。彭德怀在8月1日的会上也谈到：黄克诚批评我对主席有成见。贺龙在8月1日的会上说：彭德怀“对主席成见很深，信中有历史成见”。正因为两人互有成见，存有疙瘩，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即不可收拾，上纲上线。
第二，彭德怀在会上有些话说的不妥。1945年延安整风时，华北地方和军队同志座谈会对彭德怀在华北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使他深受教育。但批评也有过火失实之处。在一些方面使他受了委屈，心中留下不快。①
①见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41页。①如何评价这次座谈？薄一波认为：对彭德怀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有失公正。无甚
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对彭德怀1943年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谈话的批评是对的，彭德怀这种委屈情绪在庐山会议上发泄出来了。他在会议初期的西北小组会上说：“华北座谈会骂我40天娘，现骂3天行不行？”这种说法引起与会者不满。
这种说法，肯定不会写入简报，毛泽东很可能是在批判后揭发时才知道。对此，毛泽东很警觉，勾起了历史旧账。毛泽东在8月1日的会上说：“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彭德怀“骂娘”的话给毛泽东很强烈的刺激，他在以后多次谈到。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骂我40天娘，我骂你20天娘还不行。
这一骂就被搞乱了，工作受影响。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你们骂了我40天娘，我也骂你20天。直到1965年12月21日，他在谈话中又说：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预计开半个月，15天还没到，彭德怀跳了出来，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娘，我骂你20天娘还不成？”这三次谈话足以说明彭德怀“骂娘”的话给毛泽东的印象是何等的深。
第三，彭德怀给毛泽东个人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无可非议。这是必须肯定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从同志关系讲，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提意见，容易造成隔膜。彭德怀在党内是以直言闻名的。1951年1月，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有紧急重大问题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他又火急地赶到外地。其时毛泽东正在休息。毛泽东的睡觉是一件大事，他睡着时中央领导人一般不去叫醒，总是等他醒后再办事。彭德怀这次不顾警卫人员劝阻径直闯进毛泽东的卧室，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并没有责怪彭德怀，而且当即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不无赞赏他说：“只①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在庐山会议上，有些话不好在小组会上讲，可以直接去找毛泽东当面谈，彭德怀有顾虑，有些意见不成熟，怕谈不好，容易引起误会。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到毛泽东住处，觉得写信不易，还是当面谈算了。可巧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于是决定写信。毛泽东接到信后在脑中起疑问是自然的。彭德怀郑重其事写封信，容易产生误解。黄克诚上庐山后对彭德怀说过：“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怀疑彭德怀动机有问题。
在23日的会上，彭德怀剃了一个很光的头，没有像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照例坐到台下前排，而是坐到最后一排。毛泽东讲话后散会时，彭德怀先走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向下坡走（礼堂在山坡上），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朝坡上走，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打招呼说：“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一边走一边甩手，声音很大地说：“有什么好谈的？没有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地说：“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接受了，作了检讨。座谈会批评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彭德怀对此批评有保留，彭德怀承认有错误，主要表现在事先未向中央请示，以及对日军进攻方向上有问题，但并非战略失误。关于对彭德怀“闹独立性”的批评，可以说是批评错了。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捧”、“不盲从”、“不迷信”，这是他的高明之处。详见《领袖・元帅・战友》第105～108页。①见黄克诚的《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悼念我党我国我军的杰出领导人彭德怀同志》，《解放军报》1979年1月2日。②
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场面。事实是不欢而散。因为许多中央首长在场，我认为，卫士长的这一回忆是可信的。彭德怀的这种态度无疑会引起毛泽东的怀疑。
第四，彭德怀写信的时机问题。毛泽东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讲，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在8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又讲：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北京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二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的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时候提，而在这时候提呢？因为他们那一套，那时还提不出来。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再等几个月以后，形势更好转，时机过了，就更不好提了，故急于发动。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后来又讲过多次。如，1959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和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关于这一点。彭德怀在自述中有所申辩，认为自己没有隐瞒观点，在1959年曾向中央打电报，说明粮食不能征购1200亿斤，只能征购900亿斤。有的文章根据彭德怀的申辩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我认为，客观地讲，彭德怀的申辩是无力的。因为彭德怀虽然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也向一些同志谈过，打过电报，但他毕竟没有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直言自己的观点，疾呼纠正“左”的错误，也没有通过写信或个别谈话，向毛泽东或中央领导直陈自己的意见。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毛泽东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纠“左”。这种情况，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大力纠“左”，你们不吭气，不助一臂之力，现在“左”已基本上解决了（如前所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你们发言了，你们安的什么心？是不是想利用困难、错误发难？
第五，7月21日张闻天的三小时发言引人注目，系统而有理论深度，切中要害。而事又凑巧，这年4月，张闻天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去波兰华沙出席华沙条约缔约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彭德怀则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各国。为了节省费用，张闻天与彭德怀同乘一机飞往华沙。在庐山会议上，他们两人的住处又是斜对面，中间只隔一条石级，相距五六十米远，一出门就相见，早晚散步时常交谈，两人思想一致。彭德怀把给毛泽东的信送出后，又让秘书将提纲送给张闻天看。这就引起毛泽东的怀疑，把张闻天说成陷入军事俱乐部，是文武合璧，是旧病复发。
