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的刘勰说过，“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文心雕龙・事类》）这是说古代的经典（包括权威性言论），好似文章写作的语言材料的仓库（即所谓有“奥区”），才华灵感的灵境圣地（即所谓“神皋”），从汉代扬雄班固开始到他们以后的文人们都能善于加以采择、利用。宋代黄庭坚也说：“古之能为文章者，其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毛泽东是当代最“能为文章者”，更能“陶冶万物”，善于利用。不过，他所利用的，不仅有“陈言”，也有“今言”，不仅有“中国言”，也有“外国言”，不仅有“经典言”、也有“口头言”，具体地说，就是他善于运用引用法，引用的内容，包括古今名人名言、诗文语句、各种俗语、典故（包括小说、戏剧、故事、寓言），以及有关资料，等等，他都“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可以说，能够作到这一点，是使他的语言经常议论风生、妙语连珠，而又充实有力，具有感人生动性的物质前提之一。因此，毛泽东常把引用的事实或言论作为材料，使它们成为他的某些观点或作法的根据。例如，有一次，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值夜班时打了瞌睡，醒来后对毛泽东说：“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毛泽东说：“你们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据权延赤编《领袖泪》），毛泽东用自己的经验（这也是正面事实）说明自己的做法正确，但似乎还觉得无力，于是又用《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证明材料，进一步说明他的做法是应该的，是符合一般处事准则的。又如，1949 年8 月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彻底失败，便对中国实行“封锁”（即今之所谓“制裁”），毛泽东这样说：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别了，司徒雷登》）
这段话的观点是，中国人不怕困难和封锁。其中引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语，出于《老子・七十四章》。毛泽东引用老子的言论充分证明了中国人不怕困难和封锁这个观点的坚实性。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语言，并不像某些专业学者那样格外注重旁征博引，更不像某些人那样，喜欢“吊书袋”。一般情况下，他并不引用或尽量少地运用引用法，在需要引用的时候，引用的内容也比较简短，很少作过长篇幅的援引。当然，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有时他也引用较长、较多的内容。例如，毛泽东在1910 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述共产党在1924 年至1927 年大革命时期就提出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时，就引述了斯大林《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和《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两篇著作中两段较长的议论文字，其中后者竟长达700 余字。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有必要把有关根据原原本本地加以介绍，所以毛泽东才引用了斯大林讲过的两段较长的原文。其他诸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大量引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1929 年4 月5 日给中央写的信件的内容，在《论持久战》中大量引用他本人在1936 年7 月16日同斯诺的谈话内容（约2，000 余字）和1937 年8 月25 日党中央一份决定中的有关内容，虽然情况与上面的例子有所不同，但也都有它们各自的必要性，并不是随意这样引用的。
关于毛泽东引用典故和俗语等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在第一章有关内容中作过评述，这里，我们主要地仅对他一般引用法的运用，作一些具体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