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资治通鉴》看作是一部大相砍书，一生不厌其读，从中探讨中国兵法的思想。《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刘备的谋臣法正，主持朝政，多次利用职权行个人恩怨，有人劝诸葛亮禀告刘备，限制法正的权力。诸葛亮从大局出发，指出法正像羽翼一样，辅助刘备翱翔，不能因其有过失就限制他行使职权。“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毛泽东读此评点到，“观人观大节，略小故。”认为观人要从大处着眼，全面看人，不能求全责备，以小故摒弃贤才。
观人是中国兵法的重要内容，正确观人是任人的前提。《六韬》指出，君主观人有“六守”：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认为富裕而能够循规蹈矩，不胡作非为就是仁；尊贵而能够遵守礼法，不骄傲放纵就是义；重任在肩而能够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就是忠；受托作事而能够公私分明，不隐瞒欺诈就是信；面对危险而能够大义凛然，不畏惧退缩就是勇；事繁多变而能够处置有序，应变无穷就是谋。“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守者，关隘、关键之谓也。六守者，观人之六点关键也；守者，守备、不失之谓也。六守者，仁义忠信勇谋，人具其一就不可弃也。“六守”的观人思想是中国兵法观人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国兵法观人思想中的精华，毛泽东也正是以此观点来看待法正的。
法正，字孝直，三国时期的智谋之士，《三国志》上称他“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最初他投奔刘璋，久不任用，被人“谤无行”，志意不得，只与益州别驾张松友善。后密结刘备，成功实施了刘备集团西取益州的战略意图，被刘备任为蜀都太守，辅佐刘备经治巴蜀。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进兵张鲁，平定汉中。汉中是益州的北部屏障，曹操占据汉中后没有乘胜攻打益州，而是留下夏侯渊驻守，自己仓促北还。法正判断曹操此次出兵汉中，不是不想进军巴蜀，也不是力量不及，而是忧患所迫不得不还。“此盖天以予我，时不可失也。”他劝刘备出兵汉中，占据这块战略地域。刘备善其策进军汉中，夏侯渊败死。曹操在西征乌丸时得到汉中战报，不无感慨的说，“我本来料定玄德不会有此举动，必为人所教也。”法正辅佐刘备西取巴蜀，北征汉中，为刘备建立帝业奠定了基础。刘备称帝后，发兵东征为关羽雪耻，群臣莫能劝阻，大败而归。时法正已死，诸葛亮叹息道，“法孝直若在，定能制止主上东征，即使不能劝止也不至于落得如此惨败。”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时评点的就是法正在蜀都太守任上的事。
法正量小失政，不足称道，但以一时一事观人更不可取。金无足赤，世无完人，十个手指不会一般齐。明智的领导者，常常见到人之所长，求其长而任人；昏庸的领导者，常常见到人之所短，责其短而弃士。善于观人的人，见到人之所长则知人之所短，见到人之所短则知人之所长。观人见短不见长是愚，任人避长不避短是蠢。任人之长者势益强，责短弃士者势益弱。倘若一个人在领导者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各个方面就像组成木桶的每一块木头，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巧伪圆滑的诺诺奴才；一个人在群众眼里没有了缺点过失，十个手指一般齐，这样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好好先生。峭峭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木桶理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求全责备理论。苏询在《衡论》中曾说，“先王之选才也，自非大奸剧恶如虎豹之不可以变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术，而全其才以适其用。况为将者，又不可责以廉隅细谨，顾其才何如耳。”
管仲曾说，吾尝鲍叔经商，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与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我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耻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观人观大节，选才贵适用。毛泽东也正是在一次“开除党籍”、两次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境况下，背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历史推举到党的领导核心的，从而才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