第六，赫鲁晓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还想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企图控制中国。彭德怀访苏时，赫鲁晓夫又故意抬高他，说他是国际英雄。庐山会议正是彭德怀访苏归来后开的。毛泽东由此疑心彭德怀的万言书与赫鲁晓夫有关。在8月1日会上，毛泽东说：彭德怀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彭德怀解释说：出国实在不想去。毛泽东插话：“闻了人家
②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50～251页。
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而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
前面已说过，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尤其是反冒进以后，毛泽东就感到党内不太平，有分裂的可能，对彭德怀存有戒心。他怀疑党内有“鬼”。他在8月2日会上讲：去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就说过，危险无非是二，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庐山会议上种种情况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所引起的疑问，很容易把彭德怀当作“鬼”。可当时的彭德怀也好，张闻天也好，都不了解毛泽东的心态。以为毛泽东还像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虚心听取意见。所以，他们对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是没有想到的。
总之，庐山会议的发生是复杂的，是诸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使没有彭德怀7月14日的信，类似的会议在以后迟早会发生。因为在党内和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产生这类斗争的“左”的思想基础。把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责任仅仅归结为毛泽东个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庐山会议错误地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的官，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但还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罢官后，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罢官后，彭德怀先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读书、学习，继续思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后来，又回故乡作了些社会调查。到了1961年，无情的现实证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是错误的。但毛泽东和中央仍然坚持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是对的。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讲：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刘少奇认为，彭德怀同志阴谋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刘少奇这些话当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他的辩解是无力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无疑是由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引起的，当时把信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刘少奇的辩白等于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没有错误，批他是因为他想篡党。而所谓篡党，同样也是捕风捉影的事。
①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37、239页。
1962年6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八万言的长信，一面从严检讨，一面澄清历史真相，批驳不符事实的指责。表明“不是什么‘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并无所谓“反党小集团”，也无“里通外国”。他希望中央在“平反甄别”错案时解决他的问题。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的信被当做“翻案书”打了回来。毛泽东讲：彭德怀的案不能翻。
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庐山会议的斗争的认识有变化。刘少奇在1964年7月2日和7月9日两次讲话中说：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该反右，结果反了右，中央要负责。1965年9月11日。中央派彭真同彭德怀谈话，说明中央准备派他去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没有立即答应，9月24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收到信后，“高兴得睡不着觉”。第二天，9月25日，就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一起约见彭德怀。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对庐山的争论，毛泽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又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一分为二”。毛泽东列举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说：“为什么一个人①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谈话进行了五个小时，并共进午餐。彭德怀接受了任命，在三线积极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不出头露面。1966年4月，在成昆铁路通车典礼上，当时的三线总指挥李井泉和另一位副总指挥程子华坐在主席台上，而这位老彭却坐在群众之中。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横遭迫害，骇人听闻，最后含冤屈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彻底平反，洗清了多年的沉冤，恢复了他应有的荣誉。
庐山会议给彭德怀造成了悲剧，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幸。庐山会议的后果：一是“左”倾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而愈加严重，二是全党中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把相当一部分（约三百几十万）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党员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民主遭严重破坏；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升级，将阶级斗争由党外开始转到党内；四是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进一步发展。
四、“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为《哲学小辞典》所起的书名。他为这小辞典写了前言，其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着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
①《彭德怀自述》附录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289页。
