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自称民运份子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和学生，从文革以后极度自卑，所以，他们的任何不满及吹嘘，一直远离中国人民真正的意愿，他们总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新闻自由”是现代标准。当然，叫“打倒官倒、贪污”西方社会没有兴趣，叫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立刻得到西方社会、香港和海外华人的支持。
深藏中国人骨髓里的怯懦和自卑在这一代的中国民主知识份子言行里完全显露，众所周知，中国人都相信，一旦有了外国朋友支持，得到一项国际民主奖状，就可以反过来威胁中国，因为，中国政府不怕人民，只怕外国人！这是多么令人羞愧、痛心的怯懦心态。也是这种投机心态，使那些自贱、自卑成性的中国民主知识份子及学生，远离了真正的人民心愿。
你看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初起时，学生和工人、市民大多数的口号是“打倒官倒、贪污”，反而，知识份子大多数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自由和新闻自由”，为的是自己阶层利益，美其外为国家。
中共能打败国民党统治，当年最大原因得力于国民党高层“腐败和贪污”，中共搞学生运动、宣传，总针对这一点说出当年人民的心声，使民心跟从。如果当年中共地下人员，只叫争取民主、人权，不叫“打倒腐败、贪污”，中共能得到民心吗？由此可见，真正为中国人民争取利益的运动，应该不理外国所好，应立足在国内人民真正意愿上。
也许，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多数学生和学生领袖相信民主、人权能够挽救中国于苦难，这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西方社会经过不同途径，向中国输出民主的结果。这结果，正像三十年代爱国知识份子一样，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于苦难一样真诚。中国在近一百年中，永远为外来思想意识所慑服，无法针对自己的民族、国情，找出一条真正合己的道路，因为，知识份子们骨髓里的怯懦和自卑比中国老百姓更入膏肓。
所以，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相信了民主救国，才会被渗进广场里的美、英情报人员影响和左右。他们不知道，全国人民对“民主”的概念与对共产主义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民主概念一样，都是一种不实在的希望。他们关心的是影响国家的贪污、官倒和腐败现象。
何况，民主并不是万灵神丹，今天，民主只剩下西方社会输出“民主”口号的手段（当年苏、中是输出“革命”，大家一样有“侵略性”，都要“埋葬”对方）和武器。
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不是靠民主。南韩大家公认不民主；新加坡被西方社会骂为不民主；台湾李登辉行的是民主外衣，独裁本质；香港政府数年前，还被今天叫民主的人骂为有自由没有民主；日本社会最封建，看那些贱民、男女不平等根深蒂固，阶级、黑金政治、天皇崇拜都是封建、愚昧的不民主体现。
印度的言论自由比美国还彻底，政制民主达到美国佬要求，印度经济没有因民主、自由及新闻自由而起飞。
事实证明，经济繁荣不一定来自民主的因素。
当年，千万美国人反对越战，民主政制的美国有没有因民意而停止越战？没有。香港大多数民意反对收留越南船民，“民主英雄”彭定康为了英国利益会听从吗？不会。
民主体制是“话可以讲，但政府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最强大的时代是唐代，唐朝强大，经济文化世界第一，并不是民主或封建因素促成的，只因为有“法治”和“法制”，宰相可因皇帝不合法而当面以死相谏，因此，唐朝封建像今天日本，但唐代人民最有自信。
由此可见，有了法治和法制，就走上不会有官倒和贪污的第一步，政治体制是最后的问题，不是重要的关键。在政治欲火焚心和自卑、自贱，“理穷智浅”的两种中国知识份子眼里，体制才是关键。
民主的真正解释，应该是人的修养：
（一）胸襟：必须具有聆听别人异议的时间，不反驳异议的沉默，然后存异求同。
（二）怀疑：能够存异求同，必须有怀疑自己的优点，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正确，而不是怀疑异议者。
我们看不到西方国家拥有这种比他国优胜的特点，我们在虔诚相信民主救国，相信真理在握的知识份子言行中，听到的只有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可是，他们面对异议者时，绝不手软。
人如果缺乏随时怀疑自己的情操，不懂想一想异议者有可能像自己一样以为真理在握，不愿意反求诸已。他们（包括虔诚的宗教人士）为了心目中的“真理”就可以不择手手段打倒对方，再踏上几脚。这时候，人权、人道、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都成为口号，中国没有丝毫得益。
三十年代的知识份子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他们建立了国家，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民主社会不但不能出现，中国反而出现今天的缺乏法治、贪污、官倒腐败现状。
今天的中国人民，最大的民怨是“腐败、贪污、没有法治”。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概念不亲切，又遥远，任何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口号如果离开人民真正心愿，一定没有好下场。
只要中共高层搞好“反官倒、反贪污腐败、建立法治和法制”，没有人能向他输出“民主”。反过来，要在中国搞“民主运动”，必须不叫民主，应叫“打倒官倒腐败、贪污、建立法治和法制”才能成功。
只有法治和法制并存的社会，才能打倒腐败和贪污，才能逐步走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依靠教育）或者理想中的任何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