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是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为《晚年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原载１９８９年２月２日《光明日报》
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他的一生，曾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即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在长达４０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习惯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曾长期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因此，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国外已经发表的有关论著数以千计，近年尤注重研究毛泽东的晚年实践及晚期思想。
在毛泽东生前，国内出版过若干种写他的书，其中多数很难说是科学的研究。陈伯达在延安写的几种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曾发生过较大影响。萧三的一本，提供了一些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传记材料。我在５０年代初写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曾影响过一代青年，也是政治价值高于学术价值；１９８０年再版本是增补改写过的，其影响似乎在国外大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时出现了许多宣传毛泽东事迹的印刷品，还出现了几种民间版本的文集和语录。这些更谈不上研究，大抵不过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宣传品罢了。只是在民间版的文集中，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若干不易见到的未经核实的材料。
对毛泽东研究的真正突破，是１９８１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现在不仅有全国性的组织，还有好些地方组织，出版了多种期刊，专家学者定期集会，有关论著每年几百篇，出现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呈现出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本人对历史和党史的研究，从来主张百家争鸣（他曾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１９７８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如果没有随后理论务虚会的讨论，如果没有《决议》起草期间全国４０００人的讨论，能够写出并通过这样好的《决议》吗？《决议》通过之后，八年来，对毛泽东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一步。本书就是近年国内报刊发表的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论文的一个选集（也收入了少量尚未发表过的文章），它反映了学术界所达到的新的水平。
在毛泽东研究中，最复杂、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而且是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晚年“左”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因为，这一位曾经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危难、希望和力量的伟大人物，在他晚年的长时期中，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给他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为他自己造成历史的悲剧。关于毛泽东尤其是他的晚年，国外有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他们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比国内还要早一些）。敌视中国共产党和抱有成见的人的那些简单谴责或恶意诅咒，当然谈不上什么科学的研究。许多严肃的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表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多次来华的施拉姆教授，他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政治传记《毛泽东》（现已翻译出版），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有的学者在论著中，也常不免带有某些片面性，或强调个人责任，或着眼于高层权力之争，或从气质、性格等方面探求，或所据资料不够确切而影响立论。不过这些著作都有某些可取之处，能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深入研讨。对比之下，我们确有某种惭愧之感：对于这位巨人的研究，难道我们反而落在外国人的后面吗？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的研究，国内近年已有了新的开展。如有的高等学校已为此开设了选修课程；中央党史研究室已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大量论文不仅见于党史刊物，也见于其他刊物，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这一情况自同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来自昨天，昨天影响今天。人们认识到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重新认识过去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从中汲取教训，求得借鉴，这样我们才能轻装前进。当前许多新学科、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当代哲学等为人所重，重新学习，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为热点等等，也都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开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关于毛泽东研究青黄不接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现在已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是这方面的主力军。这本书的作者除开黎澍和李泽厚是著名的老年和中年学者以外，就都较年轻，他们的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几篇论文，把毛泽东晚期思想放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环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不但能够看出他是中之非，而且还能看出他非中之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黎澍同记者的对话说：看来是对身后之事不放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所凭借的，从思想方面来说，第一是教条主义；第二是个人崇拜。有了这两条，人们就疯狂地“反修”，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起于６０年代初的“反修”，是教条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更是什么都是资产阶级，简直使人坐立不安。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极端僵化的斯大林教条。为什么产生教条主义？由于愚昧。愚昧来自贫穷。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都很低，不知世界之大，只守着这么一点东西。教条主义只有拚命“左”倾，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就是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甚至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实际上搞成愚民政策。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佳土壤，这与中国的小农经济联在一起：有人要人崇拜，有人要去崇拜。个人崇拜的萌芽，就在个人专断，也就是家长制，封建社会派生的人身依附。黎澍认为，个人专断与家长制这一现象，至今还值得注意。李泽厚的文章指出：在毛泽东那里，本来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唯物史观的范畴，逐渐变成了超时代的道德伦理范畴；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超时代的政治内容。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于是成了突出道德、道德挂帅，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奋斗精神。而这种道德主义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有其深厚基础。“文化大革命”，便是由新的术语装点，植根于小生产的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沉扬的论文也分析了毛泽东对待社会发展的伦理态度，指出它高扬的，不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道德风貌。这种伦理态度，又是同小生产的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道德观难以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弊病出现了。可是他却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制度基础的矛盾。他想用超经济的力量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萧延中认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主导，是人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想以专断实现民主。毛泽东感到人民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但不愿“继续革命”的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他自己率领“造反有理”的广大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他晚年堕入多层的思维陷阱，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宰性，把社会发展和经济规律，看成单纯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的派生物（“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人际关系上，将“统治”与“管理”相混淆，将复杂、多样的交往关系简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救世主”的“自我”意志，自觉或不自觉地当成全民族力量的发源与中心。“相信群众”实际上只是“相信自己”的代名词，从而走上靠个人专断以实现人民民主的迷途。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同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经济基础与民族心理等密切相关，否则就难以解释他的即兴之语，竟能在亿万人民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郑谦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否认矛盾的存在的片面性，但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老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以致最后把斗争绝对化为否认同一性的斗争性。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直到“文革”时“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把矛盾等同于对立，对立又等同于斗争，形成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斗争哲学。石仲泉和王禄林的文章，细致地分析了毛泽东由于误解了马克思的一些提法，而导致实践上的失误。我以为这些见解都很深刻。我曾经参加当年４０００人对《决议》草稿的讨论，大家对毛泽东晚年为什么犯那么大的错误，发表过许多意见和看法，我也对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功劳第一，错误第二”）作过概括性的发言。回想起来，讨论中似乎没有听到过上述这样的议论，有的意思接近，但还没有这样明晰。书中值得重视的好意见还多，好些文章见诸报刊后，在读者中已引起广泛反响，这里就不再列举。当然，不能说，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论点都很确切，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
我很同意中央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这一概述：“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应加上一句：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某些正确的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等等。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指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同毛泽东思想有严格的区别；但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也不能等同起来。”据我所知，当前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分析；关于“个人崇拜”形成及发展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前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同马列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晚期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许多中青年学者希望，这种研究需要分门别类作许多专题研究，也要走向整体研究；不要述而不作，要由描述性研究走向高层次的分析；要重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有关理论；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当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之时，要从旧轨道转入新轨道，问题丛生。我们面临世界性的新挑战，我们要解决的新问题多极了。我们的口号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似乎不应当老纠缠旧账，回顾过去，以免分散精力，或者如通常说的，不要影响安定团结。然而破旧立新，两者是紧密相联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既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同我们今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文化背景、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改革的历史负担，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不论是研究他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思想，都应当看作是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在中国实行改革，不研究中国，不研究当代中国，岂非笑话。在这方面是不应该有什么禁区的－－只要它是科学的研究。我们相信，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其“左”的错误思想）研究的开展，必将在指导理论方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书编者命我作序，我没有推辞，一则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赞同，一则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于是草草翻阅了集子中的一部分文章，记下一点读后感，加上一点我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就算是序。