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毛泽东这里所讲的经验主义指谁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建议读哲学，批经验主义的目的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为了打败所谓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作为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哲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对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他不满足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批判，还注意从思想上、哲学上的批判。他对王明路线的批判就是如此，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认为同彭德怀的斗争也是一次路线斗争。所以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应如此。
在8月1日常委会上，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事务繁琐，事务太多，读书少，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彭德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毛泽东讲彭德怀是经验主义，看来主要是认为彭德怀读书少，缺少理论。他对彭德怀说：“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彭德怀也承认：“经验主义肯定有，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这里所说的经验主义，明显是指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
在8月11日的会上，毛泽东又说：“讲讲世界观、人生观。人生观这个词，在外国书上看得很少。中国人喜欢说人生观，其实世界观、人生观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在一部分同志中，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就是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还有个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有些同志讲话只讲方法论，不讲世界观。这就是讲历来犯错误的同志，据我观察，以及中央常委和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为什么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也说：“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
这里所讲的彭德怀等人犯的经验主义，已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但毛泽东没有做具体的分析，指出它的表现之所在。彭德怀在工作中存在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这是彭德怀本人也承认的。但这并不能说，毛泽东批彭德怀的经验主义批对了。毛泽东批彭德怀的经验主义批错了，这是肯定的。可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判断却是正确的。延安整风，虽然也批经验主义，但重点是批教条主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教条主义被战胜以①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中共“七大”后，并没有批判经验主义。1948年5月，毛泽东在《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但当时忙于
①《毛译东选集》第3卷，第990页。
战争、土改，无暇顾及批判经验主义。所以毛泽东讲“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这是符合历史的。由于没有批判经验主义，所以党内经验主义在滋长，成了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不过，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不是彭德怀，而正是他本人。
毛泽东在大试验中，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夸大了精神、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作用，这些都是唯心主义性质的。他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也是严重脱离实际的。这也是无可置疑的。从认识论根源上，我认为大试验的错误与他思想上的经验主义有密切关系。
综本章所述，毛泽东的经验主义主要表现为：
（1）不了解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特殊性，企图用解决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里来解决经济问题。
（2）企图用搞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来搞现代化经济建设，将革命时期的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绝对化。
（3）企图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理由是：过去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现在不能用？
（4）对下面干部和群众提出的口号、指标，不作科学分析便加以肯定、推广，实际上当了下级和群众的尾巴。
（5）把群众中一时的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如吃饭不要钱）误认为共产主义的萌芽，把假象、现象当成了本质。
（6）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党内矛盾，把党内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认识，不加分析地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7）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绝对化，不能实事求是看待工作中的成绩与错误。
（8）片面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忽视现代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研究，以至闹出钢产量一年之内翻一番和共产主义即在眼前等大笑话。
（9）光凭个人经验、直觉来决策，对提出的任务和目标不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和作可行性论证。
（10）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除了经验不足之外，另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全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毛泽东往往带着自己的经验去理解社会主义。
总之，毛泽东一方面将自己的经验绝对化，用旧经验来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在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对群众的意见、要求、情绪缺乏全面地科学地加工制作，往往为表面的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毛泽东的经验主义、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思想上有经验主义，导致他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犯有主观主义；也正因为他犯有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所以他自以为是坚持了群众路线，坚持了唯物论，自以为代表了群众。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一边讲尊重唯物论，尊重群众，而实际上却脱离了辩证唯物论，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但实际上没有批经验主义，更不会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真正的经验主义。在此以后，党内的经验主义继续发展。经验主义依然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重要认识论根源。时至今日，纠正和克服领导工作中的经验主义仍然是思想战线上一个紧迫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