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观点新颖，标新立异
对人们长期未能认识或认识模糊的问题，毛泽东往往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从根本上加以回答。例如，在1940 年以前，关于什么是“国体”和在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国体”的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所谓“国体”，实际上“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究竟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把世界上国家体制划分为三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他根据当时的实际，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常用“国民”这个名词来“隐瞒”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是一种欺骗，因为“国民”一词虽然可用，但是不应该包括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在内，而应当对他们实行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对“国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对“国民党”、“民国”一类问题和事物持有糊涂观念的人来说，显然是十分鲜明而又深刻的。当然这是他运用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结果。
毛泽东还常常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揭示事物本质，从而提出新的看法。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按规定，共产党员只能占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有的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人数更多，才能掌握政权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却说，取得领导权的关键，是那“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所谓领导权”，既不在于“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在一定限度内，人数多少，是形式问题，而党员的质量及其领导效率，才是本质问题。对于如何掌握领导权问题，由于毛泽东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问题，因而提出了新颖而又深刻的观点。
毛泽东不仅能对像上面那样重大问题提出新颖而深刻的观点，就是对一般问题也往往能提出胜见新解。请看他是怎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的：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百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由于既抓住了矛盾的环节（即问题的实质），又是一般人们心中所有但笔下或口中所无的看法，因而也是新颖而深刻的。
毛泽东还很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新事物或新问题，并借以提出新的观点。延安时，他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新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便发现以往一切旧文学艺术上一直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而创造历史的人民“却成了渣滓”，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他发现了新问题；杨、齐所编导的新戏舞台上，人民成了主宰，统治者成了反面人物，他认为这是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甚至还认为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他发现了新的事物；所以他“希望”（即主张）今后要“多编多演”新剧，并且使之“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他提出了崭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因此排斥那些带有人民性的旧戏。据1944 年1月9 日《致杨绍萱、齐燕铭》，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②观点尖锐，不搞折衷
当毛泽东“与人无争”的时候，其文章和讲话的观点经常是新颖而深刻的，因而也是鲜明的，当与他人观点有分歧或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他所发表的观点则不但新颖而深刻，而且也是十分尖锐的，这就使他的观点更加鲜明了。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