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一章的内容，我们评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传统性、风趣性和通俗性等）及其各种技巧。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语言特点，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所一向倡导的文风“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上。195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草拟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37条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紧接着，他还对这“三性”作了具体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辞章问题。毛泽东虽然在1958年才极为明确地提文风“三性”，但在实际上，至迟在1942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时就已经开始主张了。而且，自那时起，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个主张，坚持始终地与党八股作不懈的斗争。尤其令人说服的是，他言行一致，对于文风“三性”，不但在口头上不遗余力地提倡，甚至大声疾呼，而且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认真实践。除了因特殊情况写下的少量文言文之外，他所有的文章和讲话，几乎篇篇兼具“三性”。正是由于通过这文风“三性”，才进一步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使之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指导性，才能使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文章写作或做演说，第一个要求便是语言的准确性。准确性是一切语言的最起码的要求，因为它是表情达意的基础。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一文中说：“夫上古文字，谓之书契。书契云者，书之为字，即与其事其言纤悉符合，不相出入，是之谓契。”这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语言的准确性。使语言与客观外物和主观内意达到“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即是所谓“契”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标准。古人把这个标准称为“千古文章之大法”（潘德舆语，见《养一斋诗话》卷二），如果失去了这个境界或这个标准，语言的其他诸如什么鲜明性、生动性等各种表达效果便都将失去依据。从这个角度说，准确性是一切美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它的本身便是一种美。因此古人十分强调地指出，“必使心与理会，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刘勰语，见《文心雕龙・论说篇》）。就是说，要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一方面要使人们的主观内意完全符合客观外物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语言表达又要恰当贴切地反映主观内意。
然而，仅仅认识或提出准确性这个要求不会费太多太大的力气，但每个人都能使自己的语言合乎这个要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方孝孺说过：“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