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宋太祖本纪》记载，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用兵不给将帅任何指挥调度权力，对敌作战皆按圣旨行事；将帅不能临机制宜，屡战屡败。“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廷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是言之，得殁亦为幸矣。”毛泽东读此评点道：“赵宋祖此弊法。”认为刘义隆统御军政，遥制兵略，不能授权任将，是用兵弊法；赵宋王朝仿效此法导致将不能军，士不能战，边患频仍，江河沦丧。
“赵宋”即赵匡胤建立的宋王朝。赵匡胤，五代时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生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少时善骑射，周游四方不遇器重。后至襄阳寺中，一老僧语之“北往则有遇矣”，于是赵匡胤北上投奔了正在招贤纳士的后汉枢密使郭威。不久掌握后汉军权的郭威谎称辽军侵汉，率军抗辽，途中属下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建立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即帝位，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握后周兵权。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子柴宗训继位。转年赵匡胤效法郭威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赵匡胤即帝位后，深感兵权对皇权的威胁，恐惧权臣兵变的闹剧再次重演，“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重臣的兵权，建立了一套军权分立、兵将分离的军政体制，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权力统归于皇帝本人，规定将帅只能按皇帝规划的成旨行事，不得临机决断。这种机制在其变革过程之中，对赵匡胤强化皇权统治、进行统一战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一旦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就显现出了它的僵化和腐朽，致使大宋王朝国力军力衰微，自毁长城。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以后，两次大举兴兵两次惨败而归，至此大宋王朝无力再战，丧权辱国，直至灭亡。
君主制御将帅是用兵弊法，兵家大忌。将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君主必须授予将帅驾驭战争的全权，推之以诚，待之以礼，充分发挥将帅作用，将帅拥有独断决策、临机定夺、因敌制宜的权力；君主不能制御将帅行使职权，君主制御将帅行使职权是乱军取败之道。《孙子兵法》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膑兵法》指出，“得主专制胜”、“御将不胜”；《三略》也指出，“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都把君主授予将帅指挥调度全权，不制御将帅行使职权当作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这是“万世之法戒”。中国兵法摒弃君主制御将帅，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将帅身处战争前线，直接掌握战场对比情况和战争发展态势，随机决策更有针对性，及时准确，利于捕捉战机，掌握战略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二是树立将帅的权威，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利于将帅协调指挥，令出一门，三军一体，提高整体的作战能力；三是避免君主决策失误，造成全局的被动和整体的损失。
君主放手任将，不仅要有识人之智、容人之量，更要有爱人之心、用人之略。君主不是在将帅行使职权上羁縻制御，而是充分发挥将帅的作用，在更广阔、更深层的地方驾驭将帅、激励将帅；让将帅成为君主座下的战马，战马驰骋天下，君主得意于天下。这是君主的真正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君主真正应该有的本领。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十分重视对战争指挥艺术的把握，赋予前方将帅战场指挥临机决断的全权，充分发挥了前方将帅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自觉根据战场实际，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宋太宗赵匡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作“无能”、“此人不知兵”，极力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