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反映事物或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概括性极强，一般情况下，都能达到令人毋庸置疑的程度。他善于对具体事物作科学的抽象。即使对于那些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和把握的复杂事物，他也能用极简省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得清清楚楚而又十分尖锐。据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一书介绍，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博古代表中央作了一个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这个人“能言善辩”，他的总结报告“有条有理，有理有据，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听起来完全是篇很好的文章”，但其内容却是回避要害，为“三人团”在指挥上造成的严重失误辩护，推卸责任。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军事报告，虽然“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是“犯了错误”，但也不够十分深刻。会议中，洛甫和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都对博古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洛甫还说，“三人团”指挥红军反对五次“围剿”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不利用国民党十九路军打击蒋介石，红军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等等，但是他的发言，也没有全部击中要害。只有毛泽东根据所掌握的具体材料，结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又参照了洛甫等人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这个发言，既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博古讲的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他的报告不实事求是，而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又指出“三人团”所犯的错误属于“军事路线的错误”，给他们的错误上了纲。尤其是从“三人团”指挥五次反“围剿”错误的三个阶段中概括出来的实质性原因，更是“鞭辟入里”，使参加会议的人们都“感到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五次应‘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参见1991年7月29日、30日《光明日报》），也像列宁那样，“把最纷乱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斯大林语，见《论列宁》）。
并且，问题越是复杂，越能看出毛泽东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1939年的时候，谁能准确地回答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和“实质问题”这样的问题？这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得了的。而毛泽东仅仅通过对党成立后18年的革命实践过程的简单回顾，极为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共产党人〉发刊词》）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这个概括准确而简洁。另外，他在揭示这个规律的同时，又鲜明地指出了党在革命中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同上），这就是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本质问题”。这个“本质问题”，概括得也十分恰当。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类似于上述的情况很多，例如，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仅用“十六字诀”就把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阐述得既全面，又科学。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和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这也是很难确定的两个问题。毛泽东说，“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出主意”，一件是“用干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于这些复杂的事物，他也都能举重若轻，从中抽取出极其贴切的本质和规律。其他诸如“了解情况”，他说是属于“认识世界”的问题，“掌握政策”，他说是属于“改造世界”的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关于重庆谈判》）?? 他把“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使用”、“工作”这类个别事物，都能提到更高一个层次，甚至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因而都显得格外深刻精辟。
此外，毛泽东对反动事物或错误言行本质方面的揭露也是相当深刻的。比如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发表的“白皮书”的揭露，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反动言行的揭露，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揭露，以及对党内自由主义、不良作风和“党八股”的批评，等等，都能从本质上着眼，因此都显得十分准确、尖锐，使得反动和错误的东西几乎没有藏身之地。这是毛泽东语言准确反映本质和规律的又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