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马克思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恩格斯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
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
收入本书的十二篇文章，短者几千言，长者几万言，除两三篇为旧作的改写外，都是近年新作。８０年代初，我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是说，毛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实践，同早年思想性格也是很有关系的。这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渊源，细心的读者自会感到。当代中国和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辉－－毛泽东思想仍照耀着我们，可是他的阴影－－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着我们。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说，我们主要还是防“左”，“左”是根深蒂固的。过去从反右到“文革”二十年的“左”，同毛泽东直接相关，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因此，中国要前进，要现代化，要搞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同根深蒂固的“左”一刀两断，永远告别，否则就难以顺利前进，甚至可能倒退。毫无疑问，这就需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彻底弄清楚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根源，从这个笼罩着我们的阴影中完全解脱出来。这就是我写这些文章并集结出版的原因。就我个人来说，５０年代初，曾利用自己工作中的方便和业余时间，写过一本《毛泽东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在国内有过很大影响，国外也有影响；１９８０年此书出过增订再版；今年又出增订三版（改名《早年毛泽东》），与此同时还出了一本“姊妹篇”－－《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所以可以说，我对毛的早年是有研究的。至于晚年，一种“百载难逢”的机遇，使我在“大跃进”时期一直生活在大风大浪的漩涡之中，有许多切身体会，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又尝“左”害二十年（我写有《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于１９８９年出版）。所以可以说，对毛的晚年，我比一般人多一些亲身感受。我们都生活在２０世纪，生逢其辰，何等幸运，饱经风雨，历尽沧桑。可以说，本世纪的前五十年是战争与革命，后五十年是冷战与发展，世界如此，中国亦如此。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自己的种种亲历，包括所见所闻，总应当不再如入五里雾中，而应当心明如镜才好，否则，岂不糊里糊涂过一辈子或半辈子！何况也只有这样，才能鉴往知来，有所趋避，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和心情，来了解毛泽东的晚年，并对其“左”的错误思想作些探讨的。在《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系《晚年毛泽东》一书序言）中，我说过，“在毛泽东的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与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正在进行研究，而且起步比国内还要早一些。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也算以身作则吧，于是有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这篇长文。它的产生过程简单说几句。１９８８年尾，一批中青年党史研究者邀我座谈晚年毛泽东，后来将录音记录给了我。直到去年，我才断断续续整理成文，先后五稿，越整越长。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加了个帽子，最后定稿。生平为文谨慎，这篇长文当然更是慎之又慎。定稿曾请几十位友好、学者专家和我敬仰的前辈审阅，有十多位同志除随手修正文字外，还另写了意见与我，有的长达三四千字，使我十分感激。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应尽快发表出来，这就使我决心将此文编入集中。
李锐
一九九二年七月于北京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