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也便于钻研。１９１６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
关于国学常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常识，当时毛泽东跟朋友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５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里说得很清楚：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介绍萧读《群学肆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比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要好，因为后者只侧重辞章，而前者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对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委都能有所接触：“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曾国藩一生标义理而主经世致用，还在北京做官时，即重经济之学。“经济不外看史”，这是他的老师唐鉴之言。因此曾对史学极为爱好（在军营中每天要读１０页史书），造诣也极深。钱穆说，“曾国藩又增经济一目，经国济民，正为治平大道，即政治学，与近人以财货为经济者大异其趣。”怎样获得国学的常识呢？信中说：“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
我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３４６００种。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９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７７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可以想见，这７７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他想读这些书，可是“身无半文”，买不起书。萧子升曾答应送他一些书，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下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看来，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自己也感到遍读这７７种书是难以办到的。
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虽然治学济世的思想已转向“大本大源”的哲学和伦理学：“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然而并未放弃对国学的研究：“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看来，毛泽东这时确也曾有过埋首经群史丛之中，想在学术研究上有番作为的。
杨昌济国外留学１０年，以西方所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伦常，决心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曾明确提出要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不过，杨昌济仍是一个理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仍以国学为主导地位，可说是一位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欲融合中西而为一种新儒学的学者。他曾同黎锦熙谈过：“有宋道学其能别开生面，为我国学术界开新纪元者，实缘讲合印度哲学之故。今欧学东渐，谁则能如宋贤融铸之，而确立一新学派者？”①１９１４年１０月，长沙创刊的《公言》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劝学篇》，其中所述可代表此种思想观点。文章认为“吾国固有文明，经、史、子、集义蕴闳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所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文中还谈到自古以来国学的源流派别，儒术为国学之正宗，有宋学、汉学之分，宋学有程朱与陆王之分，汉学有今文与古文之分。“各树一帜，互相非毁。今将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此等门户之争，早已不成问题矣。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则余对于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内人士正告者。子思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陆象山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约翰・穆勒曰：‘言论自由，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昌济在文中就此谈到他的热切期望：“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老师的这些观点，自然影响他心爱的弟子。无论从弘扬学术或救国之道而言，杨昌济的这些见解，尤其这个期望，是十分卓越而中肯的。百家争鸣，求同存异，探究真理，愈辩愈明。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此予以轻视。
①黎锦熙：《瑟侗斋日记》（未刊稿），转引自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第５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看重老师的这些见解的。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反映了老师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也反映了自己所接受的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他觉得“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于是信中首先谈到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方有可为。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的主张，才能探得大本大源。这种观点自然还受到《新青年》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等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尽管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时已震动整个知识界，他还是尊孔孟为得大本之圣贤，以儒家大同世界为自己的理想。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信中认为，只要普及了哲学，愚人可智；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手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何谓“圣域”，其条件与境界如何？“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这一理想世界深埋毛心中，晚年又挖掘出来，用之于人民公社运动。
关于中西文化互有长短的看法，包括留学问题，毛泽东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意见的。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留学与否的问题，杨昌济在《劝学篇》中，曾介绍过吴稚晖的见解：“苟无普通科学与外国语言之准备，则不必急急西游，苟求学之志坚，则虽在国内，凡西洋之学问，皆可曲折而求得之。”１９２０年２月在北京时，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会员的信中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毛泽东在学校时，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这个学社于１９１５年创办，主持人刘人熙，办有《船山学报》，其中的时论、政论多忧时之作。明亡之后，遗民学者王船山、顾炎武以及颜习斋等，痛心于理学清谈误国，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颜（习斋）李（恕谷）学派讲求的习行哲学，毛泽东也是很倾慕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毛更不例外。１９３７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１９１７年以“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文中引用了以中国书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如“仲尼取资于御射”，“庄子效法于庖丁”，以为重视实践精神的论证。总计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文等书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２０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１６人。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众所周知，对国学的熟悉运用，在“毛选”中更有充分的反映。这里可以顺带谈一下这个情况。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文革”时笔者在秦城八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３０条以上者有《左传》，２０至３０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１０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主张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这种可贵的思想特色，同他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同他在延安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一脉相通的；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更是一脉相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毛泽东早年的情况。他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７月２１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子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１９２０年４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在他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
①《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第８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着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１９３０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孝”与“悌”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强调内“仁”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却大讲“军旅”和“刑政”，并称“礼”与“法”，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外王”两途。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毛泽东一生强调“造反”和“斗争”，老而愈坚，明确反对过“行仁政”和“下罪己诏”。革命胜利前夕，还把历来被儒家尊为圣人的伯夷、叔齐称作“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小差逃跑分子。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大批特批刘少奇的“黑修养”（此文在延安时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固然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无所不在的思想，实难同“敬天法祖”、“仁民爱物”、“道中庸”、“致中和”为主旨的儒家教条相调和。事实上，从属文到谈话，毛虽然惯于引举儒家成语，却从不引用代表儒家典型思想的语言。
