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一书汇集了历史上近2000则智谋故事，令毛泽东爱不释手，圈点批阅。《智囊》在记述孙膑“驷马之法”处有一按语，“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毛泽东读此评点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毛泽东看来，在总体处于弱势情况下，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造成相对的强势，以相对的强势敌相对的弱势，各个歼灭敌人，最终由弱变强战胜敌人。这是中国兵法的精妙之处，历史上以此战法驰骋天下的最杰出人物就是李世民。
李世民，唐高祖李渊次子，自幼聪睿过人，临机果敢，不拘小节，心智深远人莫能测度。十七八岁时随其父李渊奉诏征战，深入敌阵，独往独来，所向披靡。时群雄并起，天下蜂拥。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气数已尽，于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逐鹿天下。攻取长安后，李渊拥立隋炀帝孙杨有为帝，是为恭帝。恭帝封李渊为唐王，封李世民为京兆尹。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自称帝，是为唐太宗。李世民平生以礼下士，广纳英才，为盗为侠者皆能为其所用，贤能之士无不委身甘效死力。在李渊谋取天下的征战中，李世民武功最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七月，薛举在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称帝。李世民率众讨之，无功而返。不久薛举死，其子薛仁杲嗣位，李世民再次兴师讨伐，与薛仁杲在折庶城（今甘肃省泾川县东北）对峙六十余日，敌众十余万人，兵锋甚锐，数来挑战，李世民按兵不动以挫敌锐气。至敌粮尽、两将来降，李世民才说：“彼气衰矣，吾当取之。”命庞玉先在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东北）南攻击敌人，敌将宗罗侯全军出战，庞玉先战败未溃之际，李世民出其不意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奄出，大败薛军，薛仁杲降。李世民与兵法家李靖探讨兵法思想时，曾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这既是李世民对中国兵法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是他战争实践的高度概括。
孙膑的“驷马之法”源于《孙子兵法》的虚实思想。《孙子兵法》指出：“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之所加，如以段投卵者，虚实是也。”认为能做到从战争实际出发，因敌情的变化而变化，避实击虚，战胜敌人，就是用兵如神。无为虚，有为实。中国兵法上讲的虚实，一般而言弱、寡、饥、劳、怯、乱、不虞是虚，强、众、饱、逸、勇、治、有备是实。用兵的法则是避开敌人之实攻击敌人之虚。这关键在于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驾驭战争形势的变化，发现和制造敌人之虚，适时攻击。这是中国兵法思想的核心，李世民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才做到了以弱胜强，百战百胜。
李世民一生南征北战，以弱敌强，屡建奇功，千古罕有。1920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说，李世民是草莽英雄，“太原公子，褐裘而来”；晚年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一再流露对李世民能征善战的赞赏。秋收起义失败后，在几千起义官兵中愿意再跟毛泽东走的只有七十二人，毛泽东就是以这七十二人为班底，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在与强敌的斗争中不断壮大，最终走向胜利，干出了一翻震撼世界的事业。李世民与毛泽东相比逊色许多，千古中国能军能出李世民之右者，仅毛泽东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