中国自古以儒家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为主的人文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两者是并行发展的。这种伦理道德只能导致专制主义。旧时家家户户悬挂的“天地君亲师”位，昭示君主全能，拥有全权，能参天地，为治乱枢机，一切事物最高裁决者。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即不是引向个性解放，人格平等，而是引向个性泯灭，人身依附。儒家把道德看成为人处世最高层次，道德至上，王权至上，等级贵贱，使人成为驯服工具。宋明理学发展到守节事大，从一而终，限制人的全面发展。西方近代平等、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则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建立，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成果。可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基础条件，又转眼之间跨过了原来正确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至后来越来越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陷入２０年“左”的误区。长期以来，从政治思想到经济活动，总是害怕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同封建主义反相安无事，和睦共处。这一方面合乎历史逻辑，同时，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毛泽东身上发生的负效用，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确非易事。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何必曰利”；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Ｑ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①
①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３６－３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不过，孔子把人还给社会，先人而后神，孔学和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同实用理性的仁学精神又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说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拥护。突出人格的主动性，以身作则的实践性，勤奋学习、追求知识，以及意志锻炼、自我控制等，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道德自觉所构成的“仁”，确实达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有这些出自《论语》的体验“仁”的精神的语言，孔子自己的以身作则实践并教导弟子自觉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从而起着一种替代宗教又同宗教类似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国不同，不会以教代政，而出现如宗教教派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中国自古以来，不论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统治力量，反而多少吸收儒家学说，而丝毫不影响儒家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孔夫子在历史上起过的这种正面作用。“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感情、思想和态度，而它们又都可以溯源于仁学结构。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这根脊梁与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说毫无关系。”①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３８－３９页。
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不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且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①这里所说的许多“家”和“英雄”、“领袖”，同鲁迅所说的“脊梁”自是同一意义。毛历来主张对历史遗产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就在所有这些丰富遗产和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无不同孔孟学说或大有关系或小有关系的。因此，精华与糟粕，或共生，或互生，都不会单一的纯而又纯。无论学说、人物、事业或历史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难以分析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或精华或糟粕。因此，对这些历史上的人事，切不可采取或一笔抹煞或全盘肯定，或捧之上天或踩之入地的态度。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６２２－６２３页。
孔子的入世态度和儒家的实用理性，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是相通的。前面提到了“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也是孔子儒家的东西。“班固的《汉书》为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仍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则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以实事求是精神贯通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他们讲求‘实事求是’，主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①曾国藩沟通讲求考据的汉学与讲求义理的宋学，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有其独到的见解：“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②曾国藩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相通的：“事”与“物”等同，即客观事物；“是”与“理”等同，即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求”就是“穷”，即去研究穷尽。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深受其父教泽，他在所作《文法举隅序》中强调：“中国声名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必须“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他干脆把西学称为“实事求是之学”。
①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２３页，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②《书学案小识后》，《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四个字，“事即物”，“是即理”，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学习批判“左”倾教条主义时，借用了这四个字的含意，不仅用来解释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三个方面，对“实事求是”作了崭新的科学解释，使这四个字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内涵与外延的意义，从而为全党树立了新的学风与新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种“古为今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住进中南海，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了。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所载：进北京后，根据他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１９５２年买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四部备要》于古籍收得较全，恐怕绝大部分他都读过了。除此之外，他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包括诗词曲赋和小说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类杂书，包括《智囊》、《笑林广记》之类。中国史书他读得最多，４０００万字的《二十四史》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据毛岸青、邵华回忆：“直到１９７５年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手都颤抖了，还在许多册上亲手写下了：‘１９７５・８再阅’，‘１９７５・９再阅’的记载。”）外国的文学名著只读过《茶花女》等数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很少看。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１９５８年１月南宁会议后，回到北京，一个夜晚笔者奉召去到他的住所。宽大的木床上，有半边堆满了线装书，主人则靠坐在另半边。房中有一边墙被书架遮住，全是古籍。秦城忆旧时曾有七绝记此印象，头两句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这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一方面，自幼年到青年到老年，长期执着地浸沉在国学的嗜好与熏陶之中；而另一方面，时代则要求国家必须迅速摆脱长期文化经济落后的局面，国家必须以发展生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为中心任务，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逆向的主客观情势，即大量不得清除的封建落后的思想与先进的社会主义之间（何况社会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都还没有彻底搞清楚），确有难以调和难以并存的矛盾；长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道路和不断的政治（反右）运动，又反而掩盖了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广大群众和社会生活中，封建思想传统比资产阶级思想传统要广泛深厚得多。因此，这种逆向情势，恐怕也是促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否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求助于“土法上马”，砍树木“大炼钢铁”；不会向《张鲁传》、《大同书》求教，“吃饭不要钱”，办公共食堂，向共产主义“穷过渡”。后来也不会“深挖洞、广积粮”，搞大三线。至于“文革”十年动乱中的“破四旧”、“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直到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赞许秦始皇的暴政，吹捧吕后……那更不是什么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是将封建主义、帝王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林彪、“四人帮”借机推行封建专制主义。这是对五四运动与延安精神的反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动。
国学和孔子学说中的珍贵遗产要继承，但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一定要肃清。这就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教训。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进行了２８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①
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２９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